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

其次，我在我的报告中说过，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也多少有些相似的情形。我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机构的专政)的问题上，马克思那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把英国，大概也把美国，看做例外，因为当时英美两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当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许有可能用其他方法即“和平的”方法获得政治统治。我说过，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的英美例外的说法或有限制的说法在当时是正确的，在现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条件下，当英国和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像其他国家一样盛行的时候，已是不正确的和多余的了。

同志们，让我来引证马克思的一段话吧。一八七一年四月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试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引自列宁“国家和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六页至第三八七页)

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是这样写的。

大家知道，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考茨基，都死抓住这段话，并且武断地说，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定不移的方法，也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了解为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机构，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无产阶级所应该争取的道路。

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怎样反应呢?他在他的“国家和革命”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

“在以上所引的马克思的那段议论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来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一八七一年是很明白的，那时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但还没有军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官僚制度。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因为当时在英国，没有一个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先决条件，革命，甚至于人民革命，人们也认为是可能的，并且确实是可能的。

现在，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代，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失去时效了②。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就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上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粉碎并毁坏‘现成的’(那里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页)

你们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和我关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胜利旧公式所谈的是多少有点相似的。

当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发展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时候，马克思的有限制的说法或英美例外的说法是有其根据的。照列宁的看法，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条件下，当英国和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已经发展到即使不甚于也决不亚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时候，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就失去时效了。

因此，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绝无例外)帝国主义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

因此，各国机会主义者死抓住马克思在一定条件下所假定的有限制的说法，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维护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勾当。

列宁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教条而是看做行动的指南。

如果要求马克思预见到几十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那就荒唐了。如果对列宁在这些可能性已经出现并且极为充分地展开的时候发现了并概括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这些可能性觉得诧异，那就更荒唐了。

曾经有人，大概是梁赞诺夫吧，从座中提出意见，他说马克思把英国和美国看做例外，不仅在现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是不正确的，就是在马克思假定这个例外时的条件下也是不正确的。我不同意梁赞诺夫的意见。我认为梁赞诺夫错了。无论如何，列宁的看法不是这样，列宁完全肯定地说，马克思给七十年代的英国和美国所作的这个假定是正确的。

列宁同志在他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中关于这个问题写道：“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争论时，他曾顺便提出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从这个匪帮手里赎买过来’(即从资本家匪帮，也就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请仔细想想马克思的意思。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就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而言，是当时‘和平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最有可能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对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但在苏维埃俄国，自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自从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某些条件已经按照半世纪前本可在英国(假如英国当时已开始和平地转到社会主义)形成的那些条件的样式而形成了，这难道不明显吗?那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使资本家屈服于工人：(一)由于农民很少(在七十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了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就)，工人即无产者在全国人口中完全占优势;(二)无产阶级在工会里具有高度组织性(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三)在政治自由长期发展中受到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四)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第一位已经转给德国了)——长期间惯于用妥协的方法去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英国资本家可能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思想……马克思的话是极其正确的，他曾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便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极大的生产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例外)环境会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并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一五页至第三一七页)

很明显，这里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梁赞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