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人民公社启示：为啥集体生产效率低?读懂这段历史，才知改革珍贵》(2026-01-21 05:30·暖风)一文。

我觉得作者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忍不住想说几句，以正视听。

我国集体经济从1956年到1983年(包含高级社时期)的二十多年时间，粮食产量从1.92亿吨增加到3.87亿吨，增长幅度达到100%以上。中国从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请问有哪个时期在二十多年间粮食产量能够增多增长100%以上?

在1956年时我国农业养活的人口为6.28亿，到1983年我国农业养活的人口增加到10.30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集体经济时期达到了64%以上，这个效率低吗?

我国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夫妇两个劳动力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负担3、5个孩子的家庭非常普遍，社员的生存发展能力是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存在，这也是低效率?

无论是宏观上、整体上看，还是从微观上看，从哪里看出集体生产效率低呢?

不仅如此，人民公社的效率还表现在它是新中国工业化的母体，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转变为世界第六工业国，恰恰是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的;没有集体化的农业，没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没有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和支援?哪来的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的正规化?

从我国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看，我国农村的绝大部分地方，正是在集体经济时期实现了生产和生活的电力化，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水利化，大量进行了农田基本工程建设，实现了农田种植和管理的科学化;化肥的大量使用、农药的普及和种子的改进和推广使用;机耕的实现，以及社队企业的发展这些根本性变化正是集体经济发展的结果;文化教育体系的普及，医疗卫生体系的全面覆盖和下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集体经济时期的贡献;我国人均寿命的大幅增长，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所有这一切，正是依赖于公社化的集体经济带来的根本性的转变。

“提起人民公社，老一辈农民总会叹一句：‘那时候的日子，真是从鸡叫忙到鬼叫!’ 你或许在爷爷的絮叨里听过‘挣工分’，在旧相册里见过社员们扛着锄头下地的身影，却未必知道他们为何一年到头连轴转，累死累活却难能温饱。”

难道农村会一年到到头“从鸡叫忙到鬼叫”?农村一年四季，只有农忙时节，社员才需要起早摸黑地抢时间干活，闲时有必要天不亮就起身，做到天暗不成?“鸡叫三遍就起身，披星戴月才收工”，更是胡说八道。当天还没有放亮时，没有灯光，你如何干?

农民干活是累，因为那时没有机械，只能是靠人力和畜力。但也不比现在的996、715更苦吧?

但是，所谓农民干活累，前后也是有变化的：人民公社开头时，没有农药除草，要靠大家田间除草，即使这一项农活，就使农民忙了许多;后来有了除草剂，打打药水就解决问题了;开始时，化肥供应很少，是以农家肥为主，需要弄沟泥，樵草，养绿萍，采用各种方法增加田地肥力，自然社员在农闲时也有事做，但随着化肥供应的不断增加，积肥这个农活自然慢慢减少了;再譬如开始农村没有电，脱粒用的是脚踏机，做起来效率确实不高;后来农村通了电，采用电动脱粒，效率自然大幅提高;还有在没有机械的时候，是牛耕地，牛耕来不及，就只能采用人工翻地，而后来有了拖拉机，实现了机耕，于是又节约了不少人工。因此，在生产队时期社员干活，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总起来说，随着各方面的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改进，社员干活是越来越轻松。

在正常情况下，农民干一天9小时左右，一年中刮风下雨，恶劣天气也只得休息，而且还有集市日大家也需要去赶集，年头年尾也要休息，其实农民干一年的时间，差不多相当于工人一年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的上班时间吧。

“社员没有私人财产，收入全靠工分换算。每个劳动力根据体力、技能分成不同等级，男壮劳力干重活一天能挣10分工，女劳力干轻活能挣6-8分工，半大孩子只能挣3-5分工。”这里又是不符合实际。

工分主要的不是根据社员的体力、技能来记的，而是根据你的劳动状态来记的。劳动力有强弱之分，但强劳力和弱劳动所干的农活是有区分的，譬如收稻，要挑担，大体上强劳力干的活;而社场上的活儿较轻，多为妇女们干的活，工分当然不一样。如果是男女劳动力同干一样的活，那工分也自然是一样的。记工是按照劳动状况来记，不是按照劳动力的特征来记;但生产队安排农活则是按照劳动力特征来分配。

“工分的多少直接决定口粮的分配。年底结算时，10分工能兑换多少粮食、多少钱，全看生产队的收成。在收成好的年份，10分工能换1-2毛钱，加上口粮勉强够糊口;而在收成差的年份，工分可能‘分文不值’，甚至出现“倒欠队里钱”的情况(即工分总值低于所分口粮的价值)。”

做一工能够分多少粮食和现金，完全要看生产队收成，这是对的。按劳分配只能是劳动集体的生产成果。

但是“在收成好的年份，10分工能换1-2毛钱，加上口粮勉强够糊口”，这又是胡说八道了。

10分工1-2毛钱的队，的确有，但是极少，更不是收成好的年份。就我们这里看(原江苏武进)，好的队每工的工值有0.70---0.80元、甚至1.00元以上，只有极差的工值在3毛以下，一般的在0.50-0.60元左右。至于倒欠队里的钱，那是极少出现的情况。

“这种‘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是导致‘出工不出力’现象的根本原因。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最终的分配结果差距不大，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让家人能多分到一口粮食，社员们只能用‘熬时间’的方式拼命干活，以换取更多的工分，但效率却极其低下。就连下雨天不能下地，也要在公社的安排下做手工、修农具，几乎没有真正的‘休息日’。”

人民公社确实存在过“大锅饭”，但那是在公社为核算单位时的情景。在进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后，就不存在什么“大锅饭”了。

你一年做了三百个工，人家做了四百个工，难道生产队会给你按四百个工给你分钱分粮?搞得好的生产队粮食自给有余，但搞得不好的生产队要吃返销粮，甚至要外出讨饭吃，你搞得不好，吃不饱，难道别的生产队会送粮给你吃不成?

在所有公有制企业中，人民公社是唯一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公有制，因为工分制完全是按照你做多做少、做坏做好来记工的。而按劳分配，就是体现劳动投入差别的分配制度，在进行了“队为基础”的体制调整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了，作者说法完全是不了解实际情况。

“从1958年到1984年，人民公社在中国存在了26年。它用一场宏大的集体化实验，调动了空前的人力物力，留下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水利设施。但同时，它也因其僵化的体制、对农民积极性的压抑，以及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导致了长期的农业发展停滞和普遍的贫困。”

人民公社从体制调制调整后的1962年到1983年，其正常发展仅仅只有20年左右时间，怎么就出现“体制僵化”的问题了?

生产队按照社员提供的劳动差别进行记工并进行年终分配，怎么就压抑农民的积极性呢?

“瞎指挥”只是存在于头几年公社一级核算时期。至于“导致了长期的农业发展停滞和普遍的贫困。”就更是张着眼睛说瞎话了：

如果“长期的农业发展停滞和普遍的贫困。”，我国农业生产又怎么从养活6亿人生产力水平发展到养活10亿人的生产力水平?又如何使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亿吨增长到1983年的3.87亿吨的呢?

如果人民公社是普遍的贫困，那怎么会凭空多出几亿人来的呢?我国人口，特别农村的人口的人均寿命和文化素质又怎么能大幅提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