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差

当年，前往丹江、十堰办事即为出差，若需到总后工厂部及相关局机关办事，则称为“出大差”。长途出差乘坐火车可享受硬座补贴，因此即便有卧铺票，大家也会选择硬座。在那个年代，能获得出差机会是令人羡慕的事，得知他人即将出差，同事、同学常会托付代购物品、捎带物件，出差人员也都会尽力完成这些附加任务。我曾经去北京出差，仅受同事委托代购北京布鞋就达18双，在大栅栏的“步瀛斋”按采购清单装满两个旅行袋。彼时无拉杆箱，返程时只能前后背负，宛如重庆的“棒棒”。

1973年9月，我带领总装班8人前往广州市华南缝纫机厂参观学习，中途前往南方大厦游览。我指定一处临街大门作为集合点，告知大家给予两小时自由活动时间，5点30分在此集合，过时不候。不料三小时过去，仅1人按时抵达，其余人员不知所踪。后来才知晓，南方大厦有4个外观相似的大门，导致大家迷路。从广州返程时，我咬牙购买了4包单价0.75元的“红塔山”香烟，带回工厂招待同事与朋友。

总后工厂部位于北京丰台75号院，我们前往办事时，通常住宿于朝阳区总后呼家楼招待所。从东城区前往西城区，需先乘地铁至万寿路，再转乘公交车。办事结束后，因当时工资微薄，不敢在75号院附近消费，便乘地铁至苹果园，随便吃一碗烩面果腹。

1976年冬季，我在西安3507厂出差期间接到工厂电话，需前往陕西省礼泉县核实一名职工的家庭实际情况。我向3507工厂借了一件皮大衣便动身前往，抵达礼泉县城时已近下午5点，距离目的地仍有10多公里，且当日班车已停运。我向当地县政府办公室出示中国人民解放军3607工厂的介绍信后，办公室副主任立即安排一名干事，骑一辆28式自行车载我前往。礼泉县地处秦岭支脉，下坡时还算顺遂，上坡时便需推车步行，西北寒风刺骨，耳根冻得麻木，皮大衣内却因劳累渗出汗水。抵达该职工家中后，才发现全村人都居住在窑洞里。深山村民听闻来了一位湖北人，纷纷前来围观，仿佛见到了稀罕事物。该职工家庭当时极为贫困，招待我的晚餐仅有三道菜：蒸干辣椒、煮大白菜帮子、烤土豆，均无油星，仅在碗碟中撒了少许食盐。当晚，我被安排在大通铺火炕的首位，身后依次是该职工的父亲、兄弟、姐妹……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在窑洞里住宿。

工厂开办“7·21工人大学”时，教材短缺成为难题。因我对武汉大专院校相对熟悉，王坤法安排我出差采购教材。父亲给华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友人写了推荐信，该友人又转介我至华中理工学院(简称华工)印刷厂。抵达华工后，我才得知所需教材极为紧缺，即便有领导批示，会计开票、仓库发货环节仍屡屡受阻。

次日，我先前往3510工厂，购买了10对单价0.5元的军绿色罗纹套袖，再返回华工印刷厂，将套袖分赠给会计、出纳、保管员等工作人员。众人欣然接受后，教材出库事宜得以顺利办妥。面对几大捆教材，我又犯了难——当时无出租车，从华工到武昌火车站十余公里无直达公交车。我只好返回家中，向亲戚借来一辆自行车，返回华工将教材捆装上车，骑行至武昌站办理托运手续。

通 讯

建厂初期，工厂购置一部50门人工电话交换机，安排3名话务员24小时值守，外线接入浪河店邮电局，内线主要保障各部门及厂级领导家中通话需求。若遇紧急电话联系不上当事人，便通过广播呼叫：“XXX请马上接电话!”

若在外地出差需向工厂请示工作，需前往邮电局填写长途电话通讯单“挂号”，而后在一旁等候接通。邮电局话务员通过113长途台依次转接“丹江——浪河——八七厂”，线路接通后，安排通话间并开始计时，通话结束后到柜台结算费用。若遇线路繁忙，往往需等候大半天才能接通。

为改善三线企业通讯条件，1984年，依据总参通信部“(82)通司字第222号”文件，总后工厂部决定在我厂安装一部12路载波终端机。总后驻均县生产基地的五厂一院一库分别向我厂架设线路并入该载波机，再由我厂架设69.6公里空明线路，悬挂3.0毫米铜芯线、4.0毫米铁芯线各一对，接入驻老河口86079部队军用线路，并入全军通信网络。载波机可在一对铜芯空明线路上同时传输不同赫兹频率的音频信号，有效解决了五厂一院一库对外通讯依赖民用线路、需排队等候的难题。

工厂设立通讯站，配备专职话务员李西平、魏香萍、杨彩群、杜玉娥，外勤人员薛鄂生、卢祖毅、赵子清、丁仁义、王业立，司机李新民。载波机安装后，线路巡检矛盾随之凸显——沿途村民发现铜芯线后，盗割案件频发。尽管地方公安部门重拳打击，对典型案犯以“破坏国防通讯设施罪”依法收监判刑，但仍有人铤而走险，屡禁不止。为此，工厂为通讯站配备一辆北京吉普车及相关器械工具、高倍望远镜，外勤人员全天候值守，一旦发生线路故障，立即出发巡检抢修。总后军需生产部劳资处特批通讯站9名人员列入“其他人员”类别，不占用企业工资总额人员编制，这在当时总后直属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

电 影

三线军工企业建厂初期，文化娱乐生活极为匮乏，能观看一场电影堪称奢望。工厂最初购置两台35毫米移动式电影放映机，可按每秒24格的速率匀速播放，两机交替放映时，观众视觉误差较小。受“文革”特殊年代限制，建厂初期放映的影片多为“三战”和“样板戏”，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前的部分影片逐步解禁。1972年7月的一个白天，工厂计划放映《天仙配》，当时俱乐部尚未建成，相关部门紧急组织人员，用油毛毡封闭308工房窗户，在大门上钉上黑布帘子，将工房临时改造为放映场地。全厂职工及家属均站立观影，我让年幼的儿子骑在肩头，自己扶着他的双腿，全程“听”完了这场电影。

每当工厂计划放映电影，广播室便会提前播报通知，这一消息不仅为职工家属知晓，周边十里八乡的村民也会闻讯赶来。尤其是农村孩童，常常不吃晚饭就翻山越岭赶来，四处捡拾砖块、木板抢占观影位置，在球场上追逐嬉戏直至天黑。电影开场后，前几分钟孩子们尚能全神贯注，片刻后便纷纷昏昏欲睡;电影散场的嘈杂声将他们惊醒，才拍拍屁股起身返程。

为丰富职工文娱生活，首任厂长安海道费心竭力。他顶着上级不许修建楼堂馆所的巨大压力，以扩建职工食堂的名义修建了工厂俱乐部，成为当年总后均县生产基地的标志性建筑。俱乐部土建工程竣工后，因顾虑上级检查，暂未装修及安装座椅，仅用水泥砖支起长条方木作为临时座位。

若相邻兄弟工厂同步放映同一部影片，便需“跑片子”(轮流传递影片拷贝)，有时影片传递至我厂时已近凌晨。为不耽误职工休息，影片送达后，广播室破例播放起床号通知大家观影。月光下，睡眼惺忪的职工们有的怀抱熟睡的孩子，有的搀扶着老人，兴致勃勃地赶往俱乐部。观影结束后，大家匆忙小憩片刻，便需按时上班。这种“凌晨吹号看电影”的场景，成为三线建设时期独有的记忆。

电 视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电视”这一新鲜事物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当时，我厂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寥寥无几，为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加里森敢死队》等节目，也为让孩子尽早接触外界新生事物，许多职工想方设法到有电视机的家庭“蹭看”。1979年左右，厂工会在光化县(今老河口市)联系到一批12英寸日电牌黑白电视机，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职工发售，“看电视”自此成为职工重要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减少电视信号的“雪花点”，不少职工想方设法自制远程接收天线，各种实用的信号接收方法在职工间相互借鉴推广。

针对这一问题，工厂领导决定在青平山山顶(工厂的最高制高点)，架设差频转播发射天线及配套设备。为此，需在山顶建造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屋并接通电源，在屋顶安装直径约8米的接收天线“天锅”及十余米高的定向发射天线。职工群众得知此事后，纷纷表示支持，主动要求参与义务劳动加快建设进度。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百余名职工自发前往工地加班，搬运建设物资：有人扛水泥砖，有人从家中拿来水桶、脸盆、旅行袋装载砂子、鹅卵石，沿着青平山斜坡徒步攀登约400米抵达山顶，劳动难度极大。

差转机投入运行后，看电视成为职工不可或缺的业余文化活动。朱发连曾讲过一个笑话：一天晚上，他去段世才家中办事，在门外多次敲门均无人应答，屋内却传来电视节目声与欢声笑语。无奈之下，他打开段家大门口的电闸盒拉下闸刀，屋内众人当即跑了出来。

生 活

三线企业职工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山区夜间蚊虫肆虐，白天则有小咬(蠓蚊)侵扰。从大城市前来的职工起初不了解小咬的厉害，常将孩子放在门口晒太阳，导致孩子浑身被咬满红肿包块，才知晓其危害性。

建厂初期，职工家庭均自行搭建火灶，燃料依靠从基建木工房运回的锯末、从山上捡拾的松果与松针，煮饭、炒菜、烧水全靠一口铁锅。每至傍晚，家家户户炊烟袅袅，与乡村景致别无二致。后来，技术科专门设计了煤油炉供职工使用;随后，“五七”连开始制作煤球，职工家庭的冬季取暖及衣物烘干条件得以改善;再后来，一种带有特制炉胆、填充保温材料且可封火的“黄陂炉子”逐渐普及，减轻了职工每日生火的负担。最终，在地方政府与工厂的共同努力下，职工家庭逐步用上了石油液化气，生活便利性大幅提升。

1970年，我从乔子沟搬至吴家院，与周礼凯、王常平同住一间土坯房;后来又迁至总装车间后坡的男单身宿舍，虽为砖墙结构，但墙体未砌至屋顶，顶部采用木条与芦席吊顶，隔壁房间的说话声清晰可闻，私密性极差，且鼠患严重。我们曾从浪河店买来捕鼠笼，下饵几分钟后便听到“叭”的一声，跑过去一看，竟同时捕获了两只老鼠。成家后，我从单身宿舍搬至小洞口两层楼的一楼一室半户型，室内无卫生间，需前往公共厕所。左邻右舍分别为段世才、肖艳生，楼上住着李芳豪、柴业盛。这栋宿舍依山而建，主卧室窗户推开不足半米处便是裸露的坟头，我只好常年拉着窗帘;第二次搬家至大洞外三层楼两室一厅，4户人家共用外走廊卫生间，邻居为欧阳万详、徐世康、何兆国;1985年第三次搬家至大洞口两室一厅，终于拥有了室内卫生间，对面住户为李海舟，楼下为庞延均、聂金玉;最后一次搬至新建的三室一厅，对面是黄峰，楼下为杨顺礼、谢先涛。

当年，职工家庭的家具多为工厂自产，家庭主妇们勤于擦拭，将家具打理得光亮如新。在收入微薄、需凭布票购物的年代，一床印花美术床单便成为家中引人注目的物件——不少人家晚上睡觉前会将美术床单掀起叠好，使用下方的普通床单，以保持美术床单的整洁美观。

为改善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安海道厂长想尽办法，创下多个“第一”：修建俱乐部、冷冻库，开办豆腐房、家具房、粉条厂，将快艇改装为捕鱼船，引进“张豆皮”制作技艺等。从3506厂调入的后勤副厂长熊超亭与服务公司经理丁大昌，更是以身作则、真抓实干，全力做好后勤服务工作，让职工群众享受到最大优惠与实惠。曾有一段时间，总后第七职工医院(2397)购置奶牛后，向周边工厂供应鲜奶。为让孩子能像城里人一样喝上鲜奶，我们常常估算着七院售奶摩托车的抵达时间，提着钢精锅在大洞外等候，生怕错过。值得一提的是工厂家具房，史荣华、朱成龙、许壁峰凭借精湛技艺，主持家具的设计、生产与管理工作。半个多世纪过去，他们打造的三门柜、独门柜、条桌、方凳等家具依然稳固耐用，生漆漆面泛着暗红色光泽，成为职工家庭不愿丢弃的珍藏。

春 运

春运工作对三线企业而言至关重要。1970年春节临近，绝大多数来自武汉的职工都计划返城过年。考虑到工厂物资匮乏，且临近的襄渝铁路尚未通车，厂领导决定安排车辆送职工回武汉。车队由1辆大客车(搭载老弱妇孺)和10辆带棚解放牌卡车组成，浩浩荡荡驶向武汉。行至随州附近时，车队发生追尾事故，后车水箱严重损坏，难以修复。车队勉强抵达随州后，经随行指挥的蔡树森、肖堂友、潘良俊等人研究决定，就地向当地企业借用一副三角链接架，拖着事故车辆继续前行，历经约14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3604厂。正月初五清晨，返程职工赶往3604厂集合乘车，行至孝感时停车吃早餐。数百名职工从军车上跳下，直奔当地糊米酒店，小店老板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食客群体，即便手脚麻利，也难以满足众人需求。最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混乱场面失控，车队鸣笛起步时，回过神的小店老板们在身后懊悔不已、举手顿足。

这次汽车春运中，众多非武汉籍司机默默奉献，随行组织者也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与压力。此后，工厂每年春运前都会责成劳资、器材、后勤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确保职工以最低成本、安全顺利返乡返程。后来，我们曾乘坐过无乘务员、无水电的“闷罐车”(货车车皮)，也经历过乘汽车至襄樊再转火车的行程，还享受过襄樊调来延长线客车、临时从丁家营站始发的专用列车等便利。

工厂劳资科在春运工作中付出诸多努力，谢荣华、王体镇、余厚环等人提前两三个月前往襄樊、六里坪、丹江口、丁家营等车站，对接运力安排、协调车辆资源，制定工厂春运方案并争取铁路部门支持。期间，既有情感上的支撑，也不乏突发状况：为等待铁路部门临时调整运行图以适配工厂春运需求，我们需在铁路部门外守候十余个小时，不敢有丝毫懈怠;一次从襄樊对接完春运事宜返程时已至晚间，司机邓礼均驾驶的北京吉普行至土关垭时突发电路故障，大灯熄灭。当时夜间路边维修视线受阻，只好跟随前方车辆“盲驾”，转弯时众人需探出头窗外观察路面，生怕坠入山沟。若与前车失联，便只能原地等候后续车辆，如此缓慢行驶至工厂附近的“采石场”，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负责对接春运工作的人员极为辛苦，往往待各项事宜安排妥当，已临近发车时间，只好匆忙带着家人、背着行李赶往车站。有时需在站外将妻儿及行李从车窗递上车，自己再奋力攀爬上车，内衣早已被汗水浸透。

春 节

早年无春节长假，工厂春节放假常“灵活安排”，考虑到职工平日加班较多，一般会放假至正月初五、初六。若留厂过年，干部需参与值班。建厂初期的大年初一，厂领导会带领值班干部，逐一登门慰问留守职工家庭。后来，随着留厂人员增多，改为大年初一上午九、十点钟，在俱乐部放映电影，由厂领导致辞团拜。职工节后返厂当日，留守职工会提前备好酒菜，等候同事好友归来，共饮洗尘酒。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惯例召开办公会，通报节日期间工厂情况、各部门出勤状况，并部署后续工作。这场办公会也俨然成为各地品牌香烟的“展示场”：大家拿出从全国各地带回的香烟，相互传递品尝。气氛热烈时，不吸烟的张培德推开窗户，屋内浓重的烟气瞬间涌出，犹如着火一般。

正月十五闹元宵，是工厂最热闹的夜晚。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囤积鞭炮，准备尽情欢庆。一车间、器材处、后勤处总能精心编排龙灯、旱船、蚌壳精等民俗表演，屡屡拔得头筹。“闹元宵”活动通常先在厂灯光球场集中演练，而后深入各宿舍区，有时还会走进厂领导家中。户主见到表演队伍前来，格外欣喜，在凉台上燃放鞭炮“接彩”，鞭炮放完后，便慷慨地将成包香烟塞给表演者。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珠筒、二踢脚、冲天炮将夜空装点得绚烂夺目，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祈愿新年顺遂、工厂兴旺。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