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杠坡，中国革命历史航船成功避免触礁的地方 | 张箭宇

2026-01-16 新闻

作者简介

张箭宇，湖南长沙人，贵州大学历史系79级毕业，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曾任职中共习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三级调研员退休。现为习水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贵州长征干部学院四渡赤水培训基地特聘研究员、四渡赤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著述有《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展陈大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游击队陈列馆展陈大纲》《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陈列大纲》《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展陈大纲》《中国工农红军军委纵队官店旧址展陈大纲》《习水县革命老区发展史》、《中国**习水历史》(第一卷)《中国传统村落志•淋滩村志》《红色淋滩》，参编《四渡赤水故事集》。在有关专业报刊上先后发表了30多篇党史研究论文，在红军长征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其中，《四渡赤水战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王右木烈士牺牲考》、《参加四渡赤水战役的开国将军考》《中原突围中的“皮旅”》等论文发表在《上海党史党建》《党史纵览》《光明日报》出版社党史研究专辑等权威期刊与专辑中。

青杠坡，中国革命历史航船成功避免触礁的地方

张箭宇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作”“神来之笔”，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核心后，受命于危难之际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行动。从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之后，到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指挥下，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几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了敌人，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在川、黔、滇边围歼中央红军的战略计划，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历史表明，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而四渡赤水战役，则在军事上挽救和保留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骨干力量①。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而青杠坡之战，则构成了这个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关键点。

青杠坡，是中国革命历史航船成功避免触礁的地方。

透过历史的烟云，回望当年的战地，选择青杠坡作战，其实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决策。选择青杠坡作战，是由战前中央红军的战略目标、战略行动及战前双方敌我态势所决定的。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改变了在黔北地域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它结束了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危害极大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的征程。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②。

中央红军1月7日占领遵义城后，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追剿军之吴奇伟七纵、周浑元八纵，湘军陈光中师，桂军廖磊军、周祖晃师及覃连芳师，川军廖海涛旅、穆肃中旅，黔军犹国才旅部、何知重部、柏辉章师，滇军之二旅、五旅、七旅组成之孙渡纵队等国民党军队为前锋③，包括中央军李抱冰、万耀煌、徐源泉、上官云相、郝梦龄各部，湘军之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各部，粤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军三个师，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下辖之郭勋祺、廖泽、潘佐、章安平、达凤冈、刘兆藜、范子英、陈万仞、蒋尚模、梁国华等各部十余个旅为后援，总计150个团，40余万大军，纷纷向以遵义城为中心的黔北地区进行围剿，其目标是抑留围阻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域，求得与中央红军的最后决战④。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确定的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此情况下，1月12日，20时30分，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发出《关于敌军企图及我军集中行动地域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电文中指出了敌人之部署与企图后，对我军之部署进行安排为：一军团二师主力留桐梓，向赤水方向侦察、警戒，其第四团要驱逐新站以南之敌，进占新站，并向松坎侦察、警戒;一军团主力由遵义、绥阳一带移驻桐梓。九军团主力驻湄潭，以一个得力团进驻绥阳，并向凤冈、正安警戒。五军团主力由猪场(今珠藏)移驻团溪，负责乌江岸边之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一带之警戒。三军团仍留原地(鸭溪、老君关、尚稽场一带)不变，扼守乌江沿线镇南关、老君关、茶山关等要隘。军委纵队仍留遵义不动⑥。1月13日、14日，军委针对敌情变化，又作出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主要意图是北线开展进攻，南线凭险扼守，东西两翼扩大防务，以保证中央红军在黔北休整，保证遵义会议胜利召开。

中央红军在以遵义城为中心的黔北地域休整这12天时间里，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各路“追剿军”步步进逼，尤其是北线之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部于1月14日成立，设总指挥部于泸县，任命川军21军军长潘文华为总指挥，抽调了30个团的兵力，阻截了红一军团向川南发展;南线中央军薛岳“追剿”部队进占贵阳后，迅速逼近乌江岸边，与红三军团在乌江边展开了前哨战⑦。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的30万大军已到贵州，其中20万大军已过乌江，其中先头部队8个师已和一、三、九军团交锋;同时，当时中央红军实际控制的黔北地区，也因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山川河流多、可耕地面积少、少数民族多、语言无法交流等客观原因而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良好条件。而紧邻贵州的四川条件远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四方面军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可以接应，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给养、兵员有保证，只要在四川站住脚，就可以大有可为;三是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四川军阀又有长期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调兵也不容易⑧。在此形势下，实现建立以遵义城为中心的黔北苏区根据地的计划，已经不可能执行。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通过了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的建议，作出了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

要北渡长江，必先西渡赤水

1月18日廿时，朱德下达了向先市、赤水、土城地域集中的电令;19日，红军总部和军委纵队撤离遵义城，进至遵义北30公里之川黔大道上的泗渡站，毛泽东在此主持召开了遵义会议后第一次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并根据遵义会议决定，作出了进军川南、北渡长江的具体军事部署⑨。

同日，下达了只发给军委委员和各军团首长并要求“妥为保存”的《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规定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其任务是：“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2、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3、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4、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该电文在“实施计划”中规定了各部队的行军路线、任务要求，并明确了实施计划中的战术要点，明确了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战略配合要求及战斗动员口号⑩。同日23时，朱德下达了《关于我军21日行动的部署》;22日，下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转入川西指示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电》。

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后，采取节节阻击、交替掩护战术，依次序转移。1月21日，红军集结到桐梓地域后，全军突然由北转西，向赤水、习水地域前进，争取渡江先机。1月24日，红一军团一师经温水、东皇到达土城，先头部队两个营向已经驻扎在土城的黔军侯子担部刘翰吾旅(黔军教导师第一旅)进行攻击，刘部不支，从事前在赤水河上架好的浮桥上败退西岸而逃。同日，军委纵队进驻东皇。25日，一军团向赤水挺进，司令部驻元厚，军委纵队抵木楠坝宿营，三军团司令部在土城宿营，五军团司令部在东皇宿营，九军团从官渡河出发，经程寨向习水老县城官渡急进，并于当日下午攻占官渡。26日，军委纵队进驻土城，一军团司令部到达丙滩，三军团司令部到达顶兴场，五军团司令部到达民化之丰村坝，九军团驻官渡。

中央红军在奔袭疾进，蒋介石军队在磨刀霍霍

这段时间，我们围绕北渡长江，在奔袭疾进，蒋介石在干什么?他在睡大觉吗?答案只有一个字：否!蒋介石正在磨刀霍霍，各路国民党追剿军正在加紧行动。1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剿围堵，其方针是“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围而聚歼之。”⑾在蒋介石及其参谋团的督促下，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在执行川军封锁长江的同时，调兵遣将入黔作战，共调集36个团的兵力抗击红军，命令在綦江方向的廖泽部伺机向黔北攻击，尾追红军;以陈万仞部之达凤冈、袁筱如两个旅，由涪陵船运合江转趋黔北赤水;以教导师章安平旅由泸县取道合江向赤水前进;以总预备队郭勋祺旅及由郭指挥的潘佐旅，由江津白沙急进到温水拦截。

在这一场赛跑中，由于以国民党川军为主力的北线围堵部队以逸待劳，占尽天时地利之便，中央红军并无任何优势可言。

1月23日，郭勋祺部到达温水，得知红军大部队已过温水，便直趋土城。当晚，川军东线拦截之敌郭、潘、廖3个旅均奉令向土城前进。24日中午，其先头部队在良村附近开始与红军遭遇。25日，又分别在梅溪、图书坝一带侧击红军。27日，该敌进至土城东面30里之丰村坝。在此过程中，川军郭旅一直与红军后卫部队进行着时断时续的接触，以至于在干部休养连养伤的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及随中央干部休养连行动的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几乎遇险⑿。

在西线古蔺、叙永方向，川军范子英旅和章安平旅之周瑞麟团、边防四路之顾晓帆团共五个团已经就位，边防第四路司令魏楷的其余部队及各县民团已作二线配置于江岸设防，且古蔺、叙永两城之碉堡、战壕等防御工事已经筑就，刘兆藜旅及刘旅所指挥的周成虎警卫大队(相当于加强团)亦正奉命驰赴叙永东面连接古蔺的官山老林桂花场、登子场一线防堵。西线敌之总兵力超过四个旅。

在北线赤水、合江方向，川军章安平旅(缺周瑞麟团)达凤冈旅、徐国轩支队(团)积极向贵州运动，袁筱如旅作二线配置于江防。其中章安平旅1月25日经先市渡赤水河，进入赤水境内，达凤冈旅随后跟进。北线敌人计三个旅⒀。

1月26日拂晓，红一军团一师从旺隆场翻越七里坎大山，开进到离赤水县城约30里的黄陂洞，与由赤水县城向土城开来的川敌章安平旅彭远高团发生激战。中午，章旅朱果团和旅迫击炮营参战，红一师撤回旺隆场营地⒁。同一天清晨，红二师在距赤水县城约20里的复兴场与川敌达凤冈旅两个团展开激战，红军经肉搏战后撤回丙滩。同日，红九军团在距习水老县城官渡北边十华里的箭滩与川军徐国轩支队发生遭遇战，退回官渡。同日夜，红九军团奉军委电令，翻越二郎坝大山，于27日凌晨开到葫市，与红一军团一师汇合。至此，中央红军北上渡江之路已被川敌堵死。

而南线，则更是薛岳所率国民党中央军及滇军孙渡纵队、黔军各部之重兵集团，其中装备好、战斗力强之中央军两个纵队8个师另两个旅，计32个团;滇军孙渡纵队6个旅计2.4万人;加上黔军部队，南线总兵力已超10万人⒂。红军军委纵队到达土城之时，南线敌军之周浑元部、黔军之柏辉章、何知重师已分别由桐梓、遵义、黔西地区向西追击红军，与红军后卫部队几乎形成衔尾接触之势⒃。

为渡赤水，中央红军又不得不在土城地域与围追堵截的川军遭遇

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川、滇、黔军阀部队，已经形成了对集结在从土城到葫市一带中央红军的合围。国民党军各方追剿兵力距离红军军委纵队的日程，均在一日范围之内。特别是土城一带，西临赤水河，东、西对河两岸均是绵延百里的千仞高山与原始森林，即便是近八十年后的今天，两岸高山的许多地方仍然是无路可行，人迹罕至，当年的千军万马更是不可能在这两个方向上展开机动作战。

至此，在土城一带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作战，打破合围，已经不可避免。对中央红军而言，其危险局势，已经超过湘江之战前的战略态势。在湘江之战前，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兵，始终保持着与红军后卫部队2日以上的行程，而桂系军阀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战前更是向红军放开了一个从全州到兴安宽达60公里的大缺口，蒋介石对之评价为“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⒄。同时，从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中与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来看，中央红军是8万多人，国民党军是30万人，双方兵力对比是3.75:1;而四渡赤水之战中，中央红军是3.5万人，国民党军是40万人，双方兵力对比是11:1。对中央红军而言，四渡赤水战役的形势远远要比湘江之战中所面临的形势严峻得多。而在湘江之战中，是李德和博古的愚蠢，才导致了良机稍纵即逝，导致了红军数万人的英勇牺牲。

青杠坡，长征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关键点

既然在土城一带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作战以打破合围不可避免，其战场选择在青杠坡则更是理所当然。青杠坡在土城东面约3公里，是一个狭长的山谷地带，从丰村坝沿着青杠坡脚下到石羔嘴有一条10华里的通道，当年是东皇到土城的唯一道路。石羔嘴是通往土城的咽喉，越过石羔嘴，土城就无险可守。只有在青杠坡打一战，把追兵打痛打残，最好是能够歼灭追兵，才能取得战略主动权。

我曾经与人探讨青杠坡必须一战的理由。有人说，即使敌人围上来了，也不一定要打这一战，毛主席完全可以在战前就把红军渡过赤水河，避开围追堵截之敌。其实，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完全是不知兵、不懂兵的当代赵括。青杠坡之战前夜，红军主力被压缩在纵长不足60华里之狭长的赤水河谷内，两岸是路少人稀、险峻难逾的千米高山，前面是赤水方向挟初胜之威的强敌，身后东皇方向是衔尾追来的劲旅。军委纵队驻土城之时，北面川敌已压至距土城仅30华里的元厚地域，东面追兵已进驻距土城30华里的丰村坝，两个方向均只有2个小时左右的步行行程。假如不打痛打残追兵，红军就在土城组织渡河，追兵乘机进行攻击冲锋，会是什么后果?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状况?类似的情况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难道例子还少了吗?假如说红军不在青杠坡打痛打残追兵，红军就组织渡河，结论就只有一个：赤水河就会变成石达开的大渡河，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中国革命的航船就会在赤水河畔触礁乃至翻沉，中国的历史就会改写!

回望射雕处，千里暮云平。青杠坡之战，尽管由于敌情侦察和判断失误，红军没有能够取得消灭川敌追兵之任务，并牺牲了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赵云龙以下1，000多人⒅，但是，这1000多红军烈士的牺牲，不仅仅也让川军损失了1000多人，打痛打残了追兵，奠定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基础⒆，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改变了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原作战计划，以“36计走为上”之策，恢复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迅速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摆脱了尾追之敌，改变了被动局面，使红军脱离了前有优势强敌、后有滔滔赤水河的危险境地。无论是放在当时当地，还是从整个长征的历史来看，红军在青杠坡虽然失利，没有能够实现开战之初消灭尾追之敌的目标，但是，川军也同样没有实现歼灭红军的企图。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青杠坡之战，遵义会议后重掌指挥权的毛泽东从不利中找到了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开启了四渡赤水战役的序幕。青杠坡之战，就是“打”与“走”的辩证统一，通过以“打”摆脱危局，通过以“走”创造战机，开始了把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都发挥到了极致的四渡赤水的战斗历程，写就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篇章。也正因为如此，红军才能够一次次地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也才能够在一次次的化险为夷中从根本上得到确立，才奠定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基础。这是青杠坡之战的伟大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刘廷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拯救危局的关键之战——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的重要意义和指挥艺术》，载互联网网页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610/show533935c30p1.html。《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P548—549。

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遵义会议前后》，贵州人民出版社，P8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版，P353—35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P148-149。

③《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P510—511。

④《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P67。《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P74。

⑤《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P29。

⑥《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P74-75。《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P67。

⑦《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载《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P123。

⑧胡兆才：《铁血红军(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版，P808。

⑨《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P169。《毛泽东长征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5-7。

⑩《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P87。

⑾《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P167。

⑿《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P184。《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P453。

⒀《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P452-453。

⒁《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P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