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之后，三面红旗被全面否定。他们说，归根结底，都是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这三面红旗，究竟有哪些错误呢?真如某些人批评的那样吗?

先说总路线，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了不少感慨，并将“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为“总路线”。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不厌其烦地引述总路线的这些基本点，我们可以看到，从文字表述上来看，总路线并不存在冒进，没有任何问题。1962年全面总结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纵使对三面红旗有疑虑，也明确表示：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而这执行中的偏差，正是一线负责同志和地方大员们大刮五风的结果，毛主席是怎么劝都劝不住。甚至早在大跃进动员会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就提醒他们，“凡是主观、客观条件办得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凡是主观、客观条件办不到的，就不要勉强”，“我们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些，绝不浮夸，不争名誉，要务实”，他们全当作了耳旁风。

这个总路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可以说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持续到毛周等人离世。这一点往往很少被提到。周总理在1975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明确讲：“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国在毛主席时代结束时，一跃成为全球第六大工业国，这难道还不是对总路线最有力的辩护吗?

关于大跃进，我们此前的文章已经提到过，它是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超常规发展战略，是当时全民的共同愿望并且已经转化为行动了。这本没有任何错误。问题在于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大跃进规划时，将1962年的粮食指标由最初的5000亿斤调高到6000-7000亿斤，钢产量由1050-1200万吨调高到2500-3000万吨。之后，某些人出于某种需要，煽风点火，使得涨风迭起，指标一再调高，工业、农业都纷纷造假，竞放卫星。工业上最终憋出个1958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导致了全民大炼钢铁，间接造成了当年粮食的丰产不丰收;农业上除了大放卫星外，还大搞一平二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就出在像毛主席所批评的那样，破除迷信的时候，有些人把科学也破除了。问题就出在毛主席的提醒，“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他们完全听不进去。问题就出在1957年整风所要解决的三风五气不但没得到解决，还以另一种形式，更加恶劣的呈现了出来。耐人寻味的是，之前他们调子唱得很高，左得出奇，毛主席怎么纠偏都不听，当出现严重问题后，他们又想一退千里，右得够可以。毛主席离世后，又把屎盆子全扣在了他的头上。你说气人不气人?

人民公社，并不像后来某些人所说的，是毛主席的发明。其实，它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直接的促进因素是，1956年农村实现合作化之后，兴起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这就必然要求更大规模的组织，也要求施工方和受益方相当，这就必然有了并社的需求。毛主席只不过肯定了群众的创造而已，用毛主席自己的话来说，人民公社，他没有发明权，但有推广之功。就大跃进期间而言，人民公社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经过试验和典型总结就推广，出问题是必然的。结合后面的实践来看，究竟公社的规模该搞多大，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公社的核算单位应该到哪一级，公社中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的关系怎样，这些都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和完善。

此时，又叠加上某些领导人的大刮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这五风，问题就复杂化起来。这是“人祸”。再叠加上粮食主产区的干旱，这是天灾。两者结合，直接引发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部分地区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死人事件，这就是1959-61的三年困难时期。但是，自从1961年毛主席定为调查研究之年之后，农村的情况就在发生变化，经过1961-1962年的反复调研、实践和调整，人民公社六十条诞生，标志着人民公社已经开始走出困境，步入正轨。事实也是如此，1962年，农村走出困境，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粮食产量开始回升。

事实上，人民公社作为一个政社合一的基层单位，有力支撑了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人民公社，就不会有大跃进期间的新中国第一个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如果没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的人民公社作为依托，新中国在那十年期间的第二个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就不会到来，不会有全国性的良种改良，同样也不会诞生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不会在全国范围内两次兴起消灭血吸虫病和传染病的高潮，不会有全民教育的迅速普及，不会有公社社员对重点公路、铁路工程建设的支援，也不会有后来所谓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不过是此前社队企业的转型或公社积累的成果罢了。并且，在人民公社解体前夕，许多地方的公社已经开始农业机械化了。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思考他人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下山时他对湖南的张平化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去世之后，最初全国的书记中间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周惠和贵州的池必卿三个支持分田，相当多地方不愿意分，拖了好几年才分了下去。某种程度是毛主席教育得好，更从侧面说明当时得人民公社已经很成熟了。再后来，三面红旗被慢慢搞臭，结果是毛主席对包产到户的担心都成了现实。面对历史，我们不仅要问，三面红旗，何错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