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evin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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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一次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话题撰文时，是在反驳一篇论文。该论文声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消亡，是因为1990年代约翰·罗尔斯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特别是G.A.科恩)之间的辩论，还因为据说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意识到马克思的理论讲不通。

最近，我在Substack平台上关注到一些围绕一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书展开的讨论和辩论，这本书是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的《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买单》。罗克希尔主要聚焦于美国政府部门，如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直接前身)，以及随后的早期中情局，与一个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团体——特别是赫伯特·马尔库塞、麦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之间的关系。这些德国知识分子为逃离纳粹德国而前往美国，他们通常以其对法西斯主义、文化生产的研究，以及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之间建立桥梁的努力而闻名。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罗克希尔本人所认同的传统，因为他受过这方面的学术训练，并且在思考本书中他所批判的那些人物所处知识或文化生产环境时，运用了其中一些理论。

罗克希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有更广泛的批判，其中也包括“法国学派”，即指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一代法国思想家，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便不是持批判态度，也往往是复杂的。在罗克希尔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那些不具有反帝国主义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版本，或者就法国学派而言，甚至“发动了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争”。

罗克希尔错误地将德勒兹列为据称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战争的人物之一。在我最近题为《在阿拉伯人的背上》的文章中，我解读了德勒兹的一段文字，其中描述了马克思的分析如何解释了美洲和巴勒斯坦殖民化的根本原因。德勒兹不仅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且他强调需要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解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反之，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是德勒兹分析资本主义时的核心问题。

对于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我的基本看法并非孤例。我曾在我的文章《斯宾诺莎、马克思与〈反俄狄浦斯〉：一种压抑的劳动理论》中为该主题的学术文献做出过贡献，但研究这种关系的学者们往往倾向于认为，从本体论、历史学到生产理论及国家理论，德勒兹的思想和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聚焦于对反驳罗克希尔关于德勒兹的论断最相关的方面：语境。我将论证德勒兹所提出论点的语境，这些论点并非针对马克思本人，而是针对对马克思的某些解读，并且我也会简要谈及德勒兹自己解读的基础。

1.阿尔都塞学派的历史唯物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松散的分类，指的是那些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尤其指苏联)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出现、与之相区别、且常常对其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解读流派。其他通常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的20世纪思想家包括匈牙利的卢卡奇、意大利的葛兰西、德国的本雅明(他也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联，但在试图逃离纳粹抓捕时去世)，以及法国的路易·阿尔都塞。这构成了一组奇怪的组合。例如，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通常以介入哲学人本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为特征。然而，阿尔都塞学派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则在于它反对黑格尔主义、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论点。

阿尔都塞影响了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在1965年，他与他的四名研究生在他们共同研读《资本论》文本的研讨会后，出版了一本名为《读〈资本论〉》的论文集。他们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最先进、最科学的著作，并在此书中提出理论，认为马克思实现了与黑格尔思想的认识论断裂。因此，他们不仅批判黑格尔主义，而且批判对《资本论》的黑格尔式解读，尤其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那种解读。阿尔都塞学派还将一系列主题带入当代马克思主义讨论，包括结构、再生产、无意识等，正如法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雅克·比岱所阐释的，这些组合“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之间建立了新的、富有成果的哲学联系”。

黑格尔式的、“辩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的《大纲》，这是《资本论》的初稿，直到1939-41年才出版。如比岱所解释，在《大纲》中，“马克思通过不断诉诸黑格尔逻辑学的范畴来发展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然而，随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出版前进行后续草稿的写作，并且在随后的三个版本中，黑格尔哲学体系被日益边缘化。因此，解读《资本论》的黑格尔传统是通过参照《大纲》和《资本论》第一版来进行的。

然而，那种恢复《大纲》中黑格尔主义水平的解读方式，甚至就此事而言，恢复《资本论》第一版水平的解读方式，并不承认最终版本是马克思那里更先进的版本(而且，正如比岱所解释的，这导致了“完全分歧、相互排斥的解读——这本身往往使这一计划本身成为问题”)，它也不考虑马克思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将那种哲学边缘化，或者这种理由有多大程度。

与黑格尔传统相反——如比岱所解释，这种传统常常带有“一种逻辑-历史的、目的论的偏见”，这种偏见“损害了《资本论》的阐述”——例如，阿尔都塞的学生艾蒂安·巴利巴尔将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描述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对应关系的断裂，释放了将形成劳动与资本相遇的要素，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构成。这是一种偶然性的历史，而非目的论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超越资本主义需要干预。

早在1968年的《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就将他对马克思的解读与一些与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相关的总体见解结合起来。与巴利巴尔一样，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在他们1972年的《反俄狄浦斯》中强调通过马克思的视角思考历史时的偶然性因素。他们解释说，“普遍历史是偶然性的历史，而非必然性的历史。是断裂与界限，而非连续性”，并且“只要严格遵循马克思制定的规则，以资本主义为背景追溯性地理解整个历史是正确的。”

他们还批评了那些在他们看来，在考虑生产方式与货币理论时，常常轻视诸如银行业、金融和信贷流通等因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些马克思理论的方面出现在《资本论》的后续卷中，并且恰好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及其位移的关键;也就是说，这些方面刻画了资本主义的界限与断裂的特征。

2.资本主义的一般运作模式

在已故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1991年一篇关于德勒兹的文章中，他写道：

“《反俄狄浦斯》中那宏大的马克思章节……尽管如此，且不论其能量与连贯性，或许可以视作一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笔记，而非某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或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创新解读。”——“Marxism and dualism in Deleuze” (1997) Fredric Jameson

根据加塔利在两人合写《反俄狄浦斯》时的一封信件，德勒兹当时正“为资本主义而挥汗”。“我感觉自己总是独自游荡，有点儿孤单，不负责任地，而你却正为资本主义挥汗如雨，”加塔利写道，“我又怎么可能帮得上你呢?”德勒兹的“为资本主义挥汗”无疑是他钻研马克思的文本和其他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成果，因为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对资本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对于政治哲学至关重要：“我相信费利克斯·加塔利和我本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德勒兹晚年谈及自己和这位长期合作者时说道，“这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有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在《反俄狄浦斯》中众多的引用和影响来源里，马克思无疑是最基本且最一贯的框架。

将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积累的一般逻辑应用于当代情境，确实需要下一番功夫。正如克里斯托夫·亨宁在《马克思之后的哲学》中所解释的：

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一般运作模式的高度抽象模型。当在方法论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时，对当代环境的描述需要逐步引入越来越多实质性的具体条件，即那些在每一个特定实例中特定过程得以展开的条件。

马克思的方法很简单：只有理解了各种力量的一般逻辑，才能解释它们长期的相互作用。因为这种方法涉及如此高度的抽象，所以未来无法被精确预测。更确切地说，这关乎衡量相关规律所划定的可能性范围。——Christoph Henning: Philosophy After Marx

因此，当德勒兹在谈到以巴冲突时，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两种互补运动”的分析所具有的解释力，他看到了什么样的潜在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呢?在《反俄狄浦斯》中，他和加塔利解释说，资本主义的双重运动就是马克思所称的“起反作用的各种规律”：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起反作用的趋势。我在我的文章《在阿拉伯人的背上》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但简而言之，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通过市场竞争向更高程度的自动化发展，投资于机器的资本相对于投资于工人的资本的比例增加，导致利润率下降。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所解释的，“利润率(R)= 剩余价值(S)除以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之和”，其中，

生产资料的价值称为不变资本(C)，因为如果没有工人使用，生产资料本身无法增加任何新价值。所雇用的劳动力的价值称为可变资本(V)，因为所雇用的劳动能够创造出多于其自身消耗的、工人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虽然新的、生产力更高的技术最初会给个别资本家带来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是暂时的，直到新技术成为经济中的标准，并促成利润率普遍下降的趋势，这不仅导致工人失业，还引发经济衰退。然而，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总量的增加，使得资本能够投资于市场扩张，这暂时推迟了利润的界限，从而再次开启繁荣-萧条的循环。这些动态过程涉及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尽管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这种分析出现在《资本论》第三卷，但这些动态和趋势已经存在于第一卷中，在马克思关于机器和大工业发展的分析里。在那里，他解释道，随着机器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和生产所需工人的减少，产生了“工作的扩展”，这构成了世界市场关系的建立，并对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如运河、码头和桥梁)产生了新的劳动力需求。随着大工业创立了世界市场，“更大数量的外国原料、材料和半成品被用作本国工业的生产资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解释的，技术革命用于暂时延缓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并通过停滞，“为以后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进行的生产扩大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在扩大了的生产条件、更广阔的市场和提高了的生产力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会再次被经历。”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规律并非简单的创新，而是利润率。德勒兹和加塔利引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观点解释说，资本家并非单纯对应用新技术感兴趣，除非它能增加利润，否则他们不会进行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强调工业革命将技术进步的提高比率与"过时的”设备总量的持有相结合，相伴随的是对于机器和科学的巨大怀疑。一个革新被采用，只是因为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带来了利润率的提高,否则,资本家就会维持既有的设备，将投资投入其他领域当中。——德勒兹 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第三章

德勒兹和加塔利还借鉴了埃及-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其1970年著作《世界范围的积累》中提出的世界体系分析，解释说银行的作用是为资本从“中心”到“外围”的运动提供资金，“相对于中心国家无产阶级，对外围国家无产阶级日益加剧的剥削”相当于“确保了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因素是讨论的核心：

正如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去领土化的过程从中心蔓延到周边，换言之从发达国家蔓延到欠发达国家，它并没有构筑一些分割的区域，而是构筑了一架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机器。需要进一步说的是,中心自身拥有由其自身所组织的欠发达的飞地，一些保护区以及贫民窟,它们作为内在的边缘地带而存在着……的确，在中心处至少局部地会出现利润率下降抑或利润率平均化的倾向，它将经济带向最富进取性的并最富有自发性的方向，在周边某种真正的“欠发达的发展"却保障了剩余价值利润率的增长,较之中心而言,这是一种对边缘地区的无产阶级的强大剥削。

在后来的著作中，德勒兹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来描述世界市场的发展。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描述了在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种私营部门的官僚角色，他们用马克思的“可变资本”范畴来定义这种发展(而不是，例如，类似于今天常见的“专业管理阶级”的概念)。他们写道：

只要工人阶级仍通过一种既得的地位(甚或是一个理论上被征服的国家)来界定自身，那么，它就仅仅呈现为“资本”，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而并未摆脱资本的平面。至多，这个平面会变为官僚体制的平面。——德勒兹 加塔利《千高原》第十三章

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德勒兹写到随着工厂迁往“第三世界”以及“企业”取代旧工厂的出现，资本发生了最新的“突变”。“工厂让位于企业”，这些工厂“常常被转移到偏远的第三世界地区，即使是像纺织厂、钢铁厂和炼油厂这样的复杂作业也是如此。”德勒兹写道，另一头的企业通常只“购买成品或将零件组装成成品。”当然，这种市场的扩展使得工厂迁往“第三世界”，正是我们现在称之为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征，因为过去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政策使得这种转移成为可能——这是在1960年代利润率危机和7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导致中心国家的工厂城镇陷入过时和衰败，将美国的“钢铁带”转变为“锈带”。因此，尽管这些循环使资本得以存活，但它们所到之处留下的却是苦难，甚至死亡。

3.哪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战争”?

尽管德勒兹批评了对马克思的某些解读，但他从未像洛克希尔声称的那样“发动过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相反，他强调在通过分析资本主义来思考历史时，需要遵循马克思制定的规律，并聚焦于马克思那些与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包括殖民化)相关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