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一)科学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实验室的方法”

实用主义曾经迷惑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人士，它的迷惑作用特别在于方法方面。实用主义者，从美国的皮耳士、詹姆士直到杜威，都以“实验室的态度”为标榜，使自己的“方法”伪装成好像真是科学的东西。胡适把“实用主义”改译作“实验主义”，目的就是为着在人们的眼中加强这种“科学的”假象。许多受迷惑的人把这种表面的伪装和假像误认为就是它的实质。他们看见胡适应用这种“方法”而作的写作活动涉及了相当广泛的领域——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等方面，就以为这真是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虽然也知道实用主义是一种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但却要把实用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它的方法割裂开来，说：“杜威的‘实在论’'、‘真理论’等一般的哲学观点虽然没有任何价值，但它的方法却是科学的、正确的”。自然，这种离开了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本观点来看它的方法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和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决不能分割开来，两者其实是一件事的两面。实用主义的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绝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因为真正科学的方法是建立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和可认识性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则不承认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和可认识性。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并不是要求揭发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的真正科学方法，而只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虚构事实的方法，是帮助反动派“应付环境”进行垂死挣扎的方法。

首先应该指出：实用主义者用“实验室的态度”或“实验室的方法”来作为标榜，这一件事情本身就足以暴露它的所谓“科学”方法的虚伪性。第一，“实验室的方法”仅只是自然科学的一种特殊方法，或者说，只是科学方法在对自然研究方面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科学方法决不能仅仅归结为实验室的方法。把“实验室的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的标帜，这是根本不通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就不能拿到实验室里来观察。马克思说，“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只能在实践的斗争过程中，就典型的事物来“详细占有材料”(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以英国作为典型)，加以分析研究，不需要也不可能用“实验室的方法”。实用主义者在人类社会、人类历史、政治文艺等等方面的研究中也要夸夸其谈地讲什么“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正说明他们并不是要讲求真正的科学方法，而是相反地曲解了科学的方法。第二，对于上面我们所说的一切，实用主义者也许要出来辩解说：我们并没有说人类社会历史等等的研究真的要拿到实验室里去试验，我们只是说在研究中要采取“实验室的态度”。那么,现在就来看一看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验室的态度”究竟是否包括多少科学的气味?应该说，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验室的态度”，是完全歪曲了真正的科学实验方法而毫无一点科学气味的。实用主义者硬说科学家的“实验室的态度”仅仅在于求得某种主观要求的“效果”，而抹煞了真正的科学实验方法的目的是在于通过实验来证明人的主观认识是否与所研究的自然界对象的客观规律相符合。胡适在《实验主义》 一文里引用皮耳士的话说：“你对一个科学实验家无论讲什么，他总以为你的意思是说某种实验法若实行时定有某种效果，若不如此，你所说的话他就不懂了。”“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除掉这效果之外，更无别种意义。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85—86页)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验室的态度”，原来就是这样一回事!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是否都会像实用主义者这样来看科学实验的方法呢?绝对不会这样!自然科学家从事实验研究，当然也注意它的效果的，但科学家注重实验的效果，并不是把效果本身就当做目的，而是要通过效果，来检验自己对于这一自然现象的观察研究所获得的理解(这种未经实验最后证明的理解也就是科学的“假设”)是否符合于所研究的对象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实用主义者把“实验室的态度”解释为“为效果而效果”的态度，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曲解。这种曲解并不是新的，马赫主义已经照样做过，并且遭受了列宁的致命的批判。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里这样说道：“对于唯物论者，人的实践的‘效果’证明着我们的表象与我们所感知的物底客观本性之符合。对于唯我论者，‘效果’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7页)这里列宁所说的“唯我论者”，就是指的马赫主义者。实用主义对于“实验室的方法”的上述曲解，证明它是利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的名义来作为伪装，暗中偷运了马赫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私货;证明它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而只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应付环境”的方法：对于 一种思想只问它是否能实现主观所要求的 “应付环境”的“效果”,而不问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凡是能 够帮助实用主义者及其所拥护的反动派“应付环境”获得“效果”的，哪怕是迷信的鬼话，捏造的谎言，也要使之硬戴上“真理”的花冠;凡是对于实用主义者及其所拥护的反动派“应付环境”有所不便的，哪怕是千百次实践所证明的人人皆知的科学真理，也要横蛮地加以一笔抹煞。实用主义者所标榜的“实验室的态度”的真正意义，就不过如此而已!

(二)实用主义的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应付环境”的手法，不是科学方法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对实用主义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

据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里的介绍，杜威曾把这个“方法”分为五个步骤，又叫做论思想的“五步说”。这五个步骤就是：“(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设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20页)胡适经常反复不断地加以宣传并且自己也实行了的方法，就是以杜威的这个“五步说”为基础的。胡适常常把这“五步”简略地概括为三步。例如说：“(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惟一试金石。”(《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文存》卷二，第201页)或者说：“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 (《我的歧路》，见《胡适文存》卷三，第99页) 有时他还说得更简单一点，索性就只剩下了两步，说：“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的这些方法，是采取了一种相当精巧的伪装形式，来和真正的科学方法相混淆的。人们如果只从形式上来看问题，就难免要受到它的迷惑，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的人士就是因此上了当的。其实，实用主义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它只是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反科学观点在方法上的集中表现。要揭露实用主义的方法的反科学性，必须把它的形式和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才能达到目的。

现在让我们先就实用主义上述方法的总的特点来看一看它和真正科学方法的根本区别，然后就它的五步或三步的顺序，一步步地进行具体的批判。如果我们注意到，实用主义者把知识思想都看做“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否认了它们的客观内容，并且根据这一点来看上述杜威论思想的“五步说”，那我们就会很明显地看出，实用主义的方法所包含的这一系列的步骤，恰恰表明它是，并且仅仅是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应付环境”的手法，而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要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来获得反映周围事变发展规律的理论知识，并应用这些客观规律知识来指导实践，再在实践中来检验，修正或发展这些客观规律知识。实用主义的方法仅仅是要在所谓“疑难的境地”里找到一种对付“疑难”的法子，并依据“效果”来证实这法子是否值得“信用”, 即是否能满足主观的需要，而并不关心它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只求一个一个的“应付”“疑难的境地”的“法子”，不需要也不承认任何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理论知识。这就是实用主义的方法——不论是杜威的“五步说”也好，或者由胡适概括为三步，两步也好——所包含着的一个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注意到这个总的特点，然后对于它的每一步加以分析，就容易揭露它的反科学性质了。

为着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把杜威的“五步说”合并在胡适的三步里来一起批判。杜威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就相当于胡适的第一步，杜威的第三和第四步，就相当于胡适的第二步，杜威的第五步，就相当于胡适的第三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把批判也分作三步。

(三)不能泛泛地空谈“尊重事实”，而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

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第一步的研究，这里包含着胡适所谓的“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或“细心搜求事实”这个步骤，也就是杜威的“疑难的境地”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两个步骤。从“具体的事实”下手，或从“疑难的境地”开始，这有什么违反科学的地方呢?乍一看去，好像很难作肯定的回答。胡适——实用主义者之流经常宣传科学方法就只不过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而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人士误认实用主义的方法是科学方法，也就是由于它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这一类词句所起的欺骗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我们要说它是反科学的呢?我们的论断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根据就在于实用主义者的那种宣传是一种虚伪的宣传。仅仅泛泛地说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这并不就等于科学方法，因为，事实和证据(必须是没有经过实用主义者曲解的),只能作为科学方法的起点，科学方法的更重要的环节，是要到事实—而且必须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这样的事实——里去分析研究，找出其中的客观规律性。如果仅仅侈谈“事实”和“证据”，把“事实”和“证据”的意义加以夸大和绝对化，结果就可以走向这样一个极端：只承认一个个偶然的和表面的事实，只承认浮面地观察到的一堆杂乱的事实，否认事物的客观的内部联系，否认事物的本质和贯串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性的存在，终于也就否认了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而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这是19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经验论者，特别是所谓“实证论者”经常使用的伪装科学的手法，实用主义正是一种新的“实证论”，它就是在“拿证据来”和“拿事实来”这个虚伪口号下面来偷运主观唯心主义的私货的。

(甲)实用主义者的所谓“事实”，是片面的表面的事实

现在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实用主义者所谓的“事实”，然后再研究什么是他们所谓的“疑难的境地”,用以揭露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实用主义者标榜要细心搜求“事实”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按照真正科学研究的要求来对待事实的。科学的研究，在处理“事实”材料时，首先需要有正确的科学的观点、方法作为向导，不容许没头没脑地向“事实”里乱钻。我们说一定需要有正确的科学的观点、方法作为向导，是因为如果不努力用正确的观点、方法来作向导，那就不自觉地要被错误的观点、方法所引导。人的思考总是和某种观点、方法联系着的。这里所说的正确的科学的观点、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科学的观点、方法的指导下，科学的研究首先要求我们“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要求在开始研究以前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这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严格地遵守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要着眼在“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和“详细地占有材料”(《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页)。上面，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掺杂在中间。这与实用主义者泛泛地讲到的所谓“具体事实”与“细心搜求事实”有原则的不同。因为，孤立片面的事实也可以叫做“事实”，表面的现象也可以叫做“事实”，甚至于捏造的谎言和“最荒诞的梦”(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5页)，也可以被实用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硬派作“事实”;如果仅仅泛泛地空谈“事实”，而不特别强调要就“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来“详细地占有材料”,那就不能保证所搜集的“事实”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决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而是互相有机地联系着的。实际事物中间有主要次要之别，有根本的东西与非根本的东西的区别。事物中间充满着种种矛盾，充满着正面和反面，新的东西与旧的东西之间的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科学的研究就必须依据着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要详细占有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又一定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一些根本事实上，放在这些根本事实的矛盾诸方面的斗争性和统一性上，以此作为分析和贯穿一切事实材料的核心。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实际事物是生产和阶级斗争，因此在着手研究人类社会的问题时，就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生产和阶级斗争这些根本事实方面，必须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矛盾的分析研究作为研究的中心环节。例如研究历史，就必须以历史上的生产发展情况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作为研究的中心环节，而不应该把地理、人口以及思想文化条件作为中心环节(虽然这些也是必须研究的);研究古典文学(例如《红楼梦》)，必须把重点放在作品的阶级背景和阶级内容的分析上，而不应该像胡适那样放在作者、本子等次要的事实上(虽然这些事实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来正确地对待事实，只有这样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来着手研究，而不是泛泛地在“细心搜求事实”的名义下，把一些主观的、片面的、孤立化了的表面事实，或夸大歪曲了的事实，甚至于捏造的事实，作为出发点来着手研究，才可以希望完成科学的研究所要求的任务;只有把出发点布置得正确了，然后向前面走去，才不至于走错道路。

说到实用主义者所谓的“事实”时，我们不要忘记实用主义者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上来看待“事实”的。这就是说他们是把“实在”看做人的感觉，感觉(及观念)之间的关系等主观 要素的复合，看做“百依百顺”任人“涂抹”“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看做一大堆没有秩序的偶然事件的凑合。这些唯心主义观点在科学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但实用主义者的研究方法的思想基础，却正是这些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误观点。当实用主义者说到“细心搜求事实”的时候，他们不是严格按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来“详细地占有材料”，而是凭着表面的“感觉资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他们的原则是：“现在的感觉资料便是引起兴趣意志的刺激物，过去的感觉资料(经验)便是供我们选择方法工具的材料。”(《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93页)他们拒绝依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本身的秩序，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某些根本事实上，相反地他们是要凭着自己的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选择的目的”(同上书),为着服从于这样的主观“目标”，就不惜把一些次要的、片面和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重点。所以，胡适把古典文学的作者、本子等的考据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而根本不去注意作品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内容的分析。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也凭着主观的偶然兴趣在怡红院的姑娘们排座次等类枝节的问题上花费了极大的力量。用这样的方法来从事研究，结果最多只能在材料校勘性质的工作上——例如一个字的意义或一本书的作者的考证工作上做出一点成绩，而对于事物的本身理解，则越闹越糊涂，永远不能够认清它的本质和规律。俞平伯研究《红楼梦》30年，结果却承认越研究越糊涂，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过，如果事情仅仅限于使人糊涂，那还不算是最坏的。问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这种对待“事实”的方法，归根结底是为资产阶级以至于反动派的“目标”服务的。胡适把中国社会混乱的原因归之于自己闹“五鬼”— — “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抹煞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存在这些根本原因。这个例子很清楚地暴露了：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细心搜求事实”的方法，原来只是依据着支持反动派这个主观的目的来任意罗织事实的方法，这就更足以证明它和“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这个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是“根本不相 容”的!

(乙)要依据客观事物的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从主观的偶然的“疑难”下手

现在再研究一下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疑难的境地”和“指定疑难之点在什么地方”这两个步骤，和真正科学方法所采取的步 骤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当我们“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在于要解决实际事物里所存在着的一定的问题。所以，发现问题，确定问题的所在，正确地提出问题，这是我们着手科学研究时必须采取的步骤。不能发现问题，或者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科学的研究就无从进行。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正确提出问题，这也是必须要严格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来做的，这就是说，不能仅凭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来任意提出问题，不能仅仅依据偶然触及的感觉材料或片面的“事实”去确定问题，而必须在“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中去发现问题。不能把问题看做仅仅是主观的“疑难”，而要看做是客观的存在。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要想能够善于发现问题，正确提出问题，使我们的研究得以顺利地和正确地进行下去，那就要从详细占有的事实材料当中，首先从许多根本的事实当中，去找出它的矛盾的所在。发现了事物的矛盾所在，就发现了问题，就能够正确地提问题。所以，在提出问题之前就需要对于有关事物的矛盾作一番初步的分析研究，否则就不可能确定是什么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同上书) 同时，人们是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事物，也就是在实践中接触事物的矛盾的。在生产斗争中人们接触到自然界的矛盾，在生产斗争和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中人们接触到社会的矛盾。因此，正确的问题的提出就不能离开社会的实践，不能离开一定的实践斗争的立场。自然科学研究所应该提出的问题，归根结底(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就是在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发现和必须解决的自然界事物的矛盾;社会科学研究上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生产活动以及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实践中所需要解决的矛盾。总之，必须通过实践去发现“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所需要解决的矛盾，而不要离开社会实践去任意“选择”什么主观的偶然触及的“疑难”，这就是在真正的科学方法里提出问题的正确途径。

实用主义者说到“疑难的境地”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受迷惑，以为他们所谈到的好像就是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前面说过，科学的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映着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尚未解决的矛盾，问题的提出就要求我们采取严肃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必须依据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而不凭着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凭着偶然的感触随意提出问题。但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疑难”，却正是一种主观随意的、偶然触发的东西。胡适曾这样描写所谓的“疑难的境地”,说：“人生的环境，常有更换，常有不测的变迁。到了新奇的局面，遇着不曾经惯的物事，从前那种习惯的生活方法都不中用了。譬如看中国白话小说的人，看到正高兴的时候，忽然碰着一段极难懂的话，自然发生一种疑难。”(《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20页)这样的“疑难”,就是实用主义所谓的“思想的起点”，就是所谓研究“下手”的“境地”!从这样一种“境地”来“下手”研究的实用主义方法，和真正科学的方法是距离得多么远呢?这样的方法，无非就是说，人们只能听凭什么“不测的变迁”和“新奇的局面”来支配自己的研究，只能就临时碰到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等等的“疑难”来规定研究的主题，只能凭一时的触发和感想来提出问题。这就是说，人是处在前途茫茫的偶然性的大海中来进行研究和思考问题的，周围的事变找不到任何客观的秩序和规律;因此，也就不能指望从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中有规律地去发现问题，不能指望研究和思想工作有一个客观地确切的方向。实用主义叫人不要把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问题，而要从随时碰到或随时感到兴趣的任何个别“疑难”中去找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果偶然对于一个字的意义或一个塔的时代发生了“疑难”，那么这一个“疑难”的研究就具有像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新星球那样重大的意义。如果偶然感到《红楼梦》怡红院姐妹们排座次的问题有了“疑难”，那么就应该用很大的力量去从这里着手研究。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思想方法就是“应付”一切临时碰到和偶然感到的事件的方法。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不要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随时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好了，那时我们就会凭着上帝的启示领受到一个重大的“疑难”，一个重大的使命，使我们的研究“一鸣惊人”!这就是实用主义所告诉我们的思想方法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我们跟着它的指引走上了这一步，结果会怎样呢?

那我们的研究就会开始脱离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脱离历史发展 的现实，脱离实践;我们的研究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而开始为枝 枝节节的偶然事件所纠缠不清，我们将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科学 研究和什么是烦琐的学究的穿凿，我们将会把胡适之流的种种捏 造的谎言误认为科学思想，因而被他们以及他们所拥护的反动派 所玩弄所迷惑!

问题还不只如此。正像在对待事实时，胡适有他的反动的“目标”，在他“指定疑难之点”时，实际上常常是取决于他的反动“意志”的。他的文章，从来没有把怎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怎样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疑难之点”来规定过，而怎样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爱国民主运动，则成了他的“疑难之点”。由此更可见他的所谓“指定疑难之点”是服务于反动目的 的。

(四)科学的假设要以“谨严”为原则，而不是以大胆为原则

现在再谈胡适所谓的实用主义方法的第二步，即杜威论思想的第三和第四步，也就是关于假设的问题。

毫无疑义，科学的研究常常要经过假设的阶段。当我们对事实材料已经作了某种程度的分析研究，从这里归结出理论的初步结论来，但还没有能够最后确定它是否完全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时，我们就把这些原理原则看做待证的假设。要等到再进一步经过实践——生产活动，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及自然科学实验等等——的检验，证明它确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时，才能把它肯定作具有完全的客观真理性的科学规律。科学的假设，可能是不完全的，甚至于也可能是错误的;因此，科学的假设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常常要被修改或补充，甚至也有被根本改变过的。化学上对于燃烧的现象曾采用过“燃素说”的假设，以后化学实验的进步，证明燃烧是由于可燃物质与氧结合的作用，而不是由于特殊的燃素的作用，这就是经过实践的检验把假设根本改变的例子。俄国门德列也夫的化学元素的周期律的假设，经过多年来的化学和物理学的实践发展过程的检验，不但被完全证明，而且获得了许多补充和发展，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周期律的内容，远比门德列也夫自己所知道的丰富和深刻得多。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里指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21页)，这个原理通过1871年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就获得了进一步的补充，“特别是公社已证明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上书，第2页)。这些就是科学的假设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修改或补充的例子。但是科学的假设虽然可能有不完全的或甚至于错误的地方，虽然它还不就是最后确定的和完全的客观真理，但它是人们通过科学研究来认识客观真理的一个步骤。所以，从事科学专门研究的人或愿意使自己对于事物的观察和研究具有科学的正确性的人，就必须力求使自己的观察分析所做出来的假设尽可能地与客观真理趋于一致，力求避免使它的内容掺杂主观的虚构成分，力求尽可能地使它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因此，为着要在研究中正确地做出具有科学性的假设，必须遵守以下的原则：

第一，必须以丰富的事实材料做基础，特别是要能够掌握最主要最根本的事实。没有丰富的事实材料或没有抓着根本的事实，只依靠一些枝节的表面的事实，就不能按照尽可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这个目标来做出假设。没有生产活动及阶级斗争的事实材料，就不可能在社会的历史研究方面做出尽可能与客观真理相一致的假设。胡适常标榜“历史的方法”;但他所谓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在研究一种学说或主义的产生时，要把它归结为四种平行的原因，这就是：当日的时势，论主(指学说或主义的创造者)的才性，古代学说的影响，同时思潮的影响(参看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90—198页)。在这许多原因中，恰恰就不提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经济的和阶级的原因。用这样的方法所做出来的理论上的论断，毫无疑义地要成为主观的虚构。胡适的历史研究以及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失败，虽然首先应归源于他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然而与这立场相联系的选择事实材料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也是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在作假设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实事求是，极力避免主观主义的因素。必须在科学的观点、方法的指导之下，细心地分析事实材料中所显示着的事物各方面的具体矛盾运动，如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必须细心地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的矛盾运动等等。假设的任务，就在于要提出一些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相一致的解决矛盾或解决问题的理论的原理原则。要能解决问题，需要比提出问题时更加用力和更加细致的分析研究。前面说过，提出问题，就需要作初步的研究。但“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6页)。“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8页)。所以，要从研究中做出正确的假设，就必须采取十分认真严肃的态度。这就是说，科学假设的制定，要求我们以“谨严”为原则，而不能像实用主义者那样以“大胆”为原则。当然，要从事物的研究中做出新的假设，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尤其是在需要和陈旧的传统和保守主义的偏见做斗争时;但科学假设的任务，既然是为着要达到使主观的思想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样艰巨的任务，决不是仅仅靠勇气就能完成，而主要须依靠认真坚持的研究功夫，这是很容易明白的。

实用主义者把“假设”列为一个研究步骤，想借此把自己的“方法”“装扮”成科学的样子。其实，实用主义者对待假设的态度，是和科学的要求“背道而驰”的。首先不能忘记，实用主义者是把“知识”、“思想”、“真理”和“科学律例”等等，一律看做“应付环境的工具”的。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假设”的任务，也不外就是依着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的“选择的目标，来找出一套“应付环境的工具”,而不是把假设看做通过科学研究以达到认识客观真理的一个步骤。在这样的一个谬误观点的基础上，他们就提出了“大胆的假设”的口号，把“大胆”作为假设的根本原则。自然，实用主义方法的指导原则既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方法的目的既不是为着要做到使主观的认识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的内部规律性，而只是为着实用主义者或他们所拥护的反动派找到满足主观要求的什么“工具”，那又有什么“谨严”的必要呢?那又何必一定要周密审慎地去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呢?只要“大胆”，只要有勇气，就够了!“大胆”就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为着要满足主观唯心主义者“应付环境”的目的，就不免常常要违背“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规律性，而做出种种武断、虚构、造谣、说谎、强词夺理等等的横蛮行为，就不免常常要像赵高一样无耻地“指鹿为马”。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就需要“大胆”,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勇气，甚至是一种不要脸的勇气!胡适自己的许多言论行为就是这一类“勇气”的最突出的模范。为着帮助反动派满足“应付”人民的革命运动的目的。胡适不惜武断说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并没有侵略中国。这种武断是如此的露骨，以至于连当时拥护他的主张的梁漱溟也替他难乎为情，并写信给他表示恐怕这些胡说连“三尺童子”也骗不了，劝他要仔细谨慎一点 (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中《我们走那条路》附录一)，然而胡适还是厚着脸皮表示满不在乎的样子 。

实用主义方法的“大胆的假设”，有着以下的反科学的特点：

第一，在“大胆的假设”的口号之下，对待事实材料就采取了极不严肃的反科学的态度。口口声声以“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为标榜;但是，实用主义者用来作为“假设”的根据的“事实”,总是片面的和表面的，而不是像真正科学方法所要求的那样，依据“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本身情况“详细占有材料”，并特别着眼在带根本性质的事实材料方面。仅仅依据片面的、表面的事实来做出“大胆的假设”，这就是实用主义方法的特点之一。这样的方法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是：(1)用这样的“假设”来回答多少带根本性、原则性、理论性的问题时，一定是错误的。胡适的著作中如对历史的发展过程问题，思想学说的产生和意义的问题，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的评价问题，以及在国际国内政治问题方面的论断，总的来说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性质，有时是由于事实材料根据不足而造成的错误结论，而主要的则是由于胡适本来就抱着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主观偏见来观察历史、文艺、政治等等的问题，而那些片面的事实材料不过是胡适凭着自己主观的“兴趣和意志”选择出来作为自己的成见的注释而已。这在胡适关于政治方面的言论上特别表现得明显。(2)如果仅仅是关于一件件事实材料的考证问题，而不是关于带根本性、原则性、理论性的问题，那么,实用主义有时也可以提供一些真实的结果，如考证《红楼梦》的作者之为曹雪芹，某一个字的意义是什么等等。实用主义者胡适就是依靠这些“成绩”作为幌子来向人招摇，而许多天真的知识分子也就受到蒙混，以为实用主义者真是在做“科学”的研究了。然而，这就算是“科学”研究么?这样的“研究"，最多也并没有超出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校勘的范围，并且常常只是照抄现成的材料。有了一本“脂砚斋批”的《红楼梦》，又有了一本《四松堂集》;上面对《红楼梦》的作者已作了现成的回答，用不着多费脑筋;只要善于誉抄，就成为胡适的考证“成绩”了!这算什么“科学”研究呢?实用主义者曲解科学，硬说科学方法不外就只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科学方法降低到仅仅是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校勘的地位，把科学研究和材料考证简单地画一等号，然后大肆宣传这种捏造的观点，借以麻痹知识青年的头脑，并引诱他们把自己宝贵的聪明的智慧埋葬在主观地“选择”出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事实材料的游戏当中，使他们“玩物丧志”，离开政治，离开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同时也离开真正的科学研究。真正的科学研究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从丰富的而不是片面的，根本的而不是表面的事实材料的研究中，找出贯串这些事实材料的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知识，就是要由材料的知识上升为理论的原则，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这里，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校勘工作仅仅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初步准备工作，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全部工作，甚至于不是最主要的工作。所以，即使实用主义者在事实材料的考证方面得出 一 些符合事实的“成绩”，也不能证明实用主义者的方法就是科学的。因为这些事实材料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也只不过是用来作为“应付环境的工具”，用来作为伪装“科学”的幌子，而不是要由此进一步去揭发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何况，在“大胆的假设”的谬误原则的指导下面，由于材料的片面，由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偏见的“选择”作用，就是事实材料的考证，也常常是错误的。这只要举胡适自以为得意的著作《说儒》(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作为例子就够了。在那里，他仅凭《论语》、《孟子》等古书上的几句表面的未经考证清楚的词句，就硬说儒者所谓的“三年之丧”的制度一定是殷朝原有的制度，而不顾丰富的殷朝的甲骨文字里的所包含着的足以作为反证的材料。这种虚伪的考证方法，在郭沫若先生的《驳说儒》(见《青铜时代》) 一文里，早已受到致命的打击了。

第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的反科学的性质，还表现在他把“假设”的产生过程描绘成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活动，好像是宗教里的神灵启示似的东西。在《实验主义》一文里，他把假设的产生竟描写得这样地奇特：“应该知道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一样，压制不住的;他若不来时，随你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思，都不中用。”(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27页)在《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里，他更露骨地表述了这种反理性、反逻辑的观点，说：“大之，科学上的大发明，小之，日用的推理，都不是法式的论理或机械的分析[胡适这里所说法式的论理，其实就是普通的逻辑，而所谓机械的分析，则是他对正常的分析方法的曲解和诬蔑。——原注]能单独办到的。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的经验里涌出的直觉，是创造的智慧的主要成分。”(见《胡适文存》卷二，第276页) 难道科学的“假设"，竟是凭着这样一时的“灵感”做出来的么?如果这样，那么科学的发展就只能依靠命运来决定了，科学发达的国家必是由于神灵的恩赐了!这当然是非常荒谬的。科学的假设是为着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所以，正确的科学的假设，只能就客观事物所提供的丰富材料进行了周密详尽的分析研究之后才能揭发出来，而绝不是凭着实际上“莫须有”的什么神秘力量——唯心主义的所谓“直觉”、“灵感”、“暗示”以及“神的启示”之类——偶然地“涌”现出来。实用主义者把他们的所谓的“假设”渲染成这样神秘东西，恰恰足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假设”的反科学性。他们的“假设”的任务既然只是为着找到满足“应付环境”的主观目的的“工具”，而不是为着揭发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的科学真理，因此就不需要从丰富的事实材料中去进行周密详尽的分析研究，而只需要，或主要的只需要主观的虚构能力就行了。唯心主义所谓“直觉”、“灵感”、“暗示”或“神的启示”之类，都是为着迷惑老实人而凭空制造出来的用以掩盖主观虚构的神圣化的名词。所谓“经验的暗示”无非就是指实用主义者反科学的“经验”，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反人民的“经验”罢了。

(五)要在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理性，而不是要求片面的“事实”和“证据”

现在再来谈到实用主义方法的最后一步，即所谓“细心求证实”，所谓“试验”或“实验”的步骤。

认清楚了实用主义方法以前各步的真面目，特别是认清了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假设”的真面目，那么，他们所谓的“求证”是怎么一回事，是否真的就是科学上的求证方法，也就不难了解了。科学的研究对客观事物做出假设，做出初步的理论性的结论时，即使由于研究的谨严，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客观真理性，但还必须要再拿到实践中—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去检验。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些假设，这些理论性的结论，才能最后被确定为完全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的客观真理，才能正式确定为定律。这确实是科学研究必经的步骤。“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全部人类历史和科学发展史的总结;因此，当它开始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时候，已经具有了客观的真理性。列宁在论及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情形时，这样说过：“社会学中这个唯物主义思想，本来就是英明的思想。当然这暂时还曾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是第一次使人有可能用严格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页)所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科学真理，在它最初创立的时候，也还要暂时被看做假设，而在创立以后还要经过千百次的实践检验，才日益完善，日益发展，日益被广大的劳动人民公认为指导革命实践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假设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做出科学假设的时候，不管怎样谨严，由于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常有不足或不纯的地方，因此所做出的假设的真理性也常常有不足或不纯之处，甚至也有错误的，必须依靠进一步地由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检验和证实，才能够补充不足或修正不纯之处，才能够改正错误。“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271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说明人的主观思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完全符合于客观的规律性，这里所讲的原理，对于一切科学假设来说，都是完全适用的。

所以假设必须要再经过证实，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个步骤，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于：实用主义者说到对“假设”必须“细心求证实”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意思，是否和科学的真正方法的内容是一样的呢?当然，实用主义者所使用的这些词句，是为了使人相信他们的方法的确是科学的，而有些人也的确就受了迷惑。但是，我们却不受实用主义者的欺骗，一定要指出它所谓“求证”的反科学性质。问题在于，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假设”就是非科学的，因此他们用来“证实”这种“假设”的方法也与科学的方法是相反的。实用主义方法所做出来的“假设”，除了某些个别的事实材料“考据”，即还谈不上科学的假设的那一类之外，常常是一些主观的虚构或主观的武断。这样的假设，当然是经不起实践——首先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的检验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用主义者口口声声的所谓“细心求证实”，当然并不是表示敢于依照科学的要求，把自己的言论拿到实践的面前来求证明，而只是说要“细心”地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拉扯一些表面现象，来掩饰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谎言，如果需要掩饰，多少都可以找到一些足以用来掩饰的表面事实的。胡适可以拉一篇帝国主义者的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宣言，来“证实”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可以把美国在中国办的利用来作欺骗和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医院等，作为帝国主义者不要侵略中国的“证据”。在这里，实用主义者的主观唯心主义就起了这样一种方法的作用：这种反动哲学观点要我们相信“实在”就是感觉，相信一个一个的表面现象就是一切，要我们只看见某些表面假象而忘记了或不要看见最根本的事实或事情的本质，然后他们就可以随意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事实”，来为他们所做出的任何“大胆的假设”即主观的虚构求得证实。由此可见，实用主义者的所谓“细心求证实”,原来就包含着这样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1)按照实用主义者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的“目标”，来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事实”和“证据”,而 不是通过实践，依据“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来求得证验。(2)在 挑选“事实”和“证据”时依据“实在”是被人任意“涂抹”、“装扮”、“制造”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的原则，随便把一些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甚至窜改、捏造事实和证据!显然，这是离开科学不止十万八千里的。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实用主义者用来“证实”他们的“假设”的“事实”和“证据”，主要地是指“效果”来说的。这就是说：实用主义者评判一种言论、思想的意义的时候，主要看它是否对于自己主观希望的目的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而不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它是否具有符合于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性。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原则，在胡适《实验主义》一文里说到的詹姆士关于“观念的意义”的看法里，表述得最为明显：“我们如要规定一个观念的意义，只须使这观念在我们经验以内发生作用。……一个观念(意思)就像一张支票，上面写明可支若干效果;如果这个自然银行见了这张支票即刻如数兑现，那支票便是真的，——那观念便是真的。”(见《胡适文存》卷二，第97页)这一段话里，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一个典型的用做买卖的眼光来评判一切事物的资产阶级的观点。观念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否能像资本家的“经验以内”的事情那样获得效果，像支票那样地按照做买卖的人的主观要求如数兑现。用这样的方法来评判观念的意义，那么，迷信的鬼话，捏造的谎话，都可以被实用主义者“证实”为他们所谓的“真理”。因为如果所需要的仅只是任何主观要求的效果，而不是社会实践的检验，那么,任何鬼话和谎言，在一定的情形下，都可以收到某种“效果”的。上帝存在的迷信可以收到欺骗落后群众的“效果”，帝国主义不侵略中国的谎言在一部分受反动派思想影响的人们中间也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和胡适就把这些迷信和谎言叫做“真”的观念。另一方面，正确的思想，用实用主义的这种只看“效果”的伎俩一经处理之后，原来的真理性也就会受到歪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用主义者也就可以利用一些貌似科学的和唯物主义的言论来混淆视听和“装扮”自己。例如范缜的《神灭论》，主张精神只是肉体的作用，它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灭，而决不能离开肉体独立存在，这本来是反映客观世界的真面目的唯物主义真理(当然是不完全的)，胡适在《不朽》 一文里却把它曲解为仅仅是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之可信，是因为它的“效果”并不坏，因为“信神灭论的也未必会是坏人”(以反动派的好坏标准来衡量的所谓“坏人”，自然就是指抱有革命立场的人)。所以，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细心求证实”，原来又可以解释为这样的意义：即凭着“效果就是一切”这个原则，妄想把一切思想、观念都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俘虏，甚至连科学的客观真理也要被曲解成实用主义者的主观的工具!

但是，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在客观方面，而不是在主观方面。实用主义者的“大胆的假设”和“主观的虚构”,即使可以“装扮”成“真理”的样子，但这种“装扮”迟早总要被人把那反科学反革命的真面目揭露出来的。实用主义的谎言固然可以收到一时的迷惑人的“效果”,但靠欺骗的效果来撑持虚伪的“真理”架子，也是不长久的。因为与资产阶级及一切自私自利的反动派所需要的欺骗的“效果”相对立的，还有为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所经常注意着的另一种“效果”,社会的实践——生产斗争、革命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效果。社会实践的效果是革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辨别什么是客观真理和什么是主观虚构的最灵验的试金石。我们看见，一切反人民反科学的腐朽势力所布置的种种谎言的网罗，在广大人民的革命的社会实践面前已经不断地被冲决，现在还正在被冲决，并且将来一定要被冲决得干干净净的。胡适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帮助中国的反动派散布了三十多年的谎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面前终于被粉碎了。仇视祖国和仇视人民的胡适甘愿充当美帝国主义者和蒋匪帮的一个“过河卒子”，现在又帮着他的主子在散布挑拨战争的谎言。毫无疑义，这一切谎言也要在中国的和世界的人民革命斗争面前完全地彻底地被粉碎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