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九在西历1982前后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机关里老一点的同志当面直接叫他“老九”，年纪较轻的人当面称他“李部长”，在背后一般也称他“老九”。这个称呼，从他西历1970年后担任甘肃平凉地委书记时就开始了，那里的干部群众称他为“老九书记”。这“老九”，想来应该是出自于当时的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该剧中解放军侦察英雄杨子荣打入土匪座山雕的巢穴，被座山雕封为手下“老九”——排第九位的大头领，“老九不能走”的台词家喻户晓，显然因为名字中有个“九”，李友九被亲近的同事借电影台词戏称为“老九”。“老九”，“老九书记”，自然是干部群众对李友九的亲切称呼。有资料说，他在平凉担任书记期间，把平凉国道东起泾川、经平凉、西至静宁数百公里，路两旁残存衰朽的“左公柳”全部更新为“新疆杨”，形成绿色长廊，至今人称“老九杨”。

这位“老九”副部长，在西历1978搞起来的农村“分田到户改革”中持反对态度，并且在逐渐加大的政治压力下坚持不屈，其表现颇为不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基本找不到有关他当时具体言行表现的资料，不过，从不少把他作为“农村改革反面人物”提到的网文中，还是可以依稀看到他当时是如何面对压力的。

压力，最直接地来自于当时的“改革先锋”万某。西历1979下半年，万某还在安徽时，李友九曾经去安徽调研，在当地对该省的“改革”进行了批评;西历1980春天，万某上调中央前后，李友九主持《农村工作通讯》杂志连续发表批评“包产到户”的文章;西历1980秋冬，李友九到浙江和江西调研，继续表态并在《农村工作通讯》发表文章批评“包产到户”。李友九的这些言行，使他成为进入中央领导层并分管农业、大力推行“改革”的万某最不满的典型。

西历1981年1月，万某在书记处会议上放出“反对包产到户，是和三中全会精神对着干，思想不通可以，但是这样的人不能继续留在领导岗位”的狠话，“这样的人”中自然首先包括李友九。

西历1981年2月，林乎加出任农业部“一把手”，立即在农业部开始思想“整顿”，特别严厉批评带头反对“包产到户”的副部长李友九。

3月，万某专程参加农业部党组会，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部领导在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态度强硬、言辞激烈”的“批评”，警告说“再反对，就是和中央不保持一致，不再是思想问题”。李友九发言时说自己“宣传包户责任制，避开了七十五号文件”，万某立刻打断说“谁给你的解释权?你认为责任制是倒退，在安徽我就看出来了!”还提及李友九曾经到安徽天长县调研，在讲话中支持一些基层干部反对包产到户，说：“李友久跑到天长讲的一套，当地干部反对责任制，有你们的同盟军。”“农业部不是转变得不够，转变得慢，而是对三中全会不通，李友九是代表!”

同月，万某又主持召开国家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在会上，林乎加又说到了李友九：“老九承认事实，做了些检查，但思想跟不上，转不过弯来。同志们说他还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不敢承认抵触思想。他自己说是没有与中央完全保持一致，意思是基本保持一致。他说不刊登包产到户文章，是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农民集体经济积极性考虑，怕冲击中间地带”。(这里所说的“担心包产到户会冲击中间地带”，是赵紫阳西历1981年1月在河南、山东调研时提出来的，并要求杜润生研究对策，杜润生于当年2月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提出中间地区不搞包产到户，而搞“联产到劳”。)万某则指责李友九“不看人家的文章，那些很好的理论文章、参考文件，他都不理。别人讲的都不行。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一股劲儿?”杜润生谈到江西、浙江还在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问题，万某就此说：“他们相当顽固，加上老九的示意，谁知道变不变!”万某把李友九作为必须“组织处理”的代表人物，说“这样的领导恐怕会害了一批干部”，意指李友九这样的领导会影响下面一些干部，这些干部也会对“改革”持怀疑态度，导致这些下面的干部的“使用”也受到影响。这些，不久后自然一一落实了。

同时，万某又不得不表示李友九“这个人有个好处，不隐瞒自己观点，我喜欢这样的人。不管是谁讲的了，即便是小平同志讲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见。”显然，“老九”并非像林乎加说的那样“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不敢承认抵触思想”，而是很坦荡的，到晚年也没有“承认错误”，没有被压力所屈服——这从他西历1999所撰写的《杜润生否定农业合作化我不能同意》一文中可以看到。

压不服的“老九”。

【发文时间：

共和二八六七年

新中国七十八年

干支丙午年

夏历正月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