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高深的哲学，在毛主席时代，曾经是“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条聊聊大众学哲学的一段历史。

群众学哲学，哲学大众化这一影响深远的运动，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首先，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创造离历史;其次，马克思主义还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人民群众掌握哲学这一先进武器也就成了必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群众广泛的、自觉的学哲学、用哲学是在中国展开的。

群众学哲学的高潮大体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高潮是1930年代，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时期，1934年底开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连载，历时一年，之后于 1936 年集结出版单行本。《大众哲学》一书，是我国哲学大众化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多以晦涩的学术著作、理论译文形式存在，局限于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小圈子。艾思奇首次用大众话语、日常事例阐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核心原理，打破了哲学高不可攀的壁垒，让哲学真正走出书斋、走向群众，并且它并非单纯的理论普及，而是以哲学启蒙助力革命觉醒，成为中国革命理论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 1936 年出版后，《大众哲学》一书多次再版，发行量突破数百万册，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紧接着，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于1937 年在延安完成。两论，最初是毛主席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讲义内容。两论的完成，标志着毛主席哲学思想走向成熟，那个时期毛主席的重要著作，比如《论持久战》等，都闪耀着两论的思想光辉。毛主席还强调，“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带头学习马列、宣传马列，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组建了许多学习团体与学习小组、举办了许多学习讲座、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毛主席还特别强调，“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延安自然而然也成了哲学大众化的中心。

第二个高潮，则是1960年代中期一直到毛主席去世。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哲学大众化的工作依然在进行，《实践论》《矛盾论》《大众哲学》被列为干部群众必读书，还出版了通俗读物、举办了讲习班，覆盖工厂、农村和学校。1961 年 “实事求是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3 年毛主席发文号召 “让认识论群众化”，推动哲学从 “书本” 走向 “实践”，最著名的就是那句，“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所有这些工作，以及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为其后的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64年开始，一个广度和深度远超过往的新的哲学大众化高潮就此到来，全国性的“学哲学、用哲学” 运动就此展开，工厂、农村、部队成立 “哲学小组”，用矛盾分析法解决生产与生活问题，中国的农业、工业、科技由此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不光是最广泛的群众，就连大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大医邓铁涛、任应秋等，均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医学实践。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大庆油田，1960 年代初油田开发面临地质复杂、设备短缺等难题，石油部组织广大干部工人学《实践论》《矛盾论》，用实践论打破 “外国专家断言中国无大油田” 的迷信，用矛盾分析法攻克钻井、采油技术难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极短时间内，实现高产稳产，一举甩掉我国贫油国帽子。1964年初提出的工业学大庆，有力的促进了哲学大众化的热潮，该年底，周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大庆油田的建设，“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毛主席所推动的哲学大众化运动，是一场由伟人倡导、全党推动、群众广泛参与的思想启蒙与实践动员，形成了 “学用结合、通俗化、大众化” 的鲜明特色，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进程。让我们再次重温毛主席的话吧，“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