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党，能像苏修后期那样，把“信仰”这两个字玩到如此抽象的程度。

一千多万、将近两千万党员，摊开来看，差不多占了成人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规模，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庞然大物。照理说，这么多“先锋队成员”聚在一起，思想的火焰哪怕不至于燎原，也该把空气烧热一点。

结果没有。

不仅没烧热，反而冷得出奇。

文件越来越厚，口号越来越整齐，会议越来越严肃，可一旦绕开纸面，问一句最简单的问题：“你信的到底是什么?”

空气立刻开始结冰。

信马克思?那太抽象了。

信共产主义?那太遥远了。

那信什么比较稳妥?信组织、信流程、信既有秩序，最好再顺便信一信个人前途。

于是，一个以革命起家的党，慢慢变成了一个管理革命遗产的机构;一个本该不断怀疑既有权力结构的组织，开始把“稳定”当作最高美德。而真正的信仰，被请进文件里供着，却被请出现实生活。

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这个党的人数越多，真正敢讲阶级、讲剥削、讲方向问题的人反而越少。不是因为问题不存在了，而是因为讲问题的人显得不合群、不成熟、不会看大局。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样的环境里，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一类人。他们太认真，太容易把话说到根子上;他们不太懂得“阶段性正确”，也不太擅长用模糊语言替现实开脱。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荒诞而稳定的状态：

口号越来越响，信仰越来越轻;

组织越来越庞大，思想越来越空;

文件里全是“人民”，现实中却处处避开人民。

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恰恰不需要信仰来维持运转。

它需要的是合格的执行者、稳妥的解释者、熟练的表态者。

至于信仰——有当然更好，没有，也并不影响流程继续。

于是，党员数量逐渐成了合法性的装饰品，马克思主义成了引用率极高、实践率极低的经典文本，共产主义则成了被不断推迟、不断“再讨论”的未来概念。

如果真要统计“有多少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那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因为信仰不是登记表，不是党龄，也不是宣誓录像。它只会在一个人面对现实压力、利益诱惑和立场选择时，短暂地露面。

而恰恰是在这些关键时刻，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回避、顺从，甚至反过来嘲笑那些“还在当真的人”。

所以说，这一切确实有点可笑。

不是马克思主义可笑，也不是共产主义可笑，而是一个号称掌握真理的庞然大物，最终却对“当真”这件事保持着高度警惕。

一千九百万党员，哪怕退一万步讲，其中只有千分之一还保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那也该有将近两万人。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两万人，足以形成稳定的理论圈层，足以在关键节点发出不同声音，足以在路线发生根本转向时制造阻力、撕裂，甚至公开对抗。

历史上从来不缺这样的例子。

列宁时代，党员不过几万，处境比后来任何时期都要艰难得多：流亡、分裂、镇压、失败轮番上阵，但路线斗争从未消失，原则问题从不含糊。正因为那时的党小，却有信仰密度，有理论锋芒，有一批人是真的把立场当成命。

反过来看苏修末期的崩塌，却几乎没有出现像样的内部抗争。没有成体系的理论反击，没有大规模的路线争论，更没有以信仰为名的公开决裂。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令人错愕的顺滑：集体沉默、迅速转身、统一改口，仿佛过去几十年的信仰只是一套工作话术，用完就可以随手丢进抽屉。

这说明问题从来不在“敌人太强”或“外部压力太大”。

如果内部真还有哪怕千分之一的信仰者，这种解体都不可能如此体面、如此安静、如此配合。

崩溃，本该伴随着痛苦、撕裂和抵抗。

而当一切只剩下交接、表态与重新站队，那只能说明：信仰早在崩溃之前，就已经被清空了。

历史并不苛刻。

它并不要求人人都是殉道者，

它只要求，在关键时刻，别所有人都同时选择放下。

当一个党里，“有信仰”变成一种风险，“没立场”反而最安全，那再大的规模，也只能说明一件事：

信仰，已经从方向盘，变成了装饰品。

这不是敌人的胜利，这是信仰在内部被长期消耗、透支之后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