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雷托先生在开始批评《资本论》时指出，对马克思无须进行更多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仅在专门性的学术著作中可以见到，而且也可以在优秀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中见到”。因此，他担负起了小学生的任务，而为了表明他是一个好的小学生，他只是采用了那些以打倒社会主义为目的著作和报刊文章中到处可见的手法：诡辩、混淆概念、前后矛盾、文不对题、断章取义。在这一方面(而且仅仅是在这一方面)，帕雷托的批评是令人感兴趣的。这种批评是官方经济学提出来与科学经济学理论相对抗的那些论据的相当完整的综合。

任何一个小学生，不管他多么小，总是想说出自己的某种思想。帕雷托先生也想作出某种发现。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在他讨论集体主义的大部头著作中承认，“马克思和拉萨尔具有强大的武器，而且善于灵活地使用它：无懈可击的论证，广博的历史知识，对现代工业的条件的深刻了解，纯朴优美的文体，生动活泼的形象，能言善辩，冷嘲热讽，铿锵有力的语言，——他们拥有所有这一切手段”[ 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分析》第206页。——拉法格注]。而著名的比利时经济学家德·拉弗勒则说：“如果让劳动是价值的尺度这一原理成立，那么马克思就会以无可辩驳的逻辑(他在另一个地方写的是‘以钢铁般的逻辑’)证明，‘资本是掠夺的产物’，资本是无酬劳动。”[ 艾·德·拉弗勒《当代社会主义》第26页。——拉法格注]

相反，帕雷托先生认为，马克思在“他所使用的概念中缺乏精确性”(XXXV)，“他的逻辑是相当脆弱的。在他那里缺乏紧凑有力的论证，能够把事实和他想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他在这方面似乎是单纯依靠那些最经常是由感情产生的联想”(LXIV)。马克思缺乏逻辑，马克思用感情代替论证!但是，所有这些经济学家为了掩饰自己无力驳倒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情剖析者的理论，都一致责备马克思没有感情，因为象一个冷静地切割伤口以便去掉使伤口感染的异物的外科大夫一样，马克思在讲述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所受的那些使他感到满腔悲愤的可怕痛苦时，他遏制着自己的冲动，不让这种感情在科学著作中有丝毫的流露。这一出色的发现立刻使我们的批判者加入了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家的行列。

李嘉图说：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谁知道价值的基本要素，谁就掌握了会引导他穿过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迷宫的诀窍。马克思把李嘉图看作自己的先驱之一，他从研究价值开始。帕雷托先生叫道，这是白费力气!“我们自己认为，在现代的科学水平上，任何旨在确立如何理解价值、资本或任何其他术语的讨论，都是徒劳的。”(IV)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我们所使用的那些词上取得一致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不要在我们用这些词得出的推论上取得一致意见。这并不妨碍帕雷托先生指责马克思说，他“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借用了术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种借用不应该看作是很成功的，因为这两个术语的意义不是始终很准确地得到规定，因此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是大量诡辩的源泉”。(XV)这也没有妨碍帕雷托先生断言，“经验证明，使用不确定的词，会造成大量的诡辩，从而组碍自然科学的发展。”毫无疑问，帕雷托先生之所以宣布任何力图确定应如何理解价值、资本以及其他类似术语的讨论都是无效的，其目的是要想使人们知道，他所关心的不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利益，而只是关心保卫资本家的利益。

为了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关心的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那种“确立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的科学”的利益，他吹毛求疵地就马克思的用语进行争论，指责马克思用《资本论》作自己的著作的名称，而按照我们的批评家的意见，马克思的著作的名称应该是《资本家论》(VI)。

马克思否定资本家的用处，而对帕雷托先生来说，资本家是上帝，没有资本家经济世界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怎么能说资本家没有用处呢!怎么能说没有资本家资本也会再生产出来并增长呢!这是多么可怕的胡言乱语!——帕雷托先生叫道，一边手里拿着五法郎的硬币给自己画十字祝福。说劳动似乎会创造出资本，——这是荒唐的，这同真理、同现实是明显矛盾的。“只有节制消费会创造出资本。”(IX)不信教的人诋毁苦行僧，说他们没有用处。事实上，正是过着苦行生活的圣安东尼及其同伴在自己的修道室里创造出了古代世界的财富。

“但是生产出资本还不够，还必须使用资本”，(XIII)——象圣安东尼一样过着清贫生活的善良资本家又作出了自我牺牲。帕雷托先生紧随着自己的老师莫利纳里先生说：“因此，资本家完成着重要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形成资本，第二个职能是积蓄资本。”(VIII)为了使我们对他的上帝积累和使用资本的方法有一个很美好的想法，我们这位资本家崇拜者在第IX页上对1892年美国的破产作了统计。登记破产的共有一万零二百七十家，这些资本家遭受的损失为二亿七千七百万法郎。在一个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里，这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破产者对自己的事业的无知、毫无经验、愚蠢和漫不经心，发生了两千八百九十七起破产，而损失总额竟达五千万法郎。

帕雷托先生的统计告诉我们，每十个资本家中间至少有三个显然是无能的，而他们的无能仅仅在一年之内和仅仅在一个国家之内就造成了高于五千万法郎的损失。

资本家能够如此合理地使用资本，他的神通广大的秘密何在呢?在于利息。“在于使用资本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哪一个产业部门能够支付最高的利息，胜利就属于那一个产业部门。(XIV)知道百分之六比百分之五高，这就是资本家的创造奇迹的科学。帕雷托先生，您是绝对正确的，——购买矿山、铁路、制糖厂和冶金厂的股票和债券的资本家，不会去采煤，开火车、炼糖、冶炼矿石，但是却会数着手指从一、二、三、四、五计算到十，而有时还会从五十计算到一百。这是多么美妙的科学。在这之后就可以明白，社会应该奖赏这位高明的学者，把自己的全部财富呈献给他。

如果帕雷托先生注意到自己的老师莫利纳里并不总是那么十分尊重资本家，甚至不尊重到了象马克思一样把资本家看作是社会上无益处的甚至有害的人，那么帕雷托先生就会做得很好。我们来看一看他在1888年出版的《经济进化》一书中说的话，他说：“在以股份公司形式成立的企业中，领导人可以只掌握很小的资本份额。严格地说，他可以完全不掌握任何资本部分，而后面这一点尽管与普遍的看法不一致，但是从要很好地经营公司事务这一点来看，却是最妥善的办法，因为领导人如果不是入股者，他就没有权利自己监督自己。他只需要有他的职务所要求的才能、知识和道德品质。具有这些品质的人在不要求有资本的情况下比要求同时有资本的情况下更容易在市场上找到，而且花费也更少些。”

金融投机家完全信仰这种真理，他们只从事一件事，就是把资本家同他的资本分开，使资本家不能使用资本。为了达到这一值得赞扬的目的，他们用利息引诱资本家。他们答应给予资本家以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十的利息，鄙视地把资本家称之为傻瓜，因为他们在或大或小的骗局中让人骗走了自己的资本。同贝列拉、米勒斯、富尔德[ 伊萨克·贝列拉(1805—1880)——法国银行家，1852年与其兄艾米尔·贝列拉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茹尔·伊萨克·米勒斯(1809—1871)——法国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阿希尔·富尔德(1800—1867)——法国银行家，曾任财政大臣。——编者注]之流一起开办“动产信用公司”及其他当代搜刮钱财的机构的德莫尔尼公爵说：财政——这是别人的钱财。因此，帕雷托先生所宣告的那个资本家的美妙科学，也就是只是知道百分之六比百分之四多的科学，恰恰是使资本家失去自己的资本的原因。

帕雷托先生拒绝说明他所理解的资本是什么，他给予资本以另一个名称，把资本分为资本本身，或用于生产其他财富的经济财富，和资本家所支配的已经掌握的资本。(VII)把资本的概念扩及到一切经济财富，这就使他可以把野蛮人的弓、鲁滨逊的劳动工具看作是资本，因为野蛮人的弓和鲁滨逊的劳动工具也是经济财富。因此，蚂蚁也是象路特希尔德一样的资本家，因为它在搜集本身是经济财富的储藏物，虽然它对于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起点的商品流通毫无概念。正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这样把资本的概念扩及到别的事物上，帕雷托先生不想给资本下定义，而他把资本的概念扩及到别的事物上去，是为了跟随在经济学家之后得出一个使资本家感到安慰的观点：资本自古以来就有，因为甚至无脊椎动物也有在食物贮藏形式上的资本，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资本同上帝一样永恒。

马克思对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所作的分析把这种奇妙的混乱消除得干干净净。他确定了资本的性质，揭示了资本的产生过程，从而使得有可能预见到资本的灭亡。

野蛮人的弓和鲁滨逊的劳动工具同木匠的刨子、农民的一小块土地、外科大夫的手术刀和帕雷托先生用来写出他那些令人瞠目的反对意见的笔一样，不是资本。但它们却是经济财富。它们并不因为被它们的所有者所利用就成为资本。各种工厂、大地产是资本，因为它们的获利机会并不是它们的所有者创造出来的，而是由雇佣工人创造出来的，雇佣工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商品的价值同什么也不生产的资本家一起分享。

只要准确地规定“资本”这个词的含义，就立即会暴露出资本的道道地地的寄生性质和工人的保存和创造作用，工人在他所创造的商品中体现了自己的活劳动以及他加工的原料和他利用的机器所包含的死劳动。工人把这种死劳动同自己的活劳动相结合，给予死劳动以新的生命并把它保存在新产品中。帕雷托先生以及经济学家们加在资本家身上的那些品质属于工人。保存和使用资本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工人在利用机器的同时使用资本，工人在把原料变成新的商品的同时保存了资本。资本家的作用仅仅是浪费资本。

但是，为了监视工人完成自己的双重职能，即保存者和创造者的职能，就必须放弃只吃饭睡觉的无所事事的生活，走进那在创造资本而不幸的人在创造着社会财富的“苦难之城”。经济学家们不屑于看一眼资本主义生产的地狱：经济学家们一谈起工人就说他们是懒汉，向他们说教，他们必须估计到寄生虫资本家的无法估量的功绩，劝告工人要节制自己的需要，进行储蓄，从而使金融资本家能够在工人的口袋里找到几个可以偷走的法郎。帕雷托先生抱

怨说，由于篇幅不够，他不得不压缩自己的论述，但他还是谈到了几乎所有的问题：化学上的同分异构现象，克鲁泡特金公爵及其被帕雷托先生宣布为最合逻辑的学说的无政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官员的浪费行为，——这是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触及到的问题，——关于没有资本家生产就失去了刺激等等。此外，他编造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假设[ 他说，我们假定自由贸易在某个时刻确定了一定的利息率，再假定这个利息率等于5%等等。(LVIII)如果犹太教银行家和基督徒银行家听到这个建议，他们就会叫喊说：闭上嘴吧，您这个不幸的人!难道您不知道，只要贸易能自由确定利息率，这个利息率就会等于零?难道您不知道，商人和工业家要求得到无息贷款，由于我们迫使他们支付从我们这里借的那些钱的利息，他们指责我们，说我们要分他们从工人那里偷来的钱，因此我们对他们已经感到厌烦透顶了吗?——拉法格注]，儿童代数，黄金寻求者和奥地利织工之间的枯燥乏味的对话，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工作日，谈到商品生产。所有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就象对于资本家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资本家对商品生产毫无兴趣，好象商品是在月亮上生产出来的一样。资本家对世界上唯一感兴趣的是利息率。帕雷托先生的天真给我们泄露了这一点。为了提高这种利息率，资本家疯狂地消耗掉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残酷地用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人的幸福、健康和生命作牺牲。

帕雷托先生象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生产世界。他在交换世界里感到很自在，他在那里不是同衰弱不堪、衣衫褴褛的工人打交道，而是同那些穿著很讲究、肥头大耳、得意洋洋地把白赚来的钱塞进自己口袋的资本家打交道。他决定不涉及，甚至在理论上不涉及生产世界，以避免玷污交换世界。他宣布，谁要是在生产中寻找交换价值的构成要素，谁就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因为“作为说明不同的交换率(翻译成普通语言，就是不同的商品价格)的基础的充分的价值理论，在当代的科学状况下是不可能的，大概也永远不可能出现”。(XVIII)但是，因为帕雷托先生是一位勇敢的骑士，他出发去寻找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了。

在上路寻找这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之前，他数落马克思说：“您会犯许多经济学家过去曾经犯过而现在仍在犯的错误，也就是，您没有注意到，使用价值并不象化学成分、比重等等那样是任何商品所固有的属性。相反，使用价值只不过是商品和人或人们之间的适应关系。”(XVI)

这样，帕雷托先生就告诉我们，面包不具有作为食品可以为人所利用的属性，而毛料不具有使人的肢体保暖的内在属性。如果说它们具有这些宝贵的属性，那么这只是因为，人们根据它们能适应需要的特点认为它们有这些属性。人们同样有权利把这些属性加在海滩上的沙子或菜叶身上。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符合他的需要的孩子，不会以面包作食物，也不会以毛料取暖。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兔子在跑的时候会失去记忆力。帕雷托先生在他写作的时候也失去了记忆力。他在第XX页上写道：“交换价值取决于效用的极限程度，后者决定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性质”，而这就是说，商品的目的是有效用，而正因为它们有效用，人们才生产它们。

帕雷托先生继续说：“这个错误(把使用价值当作商品的内在属性)更清楚地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而这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所包含的诡辩的主要原因之一。”(XVI)因此，物品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是因为它符合我的需要。例如，帕雷托先生两天什么也没有吃，饿得要死。他走进一家面包铺，摆在那里的面包很符合他的需要，以致于他不吃一个就会精疲力竭而晕倒，于是他为了不受饥饿之苦，准备付出钱袋里的全部货币。但他拿了面包，只付出两个苏。吃饱之后，帕雷托先生到珠宝商店去，他看到那里存一个戒指符合他的心意，但是，这种符合的程度远远小于面包对他的符合程度。尽管如此，他付出了金币，而且不是两个苏。根据帕雷托先生的理论可以得出结论，商品符合人们的需要的程度越小，它的价值就越高。因此，不符合世界上任何人需要的商品，用全世界的全部黄金来支付也不够。这样推论的人当然会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逻辑。

帕雷托先生进一步发挥他对交换价值的天才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商品不是按照一种价格，而是按照各种不同的价格出售。为了不把问题搞乱，使自己的那个会引起人忌妒的发现不致被埋没，帕雷托先生学着庸俗不堪的杰文斯先生的样子，把这些不同的价格称为交换率。在第XLVII页和XLVIII页上，他列出了1853至1883年期间格拉斯哥每吨生铁的价格表。这些价格确实是极其不同的，在这些价格中没有两个价格是相同的。由此我们的作者得出结论说，不存在真正的交换价值，否则价格就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波动幅度。只是他忘记说，或者说他不知道，铁就象第十七世纪的郁金香球果一样成了投机的对象，人们在格拉斯哥的交易所里成吨地买卖铁，不担心铁是否存在，甚至预先不想到铁的存在。卖者不提供他们出卖的铁，而买者也得不到他们所买的铁。所有这些交易都以支付价格的差额而告终。十七世纪的投机家们寻找着能够施展他们杰出的投机技巧的对象。他们找不着别的东西，就开始搞郁金香投机。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投机对象比比皆是，国家年金、铁路股票、金融企业、铁、棉花、谷物、石油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投机对象。十七世纪的投机家把郁金香球果的价格抬到高不可及的地步，抬到一万、二万和五万法郎。那时候同现在一样，既不提供所卖的商品，也得不到所买的商品。

我们时代的投机家们抬高和降低价格的作用范围比较窄。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帕雷托先生公布的价格表，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从1853年至1862年，价格围绕着平均价格六十一先令六便士波动，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63年至1871年，围绕着平均价格五十五先令一便士波动，而在第三个时期，即从1875年至1882年，围绕着平均价格五十三先令二便士波动。1872、1873和1374年不应该考虑在内，因为在这三年时间内对铁的需求特别好，因为必须恢复法德战争所带来的损失，更新武器，扩大在欧洲已经得到不同寻常的发展的工业技术装备。对铁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工业几乎不能满足它的需要。由此就出现了每吨铁的价格的异乎寻常的增长。

既然帕雷托先生和否定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没有能力推翻这一理论，他们就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始终是轻率的投机活动不是把铁的价格抬到十七世纪郁金香球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而是不得不把价格大致保持在平均价格的水平，而这种平均价格又在逐渐下降。帕雷托先生不去作任何说明。他蔑视这些蠢才，“这些完全不懂数学的人，为了突出某种现象的基本特征，有时候却非常喜欢采用平均数……这种极成问题的办法。所有这些平均数并不能比侥幸地从我们所研究的一系列数字中取出的任何数字，更好地说明我们希望阐明的那些现象的特点”。(XVII)

这是具有何等的毁灭性的反驳啊!但是，帕雷托先生在否定平均数对于说明一系列现象以及把这些现象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那些特征的意义时，他是否恰好是在怀疑他自己所反驳的东西呢?数学上的平均数就象那些把许多同属的个体摄在一起的照片一样，这些照片反映的是典型，是这一群个体的平均面貌，而不与其中的某一个成员完全相象。他甚至不知道，他否认平均数的意义，他也就是在怀疑数学和所谓的准确的科学，因为准确的科学在个别的场合常常是不准确的。帕雷托先生是否会根据不存在两个绝对相同的东西而否定一加一等于二呢?他是否会根据不存在两个面积完全相等的三角形而否定两个等角等边的三角形面积相等呢?准确的科学在建立自己的原理和理论时并不考虑那些个别的偶然情况，这些偶然情况是围绕着原理和理论旋转的，就象是围绕着数学上的平均数旋转一样。

但是，对帕雷托先生所说的话不应该那么认真看待。他对一切的否定达到了如此强烈的地步，以致于他否定了自己作出的否定。他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并不懂得这个方法。他在第XVIII页上说，任何平均数都是幻想，用侥幸地从一系列数字中取出的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成功地代替平均数，但是，他在第XXII页上却又断言说，平均价格是一个现实，“生产者的竞争导致商品的交换价值下降，最后，商品的交换价值开始围绕着某种正常的价值旋转”。接着他补充说：“这种正常的交换水平”，也就是这种平均价格，“是怎样确立的呢?”

马克思证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形成商品的价值，价格围绕着这个价值旋转。

帕雷托先生回答说：“这是错误的。”为了更好地证明马克思的错误是多么严重，他开始把从他头脑里想出来的那些错误见解强加给马克思。这是经济学家们以及社会主义的敌人们为了推翻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惯用的手法，唯一的武器。

帕雷托先生在第XX页上说：“马克思确立生产价值仅仅取决于劳动量时，只是遵循了李嘉图的理论。但是，比较一下这两位作者，我们立即发现，李嘉图用劳动这一术语既表示现在的劳动，也表示过去的劳动，即资本形式上的生产要素。马克思却只看到现在的劳动，他避开了过去的劳动，把它纳进了正常的生产条件”。

因此，马克思没有把被加工的原料所代表的劳动和加工原料时使用的机器所代表的劳动包括进生产价值即商品的价值。但是，因为帕雷托先生具有自相矛盾的天才，所以他在第XXIX页上说出了恰恰与他在第XX页上说的相反的话。他在第XXIX页上承认，对马克思来说，“在商品所体现的劳动中也包括修理厂房、机器等等，总之，包括保存资本所必需的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经济学家们(帕雷托先生只是他们的喉舌)打算用来取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那些混乱不堪、模模糊糊和完全无法理解的观点。

我们的批判者拒绝讨论价值、资本以及其他经济术语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样做据说就是“研究语文学，而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会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变成词汇的简单堆砌，甚至变成文字游戏。

李嘉图和斯密确定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费用。新的经济学家们否定这些政治经济学之父的理论，简单地把公式颠倒过来。他们说，生产费用取决于交换价值。帕雷托先生十分欣赏词汇的这种换位。莫里哀笔下的医生由于无知，认为心脏在右边，而肝脏在左边，当有些人对脏器的这种换位表示惊奇时，他泰然自若地对他们说;“我们改变了所有这一切。”

因此，新经济学教导我们，商品的生产费用取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如果投机家象在欧洲和美洲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情况那样，购买铁、谷物、煤油或棉花，并把价格抬高百分之二十、四十和五十，那么它们的生产所引起的费用也立即会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十和五十。投机家们永远不可能为自己的**勾当找到更好的理由。

接着是另一个文字游戏。帕雷托先生说，“交换价值，这是为了得到商品而必须付出的努力。”(XX)你们看见，他避开了“制造”、“生产”这些词，因为这些词会使人想起劳动，他用“得到”这个词来代替它们，因为“得到’’这个词只会使我们想起交换。如果不正确地解释他的这个词，可以反驳他说，他的意思是在有各种各样的商品的百货商店里无须任何劳动就可以得到必要的商品。这是从“新派”经济学家的“不确定术语”中逻辑地引出的那些可笑结论的一例。帕雷托先生在同一页即第XX页的注中又一次改变了概念，说：“交换价值取决于最大程度的效用。”

因此，效用构成交换价值。新经济学用尽了自己的全部灵感和狡计，却只能以一种新的形式重复萨伊、麦克库洛赫[ 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廉俗化者。——编者注]以及其他把李嘉图和斯密弄到荒唐地步的经济学家们的陈词滥调。

帕雷托先生说：“你们想用一桶水来换我的手表。我不傻，我不会干这种买卖。但当我渴得要死的时候，我只好干傻事，拿我的表去换水，因为水对我有不可缺少的效用。”(XXII及以下各页)在帕雷托先生看来，“效用不是商品固有的属性”，但是效用却决定着商品的交换价值。零是价值的创造者!这种论调似乎并不那么傻。

资本家在生产中是零，但是经济学家们发誓说，资本家是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应该得到最大部分的劳动果实。具有创造作用的零的理论是关于资本家的具有创造作用的无效用性的真正理论。

不幸的是，帕雷托先生为了使我们相信，搬运工人给我们担来了水，我们为此付给他的价格只是对他所耗费的劳动即他实现在水中的劳动的补偿，他抛弃了自己的具有创造作用的零。而他在第XXXII页上的注中宣布，“交换价值等于生产费用。”但这实际上是等于说：交换价值是由商品中所包含的现在的和过去的劳动所构成。帕雷托先生在重复马克思。

他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下定决心要同《资本论》针锋相对地证明资本家在生产中的效用，从而证明资本家有权每天以各种名义得到劳动的果实：地租、利息、股息和利润。突然，他在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压力的情况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全部资本，那么国家，当然在扣除了维持费用以外，就会无偿地把资本提供给工人使用。”(XXXIV)这样，帕雷托先生开始了革命的思考并承认，政治革命在剥夺资本家的同时会消除资本家贪婪地每天占有劳动果实的现象。此外，帕雷托先生还对我们说，这样的消除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因为资本家在生产中什么也没有做。他证明说，“产品从经济学上来说是过去的劳动以及其他经济财富与活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就如水由氧与氢结合而成一样。”(XXXIV)因此，既不代表过去劳动，不代表经济财富，也不提供活劳动的资本家是寄生虫。多么可怕呵!

我怀疑，维尔弗雷多·帕雷托侯爵属于这样一类爱开玩笑的人，这些人为了逗乐以最严肃的表情证明着与他们先前庄严宣布的东西恰恰相反的内容。帕雷托先生想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可是他不去实现自己的这一打算，而是用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来代替了这一打算，也就是说，嘲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教条”，证明这些教条不可能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学家们用来搞乱一切而且也使他们自己陷入迷途的谬论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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