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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了去年上映的黑色犯罪喜剧《绑架毛乎乎》。

影片由王一淳执导，讲述了这样一个荒诞的黑色故事：

保姆石俊霞(曾美慧孜饰)因对精英雇主孙心如(闫妮饰)羡慕嫉妒恨，于是联合旧情人任胜利(姜武饰)绑架雇主心智不全的儿子毛乎乎(张博鑫饰)，勒索100万元。但绑架计划开始实施后，意外频发。石俊霞、孙心如夫妇、任胜利等相继丧命，只有懵懂无知的毛乎乎活了下来。

单就故事梗概来说，似乎应该是一部相当引人入胜的影片，但上映后累计票房仅61.7万元;网络评分仅5.9。

由此可见，本片既未被市场认可，口碑也只能说一般。

有影迷调侃说，这部颇有雄心的电影所以落入窘境，可能和导演看得电影太多，又不能从中跳出来有关。

《绑架毛乎乎》“致敬”了《寄生虫》(奉俊昊，2019)、《冰血暴》(科恩兄弟，1996)、《完美的世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1993)、《冷酷祭典》(克劳德·夏布洛尔，1995)、《小丑》(托德·菲利普斯，2019)……等等。

但导演没有意识到的是，把这些电影的精彩桥段与构思一锅乱炖，并不会自动炖出一部好电影，反而会令观众产生拼拼凑凑、不合逻辑的凌乱感。

不过，《绑架毛乎乎》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充斥着对穷人的恶意。

《绑架毛乎乎》看似以“全员皆恶”的黑色幽默解构人性，实则在镜头语言、角色塑造与叙事逻辑的深处，暗藏鲜明的“仇穷”偏向。

影片将底层的恶具象化、行动化、原罪化，让底层角色成为所有悲剧的显性制造者，而精英阶层的恶却被模糊化、合理化、符号化，甚至以“焦虑”“无奈”为借口被轻描淡写，乃至豁免。

这种叙事处理，本质上是将社会矛盾带来的冲突，简单归罪于穷人个体的道德缺陷——这是典型的“仇穷”式创作表达。

具体来说，影片对穷人的恶意，首先表现在将底层之恶塑造成主动、极端且无底线的行为之恶，让底层角色成为犯罪的唯一载体。

保姆石俊霞，是一切恶行的发起者。

编导用多个镜头强化她对雇主优渥生活的嫉妒——盯着雇主的奢侈品、看着豪宅面露怨怼，将绑架的核心动因归为底层对精英的恶意觊觎。

石俊霞在身份败露后，对一直非常喜欢她的毛乎乎顿生杀机，但又阴差阳错地自己吃下被下了老鼠药的面条，一命呜呼。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桥段，一方面强化了她的冷酷无情，另一方面，又对她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无情嘲弄。

编导对任胜利的塑造更具偏见。

影片赋予他鲁莽、贪财、愚蠢等特质——随意泄露绑架信息、与石俊霞争执时差点暴露行踪、因疏忽大意丢失赎金等，这些行为让绑架多次失控。

他的这些举动，被影片归因为“没文化、智商欠费”，即便有与毛乎乎的温情戏份，也只是作为“恶的点缀”，最终的自寻死路也无法实现自我救赎。

影片刻画石俊霞与任胜利的结盟，是二人一拍即合。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道德层面的犹豫、挣扎，如此一来，影片就将底层塑造成“为了利益可以轻易结伙犯罪”的形象，却刻意回避了两人的生存困境，让他们的犯罪成为“无因之恶”，彻底原罪化了。

与对底层之恶的细致刻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对精英阶层，即孙心如夫妇的恶，进行了全方位的弱化，将其塑造成被动、隐性且可被理解的“情绪问题”，没有产生任何显性的负面后果，甚至将其归因为“中产的普遍焦虑”。

如此，就让精英的恶逃脱了道德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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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毛乎乎》的导演王一淳，声称影片要展现“日常生活表象下的暗流涌动”，但这股“暗流”，却只让穷人去涌动、去爆发、去犯罪，而精英阶层只是“暗流”的受害者。

这种叙事，本质上是站在精英阶层的视角，对底层进行的道德审判——它不反思社会结构问题，反而要求底层安于自己的位置，不能有任何反抗，否则就是“穷生恶”。

值得注意的是，影视作品、短剧、网络小说、网络段子、相声、脱口秀等，以“穷生奸计”为主题，或含有“仇穷”倾向的，并不仅仅是《绑架毛乎乎》，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意味着精英阶层正在以一种高度的自觉，展开一场针对底层的系统性的PUA——以社会规训、道德审判、价值否定为手段，将结构性压迫造成的贫困，扭曲为底层个体的“原罪”，目的是维护现有的对精英阶层有利的“秩序”。

这种精神操控，比肉体的压迫更隐蔽、更顽固，也更具杀伤力——它让穷人在财富上被剥夺殆尽之后，在精神上也被征服，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从而杜绝社会进步的任何可能。

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