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多个克什米尔组织、国际主义盟友及有良知的民众在伦敦举行抗议，纪念马卡布尔·巴特(Maqbool Bhat)殉难周年。此次抗议的具体诉求是要求归还他的遗体，并要求查谟和克什米尔实现主权独立。这是自1984年巴特被印度国家绞死后，其同情者发起的年度纪念传统。每年的这一天，在被占领的查谟-克什米尔各地以及散居社群中都会举行公开示威。巴特被誉为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KLF)的共同创始人——当天该组织成员也走上街头，悼念他们的斗争同志。马卡布尔以其坚韧精神以及在反对印度国家的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本质中所发挥的武装抵抗传播作用而闻名。他代表了将革命政治作为民族解放道路的首要性，而非伊斯兰主义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议会民族主义。他被视为“克什米尔的切·格瓦拉”，因为他发起了武装斗争，并创建了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的前身——查谟-克什米尔民族解放阵线(JKNLF)。

除了毕生致力于反抗克什米尔的殖民占领外，他的死亡也成为当天所有游行者的集结号角。更具体地说，他死于极具争议的情形之下，此后他的遗体一直被保存在监狱建筑群内，因此街头群众呼吁归还马卡布尔·巴特的遗体，以及另一位自由战士阿夫扎尔·古鲁(Afzal Guru)的遗体——后者曾在蒂哈尔监狱与活动人士科巴德·甘迪(Kobad Ghandy)建立私人友谊，而甘迪本人则因被指控为毛主义者而入狱。此次抗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对真正独立的追求上秉持深刻的世俗立场，现场可见克什米尔旗帜和无数的红旗，但没有巴基斯坦国旗。这一天既是哀悼的庄严日子，也是克什米尔革命者汇聚、游行并团结于共同斗争历史的日子。出席的克什米尔组织包括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祖国之友联盟”(Watan Dost Ithad)、查谟-克什米尔民族人民党(JKNAP)、查谟-克什米尔全国学生联合会(JKNSF)、人民革命阵线(PRF)以及全国学生阵线(NSF)——后三个组织自豪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小批非克什米尔青年(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塞浦路斯、菲律宾等背景)代表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LPS)、塞浦路斯人联盟(Union of Cypriots)、人民儿女(Anakbayan)、青年斗争组织(Young Struggle)、印度反镇压联合委员会出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团结组织也参加了示威。示威队伍在议会广场集合，随后来自全英各地的示威者游行至奥尔德威奇的印度高级专员公署。

现场有各种口号和标语，大多用不同地区的语言表达对克什米尔民族解放的诉求(如“克什米尔人要自由”“克什米尔万岁”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如“它是红的，它是红的，整个亚洲都是红的”)、社会主义(如“愿红色黎明到来，愿黑夜离去”)、反对军事化和占领(如“印度军队撤出去，巴基斯坦军队撤出去”)。一些口号专门颂扬马卡布尔·巴特。宗教口号明显缺席，除了一面红旗上提到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中击败叶齐德——这是伊斯兰解放神学的重要支柱，也是中亚/南亚跨信仰民间传说的内容(例如侯赛尼婆罗门社群的存在)。常见的口号包括“克什米尔的呐喊——克什米尔万岁”和“马卡布尔的呐喊——马卡布尔万岁”。值得注意的是，“真主至大”的口号并未出现。一面大幅标语写着“一个主权独立的克什米尔是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唯一和平且持久的出路”，另一面写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必须结束对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占领”。还有标语要求释放亚辛·马利克(Yasin Malik)。

在个别交谈中，克什米尔与会者提到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国家的宗教多元性和多样性，以及基于宗教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危险(他们指出，这种民族主义仅催生了两个国家：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与会者毫不怀疑巴基斯坦是一支占领力量，它随心所欲地利用并背叛克什米尔民族运动，同时在巴控克什米尔压迫和剥削克什米尔人。然而，印度在压迫克什米尔方面的首要角色同样毋庸置疑。现场有许多针对莫迪的口号，谴责他在克什米尔犯下的屠杀、强奸和杀戮罪行。因此，英语口号主要是“停止在克什米尔的杀戮”和“停止在克什米尔的强奸”。

2019年印度人民党(BJP)历史性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印控克什米尔有限自治权，以及去年印度政府在帕哈尔加姆袭击游客后对克什米尔人民的镇压，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克什米尔解放的关注。但抗议者的社会主义视角在将民族解放问题提升到更高层面方面仍具独特性——具体而言，是将克什米尔人民的政治独立和自我活动的问题，从印度左翼关于社会主义及后370时代转型的视角中提出。无论是印度人民党还是国大党的婆罗门式占领国家，其对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的否定，都无法抹去他们所面临的独特政治处境，尤其是他们围绕烈士凝聚力量的方式。

克什米尔民族运动的这一派别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拒绝印度、巴基斯坦、当地及帝国主义势力将该斗争强行纳入“印度教-穆斯林”二元对立的社群化。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及其附属派别坚持认为，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本质上是民族和阶级斗争，而非神学问题——这一点随着印度教法西斯主义炮制亨廷顿式“文明冲突论”和/或萨瓦尔卡(Savarkar)“两国论”的宣传(如关于克什米尔潘迪特人流亡的大片《克什米尔档案》)而愈发重要。

毫无疑问，此次抗议显示了继续构建更广泛团结以支持克什米尔民族斗争的必要性。出席的国际主义代表团证明了重建英国左翼(特别是其他南亚散居群体)对克什米尔散居社群正义解放斗争支持的重要性。作为革命者，我们必须揭露克什米尔民族压迫与其他压迫之间的联系，例如对阿迪瓦西人、印度东北部各民族、俾路支人、库尔德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压迫。我们还必须呼应当下实地真正的革命者对克什米尔自决的心声——印度**(毛主义)明确表达了对他们斗争的声援。最后，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反帝者，我们不能忘记英国在克什米尔人民民族压迫中的深刻角色——正是英国将查谟和克什米尔作为土邦卖给了压迫性的婆罗门式多格拉人古拉布·辛格。这也体现在一些印度教组织和游说团体(如“工党印度之友”(Labour Friends of India))能轻易成功推动英国统治阶级对该“内部事务”采取不干涉立场——因此，反帝群众应围绕这一问题团结起来，反对统治阶级在克什米尔占领中的角色及从中牟取的帝国主义利益。2019年11月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被迫在此问题上180度转向，就是英国法西斯游说成功的历史案例。

红色黎明终将到来!(Surkh savera aave aave!)

黑暗长夜必将消逝!(Kali raat jaave jaave!)

印度反镇压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to Stop Repression in India，JCS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