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近日，新掌权的反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向北叙利亚民主自治政府(常称“罗贾瓦”，Rojava)发起全面进攻，曾经带给无数人希望的北叙革命的成果，在叙利亚内战告终之际，似乎正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详情可见：大马士革当局扩大进攻，北叙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左翼也发起了声援北叙和库尔德人的运动。

北叙革命到2026年的今天，在现实的重压和帝国的包围之下，我们或许很难再像十年前那样东方主义地过分浪漫化之。但没人能否认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曾带给人的无比希望，以及任何侵略者和反动派都无法抹杀的，它真实带来过的社会进步——而且这些成果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存在!显然，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今天，让我们首先回顾这场革命的思想种子——默里·布克钦的自由论地方自治公社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t communalism)。(其思想对北叙和库尔德人解放运动的影响详见：我父亲的思想是如何帮助库尔德人建立新民主的)

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1921~2006)著名左派激进生态主义者，社会生态学的创始人，曾为无治主义者(anarchist)，晚年(1990s)与无治主义决裂并创立公社主义(社群主义，社区主义，Communalism)。本书英文原名Free Cities Communalism and the Left，是布克钦的遗作，由其本人委托的Eirik Eiglad据手稿于其去世后编写完成，2008年该书成稿PDF发布于网上，2011年由Pluto Pr出版成书。译者参考2008年的PDF书稿翻译。此文为编者Eiglad 2008年的序言。

《自由城市：公社主义与左派》

编者序：创建自由城市

一个自由自治区(free municipality)看上去会如何?它的基本制度会是什么?在我们实现它们之前，必须满足什么物质、政治和文化的先决条件，而谁会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创建它们需要何种运动和政治努力?这些问题触及了默里·布克钦政治计划的核心，尤其是在他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对其改进之时。他提出的政治方法的直接与最终目标是创建自由的城市或地方自治区，因而它就既要提供明确的社会理想，也要提供具体的政治实践。

通过提出自由论[1]地方自治主义[2](libertarian municipalism)，布克钦希望看到新的公民运动(civic movements)出现并主张控制他们的社区(communities)。他强调，地方层级(local level)的政治参与对引导和激发地方自治性赋权(municipalempowerment)的进程是必要的。他希望，这一过程及其包含的制度可以提供一个焦点，在其最广泛意义上，将进步的社会运动汇集到的政治自由的共同事业中。很大程度上，创建自由城市就是关于培养自由公民，社会的权力应该直截了当地掌握在他们手中：它必须在民众大会中，而不是在官僚机构、议会或公司董事会中。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试图为这种权力转移创造必要的政治结构。民主化和激进化的地方自治邦联(municipal confederations)将出现，并被期望能作为挑战并最终取代民族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力量。

作为一位终生激进派和多产思想家，默里·布克钦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在政治上活跃;首先是**、工会和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然后1960年代是民权运动、城市生态计划(urban ecology projects)、无治主义团体、激进学生运动和社区团体;后来1970和1980年代是反核运动和早期的绿色运动。仅在1990年代初，他的健康使之无法进一步参与实际的政治事务，但是他继续写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布克钦的作品涵盖了广泛的议题，包括生态学、人类学、科技、历史、政治和哲学。他1950年代开始有关生态学和城市议题的著述，并于1964年写就了他开创性的《生态学与革命思想》(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这是有关激进社会生态学的首篇决定性论文。后来，他将通过20多本书的文本，把他的理论提炼为连贯的思想整体。默里·布克钦于2006年7月30日去世，享年85岁。随着他的逝世，我们失去了一位20世纪最富挑战性和创新性的激进思想家。

布克钦在许多论文和文章中表达了他的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思想，并在自己的演讲和谈话中提倡它。但目前还没有一本书收录了他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我可以自豪地说，他这本晚期的政治论文集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3]然而，我们应该要看到它和布克钦关于公民发展、公民权和政治的长篇著作——《从城市化到城市》(From Urbanization to Cities)的关系。[4]当他1992年再版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时，他增加了《邦联主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Confederalism)一文，而在后来的1995年版中进一步增加了《邦联式地方自治主义：一个概览》(Confederal Municipalism: An Overview)以及新的序言。布克钦不是学者，他写作也不是为了纯粹学术性的目的;他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构想一种新的政治(was to formulate a new politics)”，通过附上这些文章，他展示了自己如何启发一场运动来让他的思想具成为现实。

有鉴于此，我最初打算将本书作为《从城市化到城市》的扩展附录，因而使两者共同构成他政治思想的概览。在我看来，收集于此的他的晚期论文使他早期关于城市化、生态学和革命史的著作更加着题和切实。布克钦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论文曾试图将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作为一种无治主义式的替代方案来推进，但这一努力最终被证明是有问题的。虽然布克钦多年来自称无治主义者，并开创了无治主义对生态学和等级制的关注，但他与无治主义传统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很不融洽。为了捍卫他认为的最高社会理想，他曾与个人主义者、工人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原始主义者和个人自治主义者(individualists, workerists, mystics, primitivists, and autonomists)展开了苦烈的论战，而这之后，正如他所说，他厌倦了“捍卫无治主义反对无治主义者(defending anarchism against anarchists)”，并将自己同无治主义本身分离。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将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作为一种无治主义政治来构想和介绍，但结果表明，无治主义者对这些思想并不感兴趣，而民主的政治思想其实与无政府主义相异。无治主义中的一些理念(notions)启发了布克钦，但他关于地方自治政府、直接民主和邦联的想法无法被纳入无治主义框架。他与无治主义的决裂，敦促左派自由论激进派(left libertarian radicals)拥抱一套新的思想，而其实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ideology)，他称之为公社主义(communalism)，它可以超越所有经典的激进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无治主义的。作为复兴启蒙运动激进主义(Enlightenment radicalism)的尝试，布克钦想让公社主义成为一个连贯的意识形态平台，而以此为基础，我们能在今天发展自由论的思想，并为左派提供一种政治。

我因这些原由很快意识到，这些论文拓展了选文集的目的;它们为布克钦对公社主义的观点及其与整个左派的关系提供了非常贴切的概览。这些被整合的文章不仅提供了一个布克钦政治思想的概览，还解释了他的政治思想如何根源于他更广泛的历史、哲学和理论的观点。虽然主题内容可能是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和实践的政治，但其基础分析是极其社会生态学式的，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也基本上是公社主义的。

我选择《自由城市》作为这部选文集的标题，是因为我认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布克钦的政治计划背后的历史冲动(impetus，也译“动力”)。为了实现理性和生态的(rational and ecological)社会的理想，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是一种创造自由城市的努力，并同时强调这两个词。布克钦会坚持认为，我们不能简单把自由(free)阐释为“独立”或“个人自主”(“independent,” or “autonomous”)。相反，我们应该从自由(freedom)开阔的政治意义上去理解它，将其视为人的自我认识和意识的集合表达(collective expression of human self-recognition and consciousness)。同样，城市就不应仅被阐释为人口或贸易的空间中心。对布克钦来说，城市(cities)的历史性崛起为人类带来了摆脱僵化的部落世界(tribal world)和发展成为真正的社会存在所需要的那种社会框架;这种城市化(citification)是我们的公民权(citizenship)理念的历史先决条件。自由城市的理想不仅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主题，而且还赋予了社会和政治解放计划以意义。布克钦关心的问题是，地方自治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could)成为政治创造力、普遍主义和自由的真正舞台，从而赋予人类社会其最理性的表达。

我也希望《自由城市》的标题能激发读者以切实的方式将社会生态学的政治思想概念化。我们如何才能沿着自由论的路线赋权并重塑我们的社区(empower our communities and recreate them)?我们如何才能民主地转变我们自己的城镇、乡村和城市的政治、文化和物质条件?社会生态学提倡再造日常生活的政治，不仅靠建立非等级制的社会关系，还靠制度上重构地区(neighborhoods)和城市。这些文章对“文明的前进”和“理性社会”的在理论上的郑重遵循不应吓到读者;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实践。我真心希望此书能鼓励读者思考如何复兴他们自己的社区，如何将我们的地方自治区再造为所有公民的理想居住地，并带给他们政治和社会自由。

我对副标题“公社主义与左派”(Communalism and the Left)的选择表达了布克钦希望在公社主义框架内构建其理论并界定其与左派关系。布克钦在这些论文中解释了各种传统激进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就和严重缺陷，例如马克思主义、无治主义和工团主义。一如，社会主义和无治主义都忽视了发展经典术语意义上的政治方法(politicalapproach)的需要，即一种政治，它既区别于国家、又有别于社会领域。对布克钦来说，公社主义是一种尝试，它为恢复最伟大的左派传统与构想自由论政治提供意识形态框架。

此书的想法萌芽于我最后一次见默里，也就是他去世前几个月。2005年11月底，Sveinung Legard和我到伯灵顿拜访了默里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和合作者Janet Biehl。在逗留期间，我们进行了漫长的政治讨论，并对默里进行了一次实质性采访，这也是他做的最后一次。在我们的讨论中，布克钦曾提到，他希望看到自己关于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的著述能够结集出版。我已经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并对如何将他的著作编入选文集有了具体的想法。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将他的作品翻译成挪威语，并在斯堪的纳维亚编辑、选编和出版了他的政治著述。但我曾犹豫是否要出版一本英语选文集，因为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此外，默里长期得益于Janet高超的编辑技巧;多年来，她一直仔细帮助默里准备他的手稿以出版。因此，我本来不愿提供协助。而当时Janet已被编辑The Third Revolution的紧张工作弄得精疲力竭，无法再承担任何新计划的工作。我热切想看到选文集能实现，并在默里表达的愿望的鼓舞下，我提出提供协助。

我的具体提议有二。首先，我会组合一本由四篇论文组成的小书，全面而通俗地介绍社会生态学，名为《社会生态学与公社主义》(Social Ecology and Communalism)。[5]然后，我会把更直接的政治论文收集到第二本书中，这会是一本综合的概览。默里和我详细讨论了这些著作计划，他给了我一些手稿和有关我作品的笔记。[6]我向他保证，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确保这些著作的编辑工作符合他的意愿，他也表示了对我的信任，让我负责这些书的出版工作。一回到挪威，我就开始了这些著作的工作。

我自己编写这些书的资格可能对读者来说并不合理，因为我不仅生活在默里的大西洋对岸，而且也不是英语母语者。但我从1990年代初起就接触了社会生态学和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思想。我第一次见到默里是在1996年，此后又拜访了他许多次，在伯灵顿一住就是数周甚至数月，感受到了他和他家人的慷慨。在我们友谊与合作的十年中，默里和我定期进行长时间的电话交谈。每当我决定将他的作品译成挪威语出版时，我都会将我的选择告知他，遇到问题时我也会向他请教。他因此熟悉了我的编辑方法和能力。当我开始写自己的论文时，他总是仔细阅读并给我他的评论。他时而严厉批评，时而鼓励，但他的观点总是挑战性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第二届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国际会议(1999年在Plainfield, Vermont举行)后，我建议创办一份国际期刊来表达连贯的地方自治主义观点。默里迫不及待地加入了期刊的编委会，他所属的最后一个政治团体。[7]我为期刊的创刊稿撰写了《作为替代方案的公社主义》(Communalism as Alternative)，一篇宣言式的论文，介绍了默里发展的基本意识形态看法。

编辑这两本选文集是我继续我们合作的一种方式，也是我对他在智识上的慷慨表示感谢的一种方式。不幸的是，默里在我们就这些著作会面七个月后就去世了，而他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任何一部的出版。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自由城市：公社主义与左派》(Free Cities: Communalism and the Left)已经成为了他所想的样子。收集于此的是布克钦最后的论文，它们很好地概览了他生命结尾的思想。我真心希望读者在阅读这些论文时，会像我准备出版它们时一样，获得智识上的启发和政治上的灵感。

密切关注布克钦作品的读者可能已经熟悉这部选文集中的一些论文，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前未发表的;它们被从书信、演讲、未完成的草稿和手稿中收集而来。我试图将其排序为流畅的表达来概览布克钦晚期的政治观。由于他在见证该计划完成之前就已去世，我认为唯有尽可能全面地解释我创作《自由城市》时的编辑选择，才算是得体的。

一般来说，除了常规的编辑工作，如添加标题和副标题，或仔细核对参考文献、日期和姓名外，我还通过将笔记、书信和未完成的手稿变为正式论文，努力创造了一种共同的表达风格。此书既包括关于具体政治议题的单独论文，也包括布克钦在其中经常简要梗概其基本政治观点的更一般性的文章。因此，章节间难免会有些重叠，不过我已尽量将其减至最少。在这些文章中，默里反复提到了他的基本著作《从城市化到城市》, 《自由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reedom), 和《再造社会》(Remaking Society)，虽然我在此减少了引用次数，但我还是强烈建议不熟悉这些著作的读者去查阅。有时，布克钦会在多个地方讨论同一个观点，比如政治(politics)与治国术(statecraft)的区别，或者他对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国家(political sphere, social sphere, State)的三方区分。我只能再次表示，读者通过进一步探究布克钦的更大著作，会加深对这些观点的理解。

我还删去了布克钦在这些论文中多次重复的一些概念性讨论：特别是他经常提到的这一解释——他使用的政治(politics)一词是古典希腊语中的意思，即城邦(polis)的自我管理，以及他经常重复的告诫，即他非常清楚古代雅典民主制在奴隶制、仇外和父权制方面的历史缺陷。当布克钦在不同论文中提出类似的主题时——比如，关于意见一致(consensus)、邦联或政府的议题，我已尝试限制重复，要么删除部分内容，要么将讨论合并一处，尤其是在以前未发表的著述中。我一般会省略不同文章中重复的相似论点，但若它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议题，从而有助于细化他的看法，我就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之。在这里，布克钦很清楚我的总体意图。

只要有可能，我都满足了布克钦的愿望，根据公社主义的观点更新他的论文。当然，这个议题与他同无治主义的决裂有重大关系，他在几篇论文中对此事做了较详细的解释。[8]在适当的范围内，我也更新了一些较早的论文。同样，当他对某个特定群体(比如绿党the Greens，他曾与其合作过一阵子)的呼吁似已过时时，我也试图让该呼吁更具普遍性(比如，改其为“激进生态学家radical ecologists”)。我与布克钦充分讨论了所有这些改动，并应他的明确要求在此做出。

每当连接两个段落需要添加过渡句时，我都尽量用布克钦在其他地方用过的具体表达方式。每当我不得不修订段落或移动词组时，我都会尽力保持布克钦的语气。如果读者有时错过了他著作特有的音乐性，那并不是因为我缺乏努力。

然而，编纂这样一本选文集最难之处在于决定收录哪些论文，以及如何组织它们。我只能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能有更多布克钦的论文、演讲和访谈录面世，以进一步阐明他的智识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尽管如此，基于我对于布克钦在自己晚年希望出版何种作品的理解，本书还是尽可能忠实地呈现了这些作品。

《导言》是由布克钦2005年11月给我的笔记拼凑而成的。当我们讨论这个计划时，我告诉他，我很希望他能为本书写一篇导言，因为他之前关于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的论文需要情境化在他同无治主义最近的决裂中。他随后透露，他已经开始起草这样的导言，并把他的草稿和他最近开始写的另一篇文章的草稿一起传给了我。遗憾的是，这两份草稿都处在未完成的状态，几乎是笔记，而我们一致认为它们必须被集中起来，以适应这本特定的文选集。为了简化我的工作，我建议我们将这些草稿与布克钦撰写的一篇短文(用于介绍最近在瑞典出版的一本他的著述选文集)结合起来使用，他赞成该建议。[9]因此，我提取了他草稿中的核心信息，并将其与已有的瑞典版导言结合起来。通过进一步将他的公社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和无治主义区分开来，并强调这些思想深刻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我认为此文构成了本文选集合适的导言。

下一篇论文《生态危机与再造社会的必要性》(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Need to Remake Society)将我们直接带入关于政治激进主义的一些社会生态结论，并将其余论文置于社会生态学的语境下。我选择这篇论文，是因为我发现它是一篇易懂的引子，有助于进入同迫在眉睫困扰我们的生态危机有关的，作为社会生态政治的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我也喜欢书中简短涉及到的布克钦对生态运动中其他激进倾向的批评，这些批评引发了一场决定性的辩论。该论文原先以《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和再造社会的必要性》(The Ecological Crisis, Socialism, and the Need to Remake Society)为题，发表于Society and Nature2, no. 3 (1994)，仅为适应本文选集略作编辑。

《民族主义与“民族问题”》(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写于1993年3月，首次发表于Society and Nature2, no. 2 (1994)。这一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布克钦的论文之一，我很高兴把它收录于此，因为它不仅为反对国家主义(statism)，也为反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论据。在这篇论文中，布克钦探讨了左派历史上与“民族问题”的双重(ambivalent，矛盾、复杂的)关系，并将他的地方自治主义和邦联的思想与民族和国家思想进行了对比，而这正是民主和人类团结的普遍原则所决定的。简明的《民族主义与大革命》(Nationalism and the Great Revolutions)最初是作为前一篇论文的附录发表的，强调了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精神。

下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布克钦反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论点，我将其命名为《城市的历史意义》(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City)，这篇文章节选自一篇较长的论战文章《对国际社会生态网络集会和John Clark的“深层社会生态学”的评论》(Com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Ecology Network Gathering and the ‘Deep Social Ecology’ of John Clark)，写于1995年9月，发表于Democracy and Nature3, no. 3 (1997)。我们在此有了关于城市出现的文明化(civilizatory)和人性化(humanizing)方面的有力论点——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最终想要恢复和扩展的倾向。我告诉布克钦，我一直想强调他与John Clark论战中的一些主要议题，我还特别建议了这些部分。沮丧的是，他的许多政治对手都倾向于在重要节点上将注意力从真正的意识形态问题上转移开来;通过收录这些部分，我希望提供一些基本而决定性的论点。我建议布克钦包括这一删节版，但并是想说这个版本比原版更好，只是它更符合我们在此的目的。我也不希望读者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该论文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Clark立场的直接或间接批评。我强烈建议读者阅读论战全文，因为它与实际争论点的关系更为直接，而且还包含其他重要讨论。[10]布克钦1990年代与无治主义者辩论时发表的其他文章论文也很有趣，因为它们往往对他的政治思想给出了不同的强调和差异。

1990年代关于无治主义性质的辩论使布克钦疏远了当代无治主义运动。不幸的是，他没有写过十分详细地解释其结论的基本论文，尽管在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无治主义或生活方式无治主义(Social Anarchism or Lifestyle Anarchism)是如何引起他与该意识形态决裂的。[11]他批评的“生活方式无治主义”的许多特征，后来都被他归结为无治主义本身的症候。默里在给Peter Zegers和Communalism编委会的一封信(2001年11月)中解释了他的理由，他认为即使是更社会化(more social)的无治主义形式，也都基本上是自我主义的(egoist)。他也在给Hamish Alcorn的信中阐述了其中的一些观点，这封信写于1999年7月30日，就在他公开与无治主义决裂之前。在布克钦的允许下，我围绕这两封信撰写了《作为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Anarchism as Individualism)一文，还并入了《迈向公社主义方法》(Toward a Communalist Approach)和早期版本的《公社主义计划》(The Communalist Project)中的一些未发表的材料。尽管简短，但我认为这篇论文或许能阐明布克钦与无治主义——那个他四十年来一直与之为伍，他还是其主要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决裂的原因。

下一篇论文《无治主义、权力和政府》(Anarchism, Power, and Government)以默里为《公社主义计划》撰写的附录(他命名为《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治主义和权力》(Anarchism and Power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为基础，发表于Communalism, no. 2 (November 2002)。我用《左派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Left)和《迈向公社主义方法》中关于同一主题的部分对其进行了扩展。由于这些文章写于同一时期，也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议题，因此我将相似的文段编织在一起。就此而言，我认为这篇短文包含了他最重要的反对无治主义的论点之一，尤其侧重于其在社会变革与革命时期处理现实(real-life)问题的无能(inability)。

前两篇论文与《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的革命政治》(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Libertarian Municipalism)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该文是为布克钦在“第一届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国际会议”(1998年举办于里斯本)发表的视频传输演讲而写就，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尝试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为无治主义-公社主义传统的直接延伸。在这里，他尝试坚持对公社、革命主义和联合会(communes, revolutionism, and federations)的经典无治主义偏好，以便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修订和完善这些理想：演讲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政治》(A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为题。我删除了过时的参考文献以及与其他收录于此的论文重叠的部分。我还试图根据布克钦表达的意愿更新这篇文章，对他从无政府主义到公社主义的意识形态漂移略作改动，但没有改变文章的任何基本内容。这次演讲之后，布克钦放弃了他从内部影响无治主义运动的尝试，并且，在第二年于佛蒙特(Vermont)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会议上，他公开与作为一种理论和运动的无治主义决裂。这篇论文包含了他最后一次从内部对无治主义传统的重要评价，他试图强调无治主义的革命、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特点。后来，他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彻底失败了。他早先曾试图扩展无治主义传统内部的联合会主义、合作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倾向(the federalist, cooperative, and municipalist trends)，现在则尝试将这些有价值的贡献纳入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而不受无治主义总是奋争的反社会、反智识和反组织的倾向(the anti-social, anti-intellectual, and antiorganizational tendencies)的拖累。

在我看来，下一篇论文《左派的未来》是该文集的珍宝，它将所有其他文章串联在一起，并赋予了这本选文集必要的连贯性和宽广度。在这里，布克钦评估了二十一世纪之交激进主义的状况——不仅包括当代抵制“全球化”的激进主义，还有回到两次大战之间时期和二十世纪革命的经历的激进主义。他非常超脱但又投入地审视传统激进主义及其基本前提，尤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治主义中的倾向。布克钦经常提到这篇论文，并且最后在我们2005年11月的会面中给我看了。他交给我编辑的手稿写于2002年12月。虽然还未完成(实际上是在句子的中间结束)，但其思路却非常连贯。虽然我编辑了这篇文章，但并没有遗漏任何实质内容，虽然这篇文章拓宽了这本选文集的重点，远超我原本打算收集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性”著作，但正是这篇文章包含了布克钦最成熟的思想。它是完全公社主义的，并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供我们一代激进分子思考，即使作为一篇独立的论文，它也给了本书一个延伸到遥远未来的视野。

我们以布克钦为Communalism撰写的一篇论文作为结尾。其最初写于2000年7月，名为《公社主义：一个概览》(Communalism: An Overview)，其本应修订后出版，但布克钦却写了一篇全新的文章并最终成为构思精巧、理论上极具挑战性的《公社主义计划》。[12]尽管《概览》一文因此被取代，但它包含了许多有趣的内容，我一直认为它值得单独出版。事实上，布克钦本人在2003年6月又重读了这本书，并做了些重要的更新，而我也从那时起删除了所有与《公社主义计划》重叠的部分。我认为这本书很有意思，不是因为它是对公社主义的决定性论述(它不是)，而是因为它对这种论述有很强的暗示性。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看到布克钦仍在同无治主义的意识形态决裂之中挣扎，这使得他的表述几乎完全是同流行的无治主义理念的论战——而不像《公社主义计划》和《左派的未来》，这两篇文章独立地呈现为挑战性的意识形态见证。

综合来看，《自由城市》中的文章代表了布克钦最新的思想，尤其是有关政治和意识形态议题的。在我看来，这本选文集既是对他政治思想的很好介绍，也是对他的公社主义方法的坚实概述。它不仅包含许多先前未发表的资料，还有助于解释他去世时仍未解决的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他同无治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决裂。熟悉布克钦著作的读者会容易发现，他独特的政治主张是如何从其更广泛的社会生态学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对布克钦来说，推进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意味着捍卫和发扬启蒙运动的理想，他认为启蒙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最伟大传统。以公社主义和社会生态学为基础，自由论地方自治主义是定义政治人本主义(political humanism)、构想和创建理性(rational)社会的基本尝试。

我承认，准备并出版这部书稿并非易事，尤其是布克钦在看到其完成之前就去世了。尽管任务艰巨，但我还是很高兴能与这些绝妙的思想打交道。

我要尤其感谢Janet Biehl，她在默里最后二十年里精心编辑了他所有作品才将其见诸出版。我还要向我的亲密同志Yngvild Hasvik和Sveinung Legard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的支持、耐心和建议对我完成这个项目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我还要感谢默里·布克钦允许我做有关这些思想的工作，并感谢我们十年来的合作和友谊。与他交往是我的荣幸;他智识的活力总是是我灵感的来源，而他真诚分享的个性也让我受益匪浅。无论我个人上多么欣赏他的热情和慷慨，我首先要感谢的是他为未来的运动提供了如此挑战性的思想的成就。

如果这本论文集有助于关于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激进组织的当代讨论，那么它就达到了自己目的。我真心希望读者能在此以及他的其他作品中，不以学术练习的方式，而是以准备改变世界的方式，来了解布克钦的思想。

Eirik Eiglad

2008年3月30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