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形态演化史》书评之二

一、总论

这本书既不是单纯的“战争通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军事史，而是试图在哲学-社会理论-军事战略三重框架下，对人类战争形态做一次整体性的重构和批判。

二、核心理论框架：从“三阶段战争形态”到“社会格式化理论”

1. 三阶段战争形态理论：从“人主宰”到“广义毁伤网主宰”

在《战争形态演化/演进史》中，李贵涛用“战争存在的四个前提”(主体、目的、物质力量、进行条件)作为分析抓手，将人类战争形态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形态：人主宰的战争时代

决定性因素是“人”本身——人的体力、勇气、组织、统帅艺术。

军事技术存在，但更多是人的延伸。冷兵器战争、早期小规模战争皆属此类。

第二形态：重大武器主宰的战争时代

决定性因素转向“重大武器”及其衍生的作战体系。

火药、机械化、核武器等依次登场，战争形态被主导军事技术群深刻改写。

第三形态：军事广义毁伤网主宰的时代

核心不再是单一武器，而是“军事广义毁伤网”——高度网络化、体系化的毁伤能力系统，背后是整个社会被“预先构造”为战场条件。

这一阶段被他概括为“广义格式化战场时代”，是他全书最具原创性的判断。

这一三阶段划分，不是简单的“冷兵器—热兵器—信息化”技术时间线，而是按照谁在决定战争形态来分期：

从“人”到“武器”，再到“广义毁伤网与社会结构本身”。

2. 社会格式化理论：全书最核心的原创概念群

在第四章“人类第三战争形态阶段：军事广义毁伤网主宰战场的时代”中，李贵涛正式提出“社会格式化理论”。这是目前评论普遍认为的其最大理论创新。

(1)“社会广义格式化”的基本定义

他在著作和相关论文中，将“社会广义格式化”界定为：

某一社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强行彻底改造人类社会某一类事物，拆解其原有构成方式与组织形式，使其丧失原有运行机制、功能和意义，再以新的构成方式和运行机制重塑，使该事物的存在目的与发展意义完全服务于这一集团。

并强调这种“广义格式化”与传统社会变革有四个本质区别(四大特征)：

规模特征：改造对象往往覆盖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关键领域;

组织特征：高度垄断，由极少数平台/力量掌控;

功能特征：被格式化对象只为垄断集团的利益服务;

生态特征：围绕该对象的内部资源和外部条件一并被重塑。

(2)广义格式化战场时代：战场无处不在

李贵涛进一步提出：人类战争已进入“广义格式化战场时代”，其要点是：

军事活动不再在传统疆场发生，而是在一个事先被构造好的社会环境中进行;

“战争进行的条件，包括社会条件、自然条件、战场条件，正在被全面地格式化为广义战场”;

也就是说，社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关系、生活关系等都被重新“排版”为可直接纳入军事体系的“战场要素”。

他由此做出一个关键论断：“格式化成为新型战场”。

(3)“全面格式”的八个属性

在总结第三形态战争的本质时，他提出“全面格式”的八个属性，用来刻画新型战场的结构特征：

全员参与、全面格式、全界感知、全球送达、全域手段、全程计算、全网开阖、全局能效。

这套八字框架，实际上是在说明：

战争不再只是军队的事(全员参与)，

也不再有清晰内外、前后方之分(全界感知、全球送达)，

更是一个可以被算法和网络实时编排与开闭的全局性能量系统(全程计算、全网开阖、全局能效)。

(4)“争夺格式化权力”——新的战争目的与战略核心

在更高抽象层面，他提出：

当今世界的根本博弈，不再只是领土、市场、资源的争夺，而是“争夺社会格式化权力”;

这个权力，决定谁能设计和控制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信息系统、价值体系等;

因而，“对人本身和社会的格式化权力的争夺，是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军事目的’与‘军事战略’，更是人类新时期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意义上的“热战”只是更大层次“格式化之战”的一个子集。

三、理论贡献与创新：专业视角的归纳

1. 相对于传统战争形态理论的超越

传统主流划分多以主导军事技术群或主战兵器为依托，例如：

青铜兵器战争 → 战车战争 → 铁兵器战争 → 骑兵战争 → 火药武器战争 → 线膛武器战争 → 机械化战争 → 信息化战争……

这类划分强调的是武器技术—作战样式的演进。

李贵涛的贡献在于：

把“主导要素”从单一技术扩展到了“主体—目的—物质力量—进行条件”的整体结构;

用“人主宰—重大武器主宰—广义毁伤网主宰”三阶段，重新组织了战争史的内在逻辑。

尤其是第三形态，把社会全面格式化与网络毁伤能力纳入同一框架，解释了冷战后各种“非热战”“混合战”的深层结构。

这在理论上，是一次从“军事技术史”向“战争社会形态史”的升级。

2. 社会格式化理论本身的原创价值

从现有材料看，“社会格式化理论”至少有三点鲜明创新：

概念层面：

将原本属于计算机领域的“格式化”(format)概念，推广为一个涵盖社会结构、资源配置、关系网络和价值体系的总体性社会重塑操作。

这一操作不是自然演进，而是具有明确主体、目的、组织形态的权力行为。

战争理论层面：

在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之后，进一步提出：现代战争是“文明格式化”的极端方式。

战争的终极目标，不再仅是“迫使对方服从意志”，而是把对方整个社会编码进由胜利者主导的文明操作系统。

国际政治与科技战略层面：

以“能否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广义格式化”作为判断战略性科学技术的关键标准。这比单纯看“军用价值”“经济规模”更能反映技术在文明层面的深远影响。

在国内外公开资料中，目前较少看到如此系统地以“格式化权”为核心变量来贯通军事、科技与政治经济的理论，这使得该理论具有首创性和理论开拓性。

3. 方法论上的贡献：存在论历史观与前提重构

李贵涛提出以“存在论历史观”为哲学基础，强调先问清楚：

战争“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这些前提在不同时代如何被重构，

新战争形态就是这些前提结构变迁的历史表现。

这与传统只从“国家利益—权力平衡—战略博弈”出发的现实主义视角不同，更接近于一种结构—存在论路径，把：

主体(谁打仗)、

目的(为什么打)、

物质力量(用什么打)、

进行条件(在怎样的社会时空结构中打)，

纳入一整套历史哲学框架之中。这种重构方式，有助于未来学、战争预测、科技战略等跨学科研究建立更统一的分析坐标。

四、对人类社会发展与战争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

1. 对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启示

(1)“我们的时代是社会组织格式化的时代”

这一判断，至少有三层含义：

当代的全球化、数字化、本质上是一场围绕谁来给全人类“排版”社会运行格式的竞争;

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对平台、算法、供应链、金融体系的依赖，就是被动卷入“格式化进程”;

如果不进行反思与调节，社会可能走向高度寡头化、算法化，最终导致文明多样性与人的主体性被压缩。

对政策制定者与学者来说，这意味着：

研究“社会发展”不能再只盯住GDP、产业升级，而要问：

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在增强多数人的自主性，

还是在把多数人进一步“格式化”为某些平台或资本结构的附件。

(2)“争夺格式化权力”作为全球博弈本质

在他看来，冷战后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美元霸权、全球产业链重组、信息平台垄断、局部政权更迭等)，都可以理解为围绕“谁有权重塑别国社会格式”的博弈。

提示：

小国、弱国如果在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完全依附某一强国，就会在社会格式层面失去再书写权;

新兴大国如果不在技术、制度和文化上形成自洽体系，也难以真正实现“文明主体性”。

对人类社会长远发展而言，这逼迫各国不得不思考：

能否在共享技术与合作治理的同时，避免被单一格式吞没，保留一定的文明多样性与自治空间。

2. 对现代与未来战争的战略指导

(1)认识当下：非热战形态世界大战的深层结构

已有评论在讨论当下“非热战形态世界大战”时，直接引用李贵涛观点：“现代战争已从物理歼灭转向文明格式化”。这说明其理论已被用来解读：

技术绞杀(芯片、供应链)、

金融制裁、

认知操控、

生态博弈等一系列“非军事手段”。

对军事与安全研究者而言，这带来的直接指导是：

不能再把“战争”局限为坦克、大炮、导弹的冲突;

在制定国防和安全战略时，必须将信息基础设施、金融体系、供应链、文化与教育系统等都视为潜在“战场要素”;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关键，越来越体现在抢占对方的社会格式化接口，如网络平台标准、支付体系、舆论平台等。

(2)前瞻未来：战略科技与“制格式权”

李贵涛提出：衡量一项科技是不是“战略性科学技术”，关键看它是否具有“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广义格式化”的能力。这为国防和科技决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判别标准：

像互联网基础协议、全球定位系统(GPS)、芯片体系、铁路网和大型电力系统等，之所以具有深远战略意义，不仅是因为它们“强大”，而是因为它们重写了社会运转的基本格式;

未来诸如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物技术等，也应从“能否主导社会格式”的角度进行战略评估，而非仅看短期经济收益或军事威力。

这对一个国家的科研布局、军民融合、产业政策和科技外交，都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3)作战观念：从“制空权”到“制格式权”

传统战争观念：

争夺“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

近年来又提出“制信息权、制决策权”等。

在李贵涛框架下，这些权力其实都属于更高层次的“制格式权”之下：

谁掌握战争相关空间的格式化权利，谁就能在战略上预设对手的生存与行动边界。

这对军事理论的创新有三点启示：

未来的联合作战，不仅要实现火力和信息一体化，还要深度嵌入对手的社会运行格式;

防御方的任务，不仅是“防空、防网、防打击”，还要防被整体格式化，保持一定的社会弹性与冗余;

军事训练与战备，应当增强对科技平台、信息系统、基础设施“被敌方掌控时的应对能力”。

五、理论贡献与创新

在战争形态理论上，从“人主宰—重大武器主宰—广义毁伤网主宰”三阶段重新整合了人类战争史，将社会结构与技术系统纳入核心变量;

在概念上，提出“社会广义格式化”“广义格式化战场”“全面格式”“争夺格式化权力”等一整套新概念群，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方法论上，以“存在论历史观”和“战争存在前提重构”为基础，打通了战争哲学、社会理论和科技战略研究。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指出当代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深层本质，是围绕谁掌握“社会格式化权力”的博弈，提醒各国在追求发展时要警惕被单一文明或平台彻底格式化;

为理解资本垄断、平台垄断、技术标准主导等现象提供了统一视角，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从“格式化权力分配”角度重新审视制度设计与国际合作。

对战争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指导意义

显示出当代和未来战争从“物理歼灭”转向“文明格式化”，将非热战、混合战、网络战、金融战等现象统一解释为“格式化战”;

提出以“广义格式化能力”而非单一杀伤力作为评估战略性科学技术的关键标准，为科技布局和军民融合提供决策依据;

强调“制格式权”作为超越“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的更高层战略目标，为新一代联合作战构想和国家安全体系设计提供了理论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