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模糊却顽固的感觉。

你很难说清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只是慢慢发现：事情明明是照着“对的方向”在做，却越来越别扭;话明明是实话，却越来越不好说;人明明没变坏，却开始活得心虚、疲惫、拧巴。

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会先怪自己。

是不是能力不够?是不是方式太直?是不是还不够圆滑?是不是还需要再成熟一点?

可时间一长，你会发现一个越来越刺眼的反差：

真正混得开的，往往不是最能干的，也不是最负责的，而是最会避事、最会表态、最懂得什么时候装聋作哑的人。

而那些真的想把事情往“该去的方向”推的人，要么被晾着，要么被消耗着，要么被一句“别太较真”轻轻按住。

到这一步，很多人心里都会闪过一个危险的念头：

是不是问题，已经不只是“个人不适应”，而是这套系统本身出了毛病?

而更残酷的答案是：系统往往不是“出了故障”，而是已经变了质。

系统一旦变质，最先变化的不是口号，而是目标。

它不再关心问题能不能解决，只关心事情会不会闹大;

不再在意结果好不好，只在意过程安不安全;

不再奖励把事做成的人，而是奖励“保证不出事”的人。

于是，“对不对”开始让位于“合不合适”：

只要合适，糊弄可以;

只要合适，推诿可以;

只要合适，问题放在那里不动，反而成了最稳妥的选择。

在这样的环境里，劣币驱逐良币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这里的“劣”，并不是指愚蠢或懒惰，而是指更适应这种环境的行为模式。

它不碰原则，因为原则会制造麻烦;

它不追因果，因为因果会指向责任;

它不试图解决问题，只试图把问题“处理掉”。

而“良”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还在当真。

它真的想把问题解决，

真的想把账算清楚，

真的想对结果负责。

可在一个已经变质的系统里，你越认真，系统就越紧张。

因为你的认真，会暴露别人的敷衍;

你的成功，会抬高整体标准;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大家都这么干”的否定。

所以，良币很少是被公开否定的。

更多时候，它们是被拖、被晾、被消耗。

事情交给你，功劳未必有;一出问题，责任一定落到你头上。

久而久之，要么被磨平，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挤走。

当劣币占据多数，连是非本身都会翻转。

讲原则，成了不懂事;

讲事实，成了没大局观;

拒绝潜规则，反倒成了“情商低”。

很多人其实已经意识到问题。

他们每天抱怨办事难、抱怨不公平、抱怨好人没好报、抱怨踏实做事的人反而被挤到角落。

可与此同时，心里又始终留着一线幻想：

也许只是暂时的;

也许再熬一熬就会好;

也许上面并不知道，只要被看见了就会纠正。

正是这点幻想，让人迟迟不肯承认一个更残酷的事实：系统已经完成了反向筛选。

所谓“系统变质”，并不是哪几个坏人作恶，也不是偶发的失误，而是整个运行逻辑发生了整体反转。

规则不再筛选能力、责任和良心，而是开始奖励投机、服从、表演和甩锅。

一个人做事越扎实，越容易背锅;越会说漂亮话、会配合，越安全、越上升。

到这一步，个人的善意就不再是优势，而是负担。

而幻想，正是在这个阶段，成为最强效的麻醉剂。

幻想的本质，是用未来的不确定性，抵消当下已经确定的伤害。

它让人相信：再忍一忍，就会轮到自己;

它让人忽略：系统根本不打算为这样的人保留位置。

如果把目光真正拉回历史，会发现一个非常刺眼、却常常被刻意忽略的事实：

真正压死一个腐朽系统的，从来不是它有多烂，而是它在已经烂透的情况下，依然成功制造了大量幻想。

晚清就是最典型的样本。

从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还能不能作为一个有效系统存在的问题。财政枯竭、军队溃散、吏治崩坏、中央对地方失控，这些都不是秘密。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结构已经严重溃败的状态下，幻想却顽强地存在了半个多世纪。

幻想的第一层，是“还能修补”。

洋务运动时期，很多人真心相信，只要引进机器、造几艘船、办几所学堂，就能在不触动权力结构的前提下，把局面“拉回来”。

这套逻辑的核心，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回避问题的根源——制度本身已经无法约束权力，也无法组织有效的社会动员。

于是你会看到一个极其讽刺的场面：

一边是军事、财政、治理能力全面塌陷;

另一边却是“只要方向对”“慢慢来”“国情特殊”。

所有真正指向结构的人，都被视为“激进”“危险”“不顾大局”。

而那些最擅长在破船上刷漆、写报告、讲忠心的人，却成了中坚力量。

幻想的第二层，是“还能撑”。

当“修补”的幻想破产后，新的幻想出现了：撑一撑，也许国际局势会变;撑一撑，也许能熬过去。

于是，“稳定”被抬高到压倒一切的位置。

在这个阶段，系统已经不再试图解决任何问题，而是转向压制问题的显现。

官僚体系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治理，而是“别出事”。

谁指出问题，谁就是制造不稳定;谁揭穿真相，谁就是动摇人心。

这时候，劣币驱逐良币已经非常彻底了。

不是因为坏人特别多，而是因为只有坏人才能在这种逻辑下安全生存。

良性力量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消耗殆尽。

真正可怕的是，很多普通人并非看不见这一切。

他们只是选择相信：再忍一忍，总比彻底推倒强。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系统没有被修复，也没有被保住，反而在一次更猛烈的冲击中整体坍塌。

幻想不仅没能“争取时间”，反而拖垮了最后的修复可能性。

到了民国，情况甚至更讽刺。

民国拥有几乎所有“看起来正确”的东西：宪法、议会、选举、政党、媒体、学术、程序。

如果只看形式，它比晚清“先进”得多。

可现实呢?

权力结构高度空心化，军阀割据，财政被买办和官僚层层抽干，政治成了利益分赃的平台。

制度在，但制度不指向人民，只指向少数人的安全。

可即便如此，幻想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理直气壮。

他们说：

“至少有程序。”

“至少比专制强。”

“不能乱，乱了更糟。”

于是，所有对结构性问题的质疑，都被压成一句话：先维持，再说别的。

但历史再一次证明：当程序本身已经成为掩护寄生的工具，维护程序，本质上就是维护寄生。

民国不是没有“好人”，不是没有“讲原则的人”，也不是没有“想认真做事的官员”。

可这些人要么被内耗拖垮，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迫依附更大的恶。

真正的问题在于：

这个系统已经不再筛选“能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在筛选“最不破坏既得结构的人”。

这不正是幻想最危险的地方吗?

人们不是没看见腐烂，而是宁愿相信：“再坏，也比彻底打碎要好。”

可结果恰恰相反。

越是抱着幻想，越是替腐朽系统续命;

越是续命，最终崩塌的代价就越大。

晚清如此，民国亦如此，历史从未例外。

历史反复提醒我们：

一个系统最危险的阶段，不是问题暴露的时候，而是问题已经无法解决，却仍然有人替它遮挡、解释、拖延的时候。

很多人今天还在做同样的事。

他们不是没看见问题，而是不敢承认问题已经超出了“内部修补”的范围。

他们害怕失序，害怕改变，害怕承担“看清”的心理成本。

但历史从不为这种恐惧买单。

所以，把话说到最直白、也最冷的一句就是：

当一个系统开始系统性地淘汰良性力量时，继续抱有幻想，本身就是在为腐朽续命。

看清形势，放弃幻想，不是激进，也不是逃避。

它只是拒绝继续被消耗、被利用、被拖到最后一刻。

旧系统真正的终结，往往不是倒在最猛烈的反对之下，而是倒在再也没有人，愿意真心相信它还能变好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