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涛：战争形态演进史|政治军事学批判

在人类战争形态的第一阶段，以人的能力和自身组织而得的能力主宰战场。这一时期，由于人类氏族、团体或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限，各类对抗中，只能依赖人的体力和组织能力，同时，各地域人群所拥有的冷兵器的水平差别不大。人身体的直接能力和组织能力决定了战场的胜负和军事实力的本质。这一阶段的军事能量以人力或牲畜力为主。人们只能直接利用或简单地改造自然环境的局部，使其变成有限的战场。

在战争的第一个形态阶段。以人为中心并同时借助马匹形成战斗力。包括战车和马背民族的骑兵。但人还是核心和根本的战斗力要素。无论战马战车多么重要，以及采用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如大包围的战术，大纵深的游动等，在本质上，也是有组织的人的战争能力的直接体现，是为了更彻底地发挥人本身的战斗力。就像防御工事如碉堡、城墙，包括长城体系在内的战争因素，都是人的战争能力的反应和凝固。

在这一时期，战争能力主要靠人与人之间行动上的直接配合，情感上的相互信赖以及组织上的统一协调。战场空间完全依赖自然空间，战场资源完全受限自然资源。

可见，在人类战争形态的第一阶段，是由人及其组织本身的力量在主宰着战场。这种最初的战争形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个时期，战场上两军对垒，人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借和操作助一些动物力量，如狗、马及牛等，战争的物质能力主要来自于战斗人员手上的冷兵器，整体战争力量要靠军事人员的布置，如阵型、阵法，当然要结合地理气候条件。但归根结底，要靠人本身。在这种战争形态阶段，人的战争活动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战争行为只是在十分有限的地理范围内，相对分散和孤立地上发展着。

这个阶段，无论那种兵器的运用都得依靠人力，大力士就是战斗力的具体化身，不管多大规模的战斗，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其实也是单个人与单个人之间的体力对抗。而且，兵器发展和改进极为缓慢。根据记载和文物，历经近2000多年的时间，人类战争兵器本身样式及其在战争中的使用方式，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直到黑火药和火器的发明，并开始为人们所大规模采用，兵器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人类文明的历史中，青铜器是原始社会文化的标志。从军事角度看，军事历史也是从青铜器时代作为正式起点的。历史上，人口的流动、文化的迁移、战争的发生等等最早开始进入历史记载，或者作为口头传说存在于世。有些能够上述至公元前一两千年之前。那是出现了原始社会形态的军事组织与战争方法。

关于战争的形态，各种历史事实与神话传说交互掺杂，但是那个历史阶段战争总的发展趋势是明显的：就是人们改造物质力量的发展引起着交战方式的变化，首先出现了运输工具，陆地上是车辆，水面上是舟船;接着，畜力的使用出现了各类战车;马匹种类与驾驭技术的发展让骑兵地位不断提升，骑兵在很广阔的地域中处于军队的顶级地位;接着，铁制兵器迅疾替代了青铜兵器。在这之后的千百年间，各种战场之上，军队始终保持着千年不变的形态与样式，骑兵作为顶级军种驰骋战场，直到火器的出现，战场上前期炮兵也是没有机动能力的。

同时，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大量著作和文学作品描述着各自时代数不胜数的神话般的斗士。无论是在古希腊、古埃及、古代欧洲，还是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人们以无限敬仰的心情传颂着各自的民族英雄。

这一时期，军队特别注重战斗队形的重要性，战斗队形往往甚至成为最至关紧要的制胜法宝，排兵布阵成为军事理论的核心内容，战斗队形的操练至关重要。

在那些马背民族的文化中，对战马的描述达到极致，他们用上百的专用名词描述他们心爱的“战友”。

当然，水上作战与与陆地作战的历史几乎一样古老，水上作战的主力也只能是人或者说是水手。

这一时期的主动防御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形式多样长，而且规模也很大。为了保卫和巩固边防，东方除了加强军队建设，特别是骑兵大兵团的建设之外，在具体措施上主要有三条：增筑长城，移民实边和军队屯田。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甚至远在2000年前，人类就诞生一批最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李德·哈特指出：《孙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但在思想的渊博和深入程度上，从无后人能够超越他。他又说在过去所有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其比较，但甚至于他还是远比孙子“陈旧”，尽管他的著作晚了两千年。

——《战略论：间接路线》附录：李德·哈特及其思想(英)哈特(Hart，B.H.L.)著;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总而言之，在人类第一战争形态阶段，战争的一切因素都直接依靠人、都最后落在人身上、都由人来完成，不管对抗发生在陆地还是水上，地面还是马上，平原还是高山，莫不如此。

第一节 第一战争形态阶段的战争主体

第一战争形态阶段的战争主体是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而且，这个历史阶段中，是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主宰着战场。

在人类战争第一形态阶段，人是战争时间的主人，也是战场空间的主体，还是战争力量的主体。人作为战争主体是战场的主宰者，战场与战争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必须换算成人的力量，即以军事人员及其组织为核心驱动力量，也就是以人的多少与组织程度来衡量战争的一切方面。《孙子兵法》对此做了最早和最系统的阐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铁称镒。”皆起于度量方国也。

孙子兵法的上述认识，总的来讲就是围绕人口这一核心要素论述战争。孙子认为，关于战争可以用五个步骤来估计胜负。第一个是“度”，第二个是“量”，第三个是“数”，第四个是“称”，第五个是“胜”。对于总体力量对比，“度”用来衡量双方的国土面积及其对比，人口加上足够的生活生产空间就可以用来计算整个国家人口与物质总力量，这用“量”来衡量。基于整个国家人口与物质总力量就能估算出来能够动员的国防力量，具体而言就是军队的数量，这叫做“数”。敌对双方国家的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物质力量及军队数量做个整体对比，就叫做“称”。整体力量对比构成了双方对抗胜负的可能性。用当时计量单位衡量，胜利一方的军事力量与失败一方的军事力量相比，就是用“镒”称“铢”一样的悬殊。可见，所有这五个步骤的军事筹划都是与国家人口或军事人口有关的。孙子兵法的论述直接抓住了那个时代，乃至整个人类第一战争形态的核心规律，即那是一个军事人员及其组织主宰战场的时代。

一、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主宰战争时间

1.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的时间尺度决定军事力量的建设周期与训练周期

在第一战争形态阶段，军事力量的建设周期与训练周期就等同于军事人员的服役周期和训练时间。就是说，军事人员的体力周期与精神力周期主宰着战争力量的建设周期与训练周期。

据可靠记载，在中国古代早期，人们被征召入伍的年龄变化不大。比如，西周时期，20岁至60岁的人们均可能参加军事活动或训练，这也是正常的服役年龄。上古时期，符合服役年龄的人们轮流参加军事组织。战争发生时，适龄者均有可能被征召入伍。

在这一时期，东方文明的军队是职业化的，属于贵族的特有权利。人们已经开始系统培养军事人员，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和教师以及场地。早期中国，贵族是军事力量的骨干，这意味着全面的教育与培训。甚至儿童时期就要接受基本的教育与训练。

这一时期，军事装备的标志性事物就是战车的发明与使用。战车的生产与运行维护需要极为发达的农业与工场手工业做支撑，尤其是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依靠战车可以有效地对付和战胜游牧民族的骑兵游勇。“千乘之国”显然只有高度发达的国度才能支撑，而庞大战车体系又需要先进的战术战法为配套。相应的军事训练也是高度文明的副产品。要获得成建制的军事能力，既需要专门的军事教育，又需要实战演练。

在广大的中国地域，考古工作与历史文献证明，随着文字及其书写工具的成熟，知识的交流与传承变为可能。到了商代，王室就可以建立学校了——明堂。同时，一些贵族也开办了自己的教育机构，即“序”与“庠”。在学校里，既教军事知识技能，也学习文化知识。而军事学习可能往往是主要的内容。在军事教育和培训方面，教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射，二御，三舞”。射是指的弓箭技艺。整个第一战争形态阶段中，弓箭始终是战斗中最重要的远射程兵器。从远古开始，军事系统视弓箭技艺为重中之重。教学注重弓箭的射程、精度、穿透力。早期没有骑兵的时代，在飞驰的战车上准确搭弓射箭至关重要;御是指按照战斗队形驾驶战车的技能，是考验人与马之间完美配合的程度;舞则特指战斗人员的体力与技巧，就是当时的军事体能与战斗技能的综合培训”。

到了汉朝，其军事制度和力量基本上是传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和军事体制。汉朝大力推广军民合一的屯田制。并且要求 23~56 岁的男性，每年必须到接受一个月的正规军事训练。一旦国家有需要，这些古代“预备役”的军人就要加入军队行列。

2.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的时间尺度决定战争准备与实施周期

在古代，一些国家军队的规模和战争的规模都达到了当时社会所能支持的战争规模的上限。这时候的战争准备都是直接用于军队人员的，包括，军械、粮食、马、被服等等。《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后晋纪五-齐王开运元年》称：为了应对契丹入侵，国库耗尽，朝廷派人持刀携杖闯入百姓家里搜刮钱财，黎民老幼惊恐万分，求死无地。

在当时，需要的战争物资之巨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战争准备的内容决定了战争的准备周期。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战场的一切和战争的一切都是围绕军队的人数和组织程度来展开的，战争资源都只是战场上“人”的“附属之物”而已。

既然战争的主宰者是人，那么战争中的行动和战争的准备周期，就无疑只能是人本身决定的了。比如：中国古代的将军们，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组织起来三十万人规模的军队。隋炀帝在征服高句丽的第三次战争中，前方军队在作战，后方被征兵丁却一路上随征随逃，逃兵的规模甚为可观，军事力量的主体得不到补充，前方战事自然吃紧。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在各个方面约束着军队的规模及军事动员能力。单以交通环节来讲，军事力量的调动势必涉及各种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即使现在也是人力行军的巨大障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的后勤运输过程本身就是人力消耗的过程，就可能耗费了远超前线战斗人员的有效需要。考虑到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又往往是多路分兵，四季的气候变化也是对人体生理极限的极大挑战。

在古代的西方，同属于战争的第一形态时期，同样是人决定了战争的各类行动和准备周期。举一个著名战例，亚历山大曾经挑选了500百名身强力壮的兵士，亲率出击追赶波斯军队。他们的记录是，在11天的时间内，连续强行军400公里，主帅身边此时只剩下60多人。这是人类集体行军和作战的古代西方记录。正是靠着这类的体力极限行军，迫使波斯军队溃逃，也成就了亚历山大的一世英名。从这个角度看，古代的军事争斗，与其说是军事之争，有时候还不如说是对抗双方之间的综合体力与意志力的较量。当时的训练有素与技术战术，其价值首先是体现在对人的体力极限的开发与运用上。军事人员体力与技巧的结合决定了战斗节奏的快慢、决定了组织过程的进度，从而决定了战斗能力之高下。

长途征战，或正面交锋，或埋伏偷袭，行军集结的速度与后勤保障的质量决定一切效果。行军越快，后勤保障就越发困难，牲畜的利用是一个合理有效的发展方向。骑兵兵种的发展是行军速度与后勤保障的良性结合，在西方战场，那些游牧民族的马背力量对步兵的冲击视乎无可抵挡。当然，大多数时期内，步兵规模还是占据主要战场力量。因此，大多数时期，军队的调动和迁徙只能是靠着人的大腿肌肉的力量，军事物资的重量也主要取决于行军队列中人肩膀的负重极限。于是人们看到，无论是主动进攻战，还是被动防守战，军事人员的体力决定了作战队伍的行动范围和持续时间。

冷兵器时代的肉体相搏，一般而言，一日没有三餐，至少也得来个一餐。不管生吃还是煮炖，食材都得随着部队人拉肩扛。一旦战斗持续超过一天以上，如果附近没有供应据点，吃食就得战斗人员自己带着到处跑。不管上山还是泅渡，军粮和武器成了战士的重大负担。一般而言，以西方的标准，每个人的负重不超过70磅，按照现代的标准也几乎如此。战士的背包中，一般是服装、兵器、引火物等等，战斗生活中，人每日的食物要3斤或3磅以上。

在那个时代，单纯的军队行军实际上同样也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较量。不只地形地貌阻碍行军打仗，气候变化更是人力不可抵御的力量。所以，第一战争形态阶段，军队行动的节奏无论如何取决于自然地理和节气气候对人类体力的约束程度。比如：“公元前217年3—4月，向意大利中部进军，在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远距离机动中，汉尼拔率领大约4万人，突然跨过了热那亚北部大雪封山的亚平宁山脉，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向南进军，经过四天的奋战，通过了难行的阿那斯沼泽地，如果到了春天，这一带洪水泛滥，要想通过是不可能的。”

——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P55。

在这个战争形态阶段，人的因素——其实是组织起来的战场上人群的品质与表现，决定了战争的战术与战法准则，并产生了相应的军事理论与训练操守。《史记·周本纪·牧誓》记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下达的命令说：“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為。”“不行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看惯了现代机械化行军打仗的场景，单靠文学式的想象，人们要理解古代的战术战法、排兵布阵实属不易。比如：在大举进攻过程中，将帅竟然要求控制进攻速度，乃至缓缓徐行，这曾经是早期军阵进攻战术的基本准则。就是说，本来齐刷刷杀气腾腾的军阵，每向前走六、七步就要停下来，为什么?要及时整顿队形，才不致使队伍涣散。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的是：双方眼瞅刀剑封喉的生死时刻，也必须每挥动四到七次就要主动收回兵刃，以保持己方正确的队形。

这是由于当时采用庞大的战车和步兵结合的方阵队形，要维持队形不乱，就必须在前进中，不断整顿行列，因此必须降低进攻速度。强调“以舒为主”，即使“交兵接刃”也要“徒不快趋(快步走)，车不驰。这种战术盛行于西周以前，在春秋初期战场上就很少见了。”

——《武经七书注释司马法》解放军出版社，P94

既然这个时代人是战争的主宰，那么军事组织或人的战争群体其整体战斗能力就主要取决于其有效的组织程度，这就是战争理论、战争组织、战术战法及战斗精神的综合，为了组织好成规模的队伍，就需要有技术保障和手段工具，而这些工具和手段无不是紧紧围绕人来开展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作作《尉缭子》对如何组织军队训练打仗做了这样的说明：伍长要训练伍内的四人，采用木板来代替鼓，用瓦器来代替代金属，用竹竿代替旗帜。击鼓代表前进，把旗放低就命令快跑，鸣金时要后退，指挥向左就向左，指挥向右就向右，金与鼓齐鸣就坐下。先训练好伍长，之后由什长集中训练。什长教练好了之后，再由卒长集中训练。卒长教练好了之后，再由伯长集中训练。伯长教练好了之后，再由尉集中训练。兵尉教练好了之后，再由神将集中训练。神将教练好了之后，再由大将集中教练。大将训练他们之后，再在野外排成阵列，进行军事演习。演习时每隔百步树立一个标竿，共树立三个。军队列阵完毕，在距离第一个标竿百步之外，演练决斗，在距第二个标竿百步之外演习快速冲击前进，在距第三个标竿百步之外演习急行军。通过反复演练，使军队上下各级官兵完全掌握各种要领，根据情况进行赏罚。”

战场上，个人的存在毫无意义，只有由人组成的队伍，以合适的队形进行战斗，才有价值、才能生存、才能胜利。到了中国商代的时期，作战队形——方阵成熟起来。其实，合适的战斗队形本身就是军事战斗力，也是当时最大的战争能力。显然，既然队形就是战争能力，那不同的队形就是不同类型的战争能力，包括不同队形之间的变化效率也甚为关键，并关乎存亡胜败。在中国古时候的商代后期，战场上成建制的军士编队已经发展成熟，形成了特殊的方阵战术，这样，军事编制与作战队在战场上形成了统一体。在各级指挥的统一号令下，兵士依据手中兵器的性能，各司其职、各占其位、各领其令、各尽其力，从而形成了具有极大战斗力的军事方阵。

为此，军事家们发明了各种保持正确队形的办法和专门工具装备，目的只有一个：即使千军万马也要像一个人一样的灵活多变、行止自由。打仗的队形，或者叫排兵布阵，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战场环境及气候等等因素。无论如何变化莫测，其实还是为了最充分发挥人的直接的战争能力。

古代军事方阵是兵士的组织制度与兵器运用方法的相一致，是个体与集体的对立统一。使得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体力集合成无坚不摧的宏大力量。在军官的有效指挥下，千百个单兵犹如一个战场上的巨型战神，军官如同指挥一个庞大乐队，据此酣畅淋漓地发挥战争艺术的神奇力量。

二、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的空间尺度决定战场空间

在战争由人主宰的时代，战争空间或战场空间是人及人的组织所决定了的，具体包括了：战场尺度、作战距离及毁伤距离。单独的战斗人员并不说明问题，而成建制军队组织的机动能力、杀伤能力乃至后勤保障能力共同决定了战场布局以及战场空间尺度。

不同类型与规模的战争人员，其后勤补给的需要也决定了战场行军打仗的范围和空间布局。以十字军东征为例，一路上行军作战的方方面面都是由人的个体及群体属性决定的了。以往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军队要避开人类居住地，以避免军队开小差。那时的军队服役时间都不长，战争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东侵时，人员的损失和马匹的消减主要来自缺少粮草和后勤保障，换言之，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方的刀剑与弓矢，而是人员与牲畜保持体力所需的蛋白质。欧洲军队在东征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后勤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东征是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进而变成了日常生活与家常便饭。爬山涉水、劳师远征，前途未卜、世事难料，根本不能指望沿途的后勤补给，没后勤就没活头。无论是坐困愁城、还是打家劫舍，都必须自己解决后勤补给的问题。于是，十字军组织在沿路陆续建立了后勤保障基地，并动用了海上力量，扩大保障能力，并成为一项制度。在后期的军事行动中，军队获益匪浅。

战场上厮杀阵营的尺度、组织形式，进攻或防御的区域尺度和范围等等，事实上取决于有组织战斗人员的体力运用及兵器的运用方式。例如，两军对垒、刀剑相向，一个军团要主动出击，先是10列左右的兵士猛冲敌阵。只有头两列兵士能有机会拔刀挥剑，后面的兵士能做的就是将标枪从前排战友头顶投出，以期落在敌人阵营。厮杀片刻之后，前排交战的兵士被后面的战友替代，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战出输赢。显然，投出的标枪必须及时找回并补充给投掷手，这些是轻步兵的任务。他们还负责军团的外围掩护任务。

人主宰战场的时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战争“规矩”，其中有的甚至带上了神秘的色彩，更有神话般的背景为支持。其实细究起来，往往是来自于战争存在的时代前提对战争的约束，具体而言就是人的体力、人的组织形式等等对战法的限制。据古籍记载：古代曾经有“逐奔不过百步”之说。这里的“奔”，是急走或溃逃的意思。“逐奔不过百步”，说的是，一旦敌人溃败而逃，我军不可一味乘胜追击，每次追击的距离不能超过一百步。据信，这条兵法形成于西周以前。直至战国时代，尚有存在。

如果我们身处当时的战场上，就会明白这么做的原因。这不是古人讲究礼法、注重文明，而是当时战争主角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当时的战斗武器十分简陋，对垒的双方人数有限。因此战场上的战斗目的十分有限，就是让对方认输即可。而战场往往设在国境交界处，各自出兵一战而定胜负，负者投降，胜者班师回朝，很少有批次的反抗和越界长途的追歼。这个时期的重装部队就是兵车阵列，步兵跟随兵车而行，还要时刻保持整体阵型，这步兵与兵车的协同队形稍微快点就无法保持。因此，保持队形成了首要问题，敌兵逃命无需保持队形，而追兵方由于兵车与步兵的相互牵制，却并能放开了腿脚，所以，使得追击逃敌也远不到哪去，否则，敌人还未追到，自己先散了架。

比如还有：“纵绥不过三舍”之说，此处的“纵”是追的意思。而“绥”，是指退军。纵绥即是指追赶退却的敌人。而“三十里为一舍”，是当时军队一天的行程。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前，因为人员体力及辎重装备的限制每日行军的里程为三十里地。在这个范围内，军队能够保持足够的体力和后勤补给。而每日最大的行军称为“三舍”，即九十里地。孙武说：“百里而争利，则禽三将军”。也就是当时的作战经验认为，要是追击主动退却之敌，避免在一天之内追击九十里以上。之后，虽则装备和战术战法的改进，每日行军历程也在不断提高。到了荀子时代，就有记录讲到：武卒日中而驱百里”，即是说魏国军队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追击敌军一百里。还有，两天一夜急行军五百里的记录。

其实，像《孙子兵法》这样的军事圣典，其战争准则更是处处透露出那个时代战争存在前提的影子。比如，《孙子兵法》中说：战场上的空间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人的尺度决定了战场的尺度。战场上的军队之争是为了先占据有利局势。不当的军事操作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要是全巢而出去争取局面有利，可能会因此因难以协调反而导致行动迟缓。但是，要放下辎重轻装上阵，却可能因为没有后勤支持而陷入困境。

可见，要是不问昼夜、轻装猛冲，超越百里去取得有利局面，则三军之将帅也可能束手就擒。那些身强力壮兵士一定先到，孱弱的兵士只能掉队。这样，总共只有十分之一的队伍能到达预定战场。如果是赶五十里地去争取有利局面，那么也就只有一半的人能够及时到达，先锋将官就可能被痛击。要是走三十里路去争取有利局面，那么有三分之二的队伍能够到达预定战场。应该铭记，没有辎重的军队只能失败，没有军粮的军队必将失败，没有后勤储备的军队也得失败。

可见，在孙子时代的伟大军事著作就能够从军事人员自身属性出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确定了军事行动的适应速度与距离，也就是发现了战场空间的定性与定量综合分析方法。

三、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力量主宰战争武器

“实际上，在将近 2000 多年的时间内，兵器本身及其在战争中的应用方式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有到开始利用具有爆炸力的能量和开始使用机械动力时，兵器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P16。

在人作为战争主体的时代，各类武器都只不过是战斗人员手中的搏斗工具，武器是作为人的附属品而制造和使用的。战斗人员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以人力来操控的，当然也有利用阵地高度势能的情况与利用畜力的情况，但归根到底，这个时代的战争武器是用人力驱动的。于是，战争武器的各个方面都是以人的体力指标与精神指标为衡量的。因此，对峙双方的武器力量的对比，就是每一方人员与己方武器(或马匹)配合程度与敌对方人和武器配合程度的较量。可见，战场上成建制的人员和武器配合的质与量的综合才是战争能力的根本。人与武器的搭配与组织方式在那个时代的各个时段，发展出了数不胜数的各类名堂，上演了一幕幕或壮阔或惨烈的战争场面。军事理论家们的排兵布阵，军事统帅们的指挥若定，士兵们的疆场拼杀都是以现实的方式展示着人和武器的组合能力。

牲畜是作为人的力量的放大而出现在战场上的。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古战场上出现了骑兵队伍。著名的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留名于世。他号召举国向游牧民族学习，为此不惜改变文化风俗。从中国的传统长衫改为短衫打扮，看似服装的变革，却是为了减少服饰对军事人员体力和体能的约束。因为在那个时代，战场上的个人和有组织的军事人员主宰着战场。

在整个冷兵器时代，冷兵器无疑也是人本身力量的直接发挥，或者说是人格化的物质能力。

中国到了汉代，弩的机匣——弩郭又有了革命性变化，从木制的改成铜制的，这样，弩的整体强度大大提高，刚性增加又让弩的射击精度有了飞跃，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大，同时，武器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大大提高。从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些变革。能力的提高也需要更高的精度保障，因此，弩的瞄准系统也在同步改革，作为瞄准装置的“望山”也出现了瞄准刻度，这可以说是现代步枪标尺的来路。所以，汉弩比之前的秦弩有了综合性的飞跃，武器的强度、射击精度、使用可靠性、通用性和射程都有提高。在与匈奴骑兵的战斗中，“弩炮”可以射杀的距离达到了恐怖的五六百米。可见，“一汉抵五胡”来自于坚实的武器支撑与大规模手工业工场的生产力条件。历史上的李广将军就有利用单兵弓弩射杀匈奴头领，率队突围的范例。

尽管秦汉的弓弩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无论弓弩武器的力道、还是精度其实都直接来自于战斗人员本身。

既然人决定了武器的使用效果，那么在人所能够驾驭的前提下，武器的效率和效能越高，战争能力就越强大，如果武器的能力有质的提高，那么军队的战斗能力也就有了质的飞跃。因此，“军备竞赛”一直贯穿于那个时代。这其中，马的利用、战车的利用、船舶的利用、新式利器的利用值得浓墨重彩。

在中国唐代，中央国家军队的主要对手就是战场上拥有强大冲击力量的游牧民族的骑兵队伍。为此，唐朝军队致力于创造大杀伤力的新武器，这其中“陌刀”极具代表性。陌刀多方吸取已有兵器的特点，重点提高杀伤力道，同时，军队不断总结陌刀对付骑兵的战斗技法。军队专门挑选精兵强将，并开展严格的针对性训练。这样，即使是数量不多的军队，也能对游牧民族的骑兵展开压倒性的硬杀伤。当时陌刀就有使敌方“人马俱碎”的赫赫威名。据记录，唐朝名将李靖是陌刀的发明者。而在将近2000 多年时间的这一时期内，在武器使用的能源方面，兵器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就是人的肌肉带动一切。

同样的视角下，人对武器本身的使用，以及在战争中的发挥方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火炸药的化学能量开始使用时，武器——这一战争力量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进化。这一时期，以马为主的动物作为战争力量的引入是一种重大突破。而战车的启用也改变了当时战场的面貌，无论是东方战场还是西方战场概莫能外。同时，战车、弓弩等装备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中国的秦朝，冶炼、编制、木器制造等行业为武器的生产提供了保证。在文字、度量衡等方面的统一实现了社会极大进步，在武器制造领域也出现了近2000多年后现代工业才有的“回旋加工”——即机床技术，更发展了工业标准化制度，这套制度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武器加工质量的责任能够切实落实每一个工匠。

骑兵的成熟实际上是人的力量的直接放大，马不仅并未替代战场上的人，反而极大地放大了人本身的力量，或者人主宰战场的力量。考古和文献记载表明，中国人发明的马镫首次使得人与坐骑合为一体，人借马力、马合人意，人在马上首次释放出双手，极大地提高了劈刺武器的力道和弓箭的的射击精度和与力量，人在马上终于可以完成各种战术协同动作，充分发挥重装骑兵冲锋的威力。

西晋时代出现了马镫，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马镫已普遍应用。大约淝水之战的年代，骑兵已步入了“马镫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一对铜鎏金木芯马镫，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于辽宁省北票县北燕宰相冯素弗墓(415年)中，被认为是世界现存于世的最早的实物马镫。

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中指出，正是在十六国时期，马镫发展为形制完备的双镫造型，为冲击战术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并成为这种战术完全成熟的象征。

在西方战场，来自东方的马镫及其马鞍给骑兵带来的了崭新的作战能力。在没有马镫的时代，西方的骑兵坐在马背的毡垫上，乃至直接骑在光光的马背上。东倒西歪地挥刺着长矛或刀剑，莫说与敌对撞，就是马匹动作大点都有可能将骑手摔在地上。马镫的发明使得罗马军队能够将骑兵用于冲击行动，兵士有了马鞍与马镫的稳定支持就能够以前臂端着重重的长矛，马匹高速冲击产生的极大动能，加上骑兵的体重和力量，让没有马镫的一方毫无胜算。此时，马鞍和马镫成了骑兵的必备。

在西方战场，战车为核心引导了相当长时期的战场格局，战车是移动的战斗堡垒、移动的战斗指挥所，为士兵和指挥官提供庇护，为弓箭手提供了居高临险的射击平台。而多个战车的排布方式颇为关键，是整个军阵的灵魂，成为指挥官能力的发挥重点。

而在东方，自从夏朝以来，奴隶主拥有了专业的军队。特别是，军事指挥权利为贵族所垄断，发生战争时召集亲近氏族构成军事力量。这时就出现了少量战车，当然，大部分士兵为步兵。

中国夏朝的军队已经开始使用战车，在《尚书?甘誓》写到：“御非其马不正，汝不恭命”。到了近几十年，中国各地不断出土了很多商代前后的兵车、战马及其各类装具的实物，这些物件并非模型或摆设，而是完全能够使用在战场上的武器装备。

在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气候温和、湿润，降雨丰沛，农业、渔业发展迅速。形成了成熟的农业文明，水利工程普遍应用，灌溉技术和知识得到普及。青铜器将农业工具的效率大大改进。有了稳定的农业基础，人口显著增长，冶炼技术日趋成熟，国家治理体系高效稳固，这一切都使得专业的军事队伍建设成为可能，事实上，当时国家有了相当规模军队建制和国防体系。所有这一切当中，庞大的国家整体人口及高度组织的军事人口是核心，是国家在战场上胜利的核心本钱。

四、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的力量主宰战争资源

1.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决定战场资源的利用

人类自从有了争战，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战场搏斗的关键举动是“舞刀弄棒”，即，徒手使用各类材料制成的合适对抗武器，而这类行为发生的场所就是战场。因此，这个阶段的战场就是适合这个时代武器及其运用的环境，或者说，人们为了最有效地发挥武器使用效果，就必须依据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改造的最终形貌就是合适的战场。

人的力量主宰战争时代，军事行动的举行、战斗能力的施展以及军队生存能力的提高，都要借助合适的战场条件，才能得以实现。中国古代的重要战场工程，基本是以城池、长城为主体的筑城体系。这个体系中，城墙与护城河为战场工事的主体，一般是围绕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目标，构筑成封闭型的城池系统。这些军事建筑或战场体系的尺度以及使用方式都以人为准绳或量度单位，城池的高度、城墙的厚度、护城河的深度等等特征指标都以超过人的力量的极限为依据。

早在公元前，东西方的战场上，城池就是主要角色了，是公认的国家强大的象征。《墨子?七患》说：“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二者国之具也。”，这里强调守土保民关键在于守好城池和保持强大的军队。就是由强大的军队来建立和维系稳固有利的战场条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力所能动用的武器难以对付高墙深沟，有着高大稳固城池的护卫，只要守军有粮食吃、有水喝，长期守卫不成问题。比如《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言：“比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以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廩、治兵库，斯则其术也。”这里就将建立稳固城池、存储足够粮食、备足武器装备，看作是治国安民、建立霸业的根本。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建设高大城池的竞赛，源于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式和战争的方式及手段，当时的武器主要是轻兵器，材质也就是铜制的为主。因此，只要修建了高墙壁垒，那么守住城市就不成问题。同时，在关键路口和要塞修建军事据点，也可以有效阻挡敌对军事力量的入侵和行动，这类军事据点称为“塞”。据史料记录，在春秋时期每个诸侯国都有十几座乃至几十座城池。连一些地方豪强及士大夫都争取建设自己的城池堡垒。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城池本身就是军事建筑，他们的修建和护卫又催生了攻击城池和反攻击的武器装备、战术战法，及其相关的军事理论，诞生了一大批军事家和武器装备专家。

《尉缭子?守权》 说：“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此守法也。”说的是城池建筑要深广，城墙坚固和厚重。士兵和人民能够充分备战，粮食供给充足，弓箭武器坚固锐利，武器性能可靠好用，这一切就是好的守城之法。

《管子?权修》中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武器)，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说的是，守卫土地在于守好城池，城池要稳固就得用好兵器装备，兵器装备的使用在于军事人员，要围绕军事人员的需要，稳固后勤粮食的供应保障。

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我们考察一下当时城池的建制——也就是当时主要战场的建制。根据考古与文献记载，当时城墙采用夯土结构，一般的夯土，其厚度在10米左右，夯层厚度10厘米。当然夯土要经过去除草种的过程，以防滋生草木影响城墙强度。随着战争强度和烈度的增加，城墙结构和强度都在发展，至战国时代，城墙厚度已增至20米，也有厚达40米以上者，而此时夯土层的厚度增加为20厘米。

新城墙自然要用新标准，而旧城墙也可以一次次加厚。考古调查也得到了印证。这样的城墙不光用来对付攻城的兵士和武器，也可以有效应对水淹和火攻，即使长时期的大水侵泡也能稳固如初。至于士兵通过挖地道的方式偷袭，也是难上加难。此外，高大的城墙，守军可以居高临下，使用滚木雷石向下打击攻城的敌人军队。更可以泼洒开水、火油，可见城池无疑是当时最有利的人造战场。

出于军事考虑，当时的各类宫殿和重要建筑都首选制高点，为了增加高度，重要建筑都要修在夯土地基之上，同时，考虑水源的供给。在高处可以洞悉战场全局，也能统一调度布置兵力。因此，高台、厚墙从那个时代就成了城池的特征。

应当指出，这个时期的战场有很多是围绕城池和要塞展开的，无论攻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一切的主角都是人员。

2.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决定社会资源的利用

社会资源是战争存在的前提条件，包括：政治、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化制度等等。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归根到底还是人员的问题。一直以来，无论什么样的文化和制度，人口都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一切社会实践的主体。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指标比领土更能体现军事实力。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风云，需要从人口的角度解读，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在著名的三国时代，根据史实推测，曹魏的人口有66万户、443万人。孙吴的全境有52万户、230万人，而蜀汉在灭亡时仅仅有28万户、94万人。具体数据一定有出入，但三个国家之间人口比对是能说明问题的。曹魏拥有的人口是吴国的两倍，是蜀国的四倍多。即使假定国土面积近似，但三个国家各自人口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与物质能力差距悬殊，势必造成了军事力量的对比差异极大。三个国家军事力量之比近似人口之比，即使诸葛亮在蜀汉国力鼎盛之时，倾全国之兵，也才十数万人。

事实上，在人主宰战场的时代，国家的规模才是决定军队规模和军事力量的根本要素，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吴国在被灭亡时有“兵二十三万”;而在灭蜀之前，魏国的军队数量已超过50万人之众。在军事力量水平基本差别不大的前提下，军事人员的数量就是决定性因素。这样来看，将吴国和蜀国的人口及军队数量加在一起，都难以匹敌魏国。可见，诸葛亮即使发全国之兵也是难以撼动魏国的地位。同样，就连发兵吴国，也无胜算。这是任何将领凭借其智慧和兵器的优势都无法逾越的人力及物力差别的鸿沟。

主宰战场的军事力量——军事人员，对社会资源的直接需求就是粮草，古往今来的军队，随时随地抢劫老百姓是惯常的做法，这种情况的“给养”就是赃物，士兵与土匪也毫无区别。有时候，溃兵甚至连土匪都不如，所谓：“贼可防，兵不可防”。当然，正规军队在平时也是要靠合法渠道筹集粮食、被服装备等等的。这两种方式本质上都是军事行动对社会资源的征调，或合法、或非法。一般来讲，军队在自己地面上有所节制，而在敌方地面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不管有无节制，一个时期的社会资源总归有限，军队对资源的征调必须有限度。就连社会资源的征调活动本身，也是受限。就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描述的：“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

当然，像马匹所需的食草、军事建筑所需的木材等等，也可以向自然索取。不过大自然的资源也不是无限的，成群的战马很快就能将附近的草地啃光。

必须强调，军事力量对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并非各类事物简单堆积的结果。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是否先进，往往是决定着社会资源对军事事物的贡献，进而对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秦朝经过几代人努力，从偏邦小国，终于一统天下，就是政治自我革命和文化自我革命的显著成就。

“百代行秦法”——这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共识，秦朝结束了分封制度，并开创了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及其他一切社会治理制度。特别是秦朝的军事制度与政治制度严格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这一切成为之后2000多年中国各个朝代的基本制度，连入关的少数民族也得奉行不误。秦朝的统治者汲取当时各国先进思想，录用和放手使用各国最有才干的人，实行兵民一体军事制度。特别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取消贵族特权，给普通百姓立功受奖的公平机会。秦始皇在创建秦帝国的同时，颁布法律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和统一度量衡等制度，极大地释放了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劳动力、战斗力，同时使得国家治理的格局有了万物更新的气象。所以，秦之后的2000多年农耕时代当中，中央政府的人口数量与综合国力都是独步天下的。据此，其军事力量也是其他外族难以匹敌的。实际上，之后的历朝历代没有那个中央政府的对外失败，是真正由于军事力量和军事水平的不足而造成的。

3.军事人员自身及队伍组织决定自然资源的利用

人作为战争力量的主体，所使用的武器都来自大自然界，这些武器所用的材料包括：石头、木材、皮革、金属等。同时，人还想方设法利用自然力量战胜敌人，包括：水源、疾病、气候、季节。

石头与棍棒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制式武器。人们将石片握在手中，发现十分有用，这可能是人们最早发现的利器。而普通的石块，经过打磨能够产生比较锋利的刃口，于是开始有意图地制作这种石制工具。如果把石片夹在木棒中，既能增加挥动范围，又能加强切削力量。于是，打磨石制兵器的工具及其程序渐渐专业化。在考古发掘地就发现了从1万~1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留下来的制作精细的工具。

木材，包括竹子，始终是人们徒手使用武器时代的称心材料。首先，人们自然地利用树枝得到手中挥舞的棍棒。然后，木材又可以与各类材料组合成新的武器，如战斧、弓箭、长枪、盾牌等等。人类早期岩画中，争斗或涉猎中的人们，手中最不缺的就是木制武器。

皮革是几千年以来人们取暖的最好衣物材料，但同时，又可以制成各类武器的配件或核心部件，比如弓箭用的皮绳、抛石器上的配件、马鞍等等。

金属是后石器时代武器基本材料的不二选择。历史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新的金属一旦出现，就立刻替代了上一代的武器材料，比如青铜代替了石制武器，铁代替了青铜武器。金属首先用于兵器的刃部和头部。青铜时代，第一批制式武器包括了长戈、战斧、长枪和各种刀剑。之后出现的铁制武器，又迅速地淘汰了青铜武器。同时，在防护方面，头盔、铠甲等也开始利用金属制造，先是铜，后来是铁。

天气及其连带效应，对人有着直接的影响，人无法对抗自然的力量，因此，与后来时代相比，这一时期天气与气候对战争能力的影响是最大的。但是，人们又可以利用气候及其连带效应，如热带瘟疫也影响了战争的局面。在公元49年春，东汉时期的武陵郡西南部山区，时称“武陵蛮”的少数民族势力强盛，汉军四次远征均告失利，汉光武帝亲派伏波将军马援等，率4万人，进击该地区。马援军推进到临沅附近，正逢五溪军猛烈攻城，于是立即展开进攻，消灭了2000多人，其余败走。马援军一路追至今沅陵，为走捷径，而兵进五陵山的五溪地区。马援军在此受阻，被迫驻扎。在经过达半年的对峙之后，时值气候渐热，又逢疫病大流行。汉史载：汉军中 “多温湿疾病，死者太半”，“马援卒于师”。

五、人主宰战场时代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家

在西方，公元前600~前400年时期，人们开始明白战争是有规律的，认识战争就必须总结这些规律并形成相关理论，于是军事家着手认真研究军事理论，产生了一批军事著作，这些著作以军事历史的记载为主，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中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是代表性人物。

时间到了公元前400~前200年，开始出现了被后世传载的著名战例与著名军事家，比如汉尼拔这样的历史人物。据记载，他戎马一生，多次面对绝境和极为强大的对手，但是他以超人的领导才能、精湛的军事艺术、灵活的战术战法，敢于挑战貌似强大无比的敌人。作为颇为全面的军事家，汉尼拔勇于创新、不落俗套，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果与傲人战绩。特别是历代西方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者，都将汉尼拔列入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将军之列。的确，作为著名的西方军事家，人们是把他与东方的军事家以及后来的军事家并列的。

到了罗马军事时代，在公元前200~前1年时期，西方的军事实践、军事理论、战略战术以及武器装备总体上乏善可陈。但是罗马军事领域还是发生了一些较为很重要的发展和变化。这一时期，东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骑兵已经开始纵横驰骋，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欧洲还是步兵的天下，步兵方阵日臻成熟，成为陆地战场的主流作战样式。

历史到了公元1~400年时期，军事理论家弗拉维亚斯·韦格蒂乌斯·利那图斯值得大书一笔。大约在 383~392 年之间的瓦伦提尼安二世统治时期，当时阿德里安堡会战已经结束。他写作了全面总结罗马军事理论总体概况的《军事教令》一书(《军事事件》，通常称做《罗马的军事体制》)。

而在400~600 年，600~800 年间，有三本非常优异的军事著作面世。第一本是摩里斯的《战略学》。第二本是东罗马皇帝利奥六世的《战术学》，成书于 900 年。第三本据称是福凯斯皇帝所著的一本小册子。《战略学》是一本基础性的军事教科书。它系统性地论述了战争和军事指挥的方方面面，主要内容包括：作战训练、战术实施、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并讨论了对付拜占庭帝国的各种敌人时所遇到的主要军事问题。

1500~1600 年，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学家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 年)从军事历史来看，他的著作最著名的是《君主论》和《战争艺术论》两书。

“法国法兰西斯·德·拉努是马基雅维利忠实的信徒，是法国早期宗教战争新教派的主要领袖。他广泛地研究了当代战争实践，对军事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军事战略和战术方面显现出远见卓识，著有多部杰作(大部分是其在被俘时完成的)，其中最重要著作是《政治和军事论谈》。”

——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P382。

在东方，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家集中于中华文明地带，在第一战争形态时期的各个时代，涌现出了诸多彪炳史册的军事理论和杰出的军事家。

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军事家主要就是军事指挥者，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 而且，对军事与社会的关系认识尚不到位。但是，毕竟对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有了朴素的理解，并且体现在具体的军事建设与战争指挥中。而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迎来了整体的巨变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征战频仍，社会的进化，是全面而彻底的。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的、农田水利的、文化的、军事的等等。在整个时代，各个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大冲突与大交融并存，于是杰出的军事家登上历史舞台。

值得特书的是管仲，他率先将主要社会因素方面纳入军事考量，开中国成熟的军事战略之先河。当然，这首先受益于管仲本身就是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建立了军事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体系。他的各方面治国强军主张得到了很好的展现。管子从宏观的战略出发，同时考虑经济范畴的因素，开了古代军事战略之先河。之前的军事家们没有将经济与军事、政治等社会方面综合考虑，根据这几个领域的有机内在联系阐述军事问题。同时，根据政治与经济的利益，寻求广泛的联盟。以外交、经济和政治配合国家整体战略。

中华文明的军事思想反应了这片土地上伟大的军事实践发展历程，在夏商时期，天授神权治理一切，军事大权亦应如此;而到了周朝，权力归政治贵族专有，“周礼”治天下，军事领域也要服从此礼;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无义兵，整个社会动荡不已，各路诸侯合纵连横。一切军事行为都出于利益而已。军事行动的成败事关当下之生死，不可儿戏。

中国的春秋末期，是中华文明第一个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文明的各个方面突飞猛进，整个社会进入了如自然界“寒武纪大爆发”一般的繁荣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各国人口的空前增长，封建体制向天下一统体制的跃进，为各个流派的哲学与各个学派的思想提供了足够的沃土与种子。社会的极大动荡与空前交融并存，发展和毁灭同行。终于，在军事理论方面，出现了揭示着所有年代共同战争规律的天下兵书——《孙子兵法》。

作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其祖上是齐国著名的田氏，他生活于约公元前545年~前470 年。为避祸乱到了吴国。孙武以辩证的思维方法论，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历代战争实践经验，透过表面的军事纷争，揭示了战争的内在规律，形成了古今中外所共同赞赏的系统军事思想。孙武率先建立了完善的战争范畴与战争逻辑体系，给出了指挥战争的系统方法论，历经2000年仍然启迪和和指导着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军事家们。

《孙子兵法》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军事理论论著作，内容涵盖：军事哲学、军事原则、战略战术以及军事与政治等全部军事领域，既揭示了战争的特殊性本质，又论述了战争的普遍性规律。唐初传人日本，被誉为“兵学圣典”，“百世家之师”。明代传入欧洲各国，有许多种文字译本。在世界军事理论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李德·哈特到了晚年对于孙子更是推崇备至。他在1963年替格里菲斯(Sannel B.Griffith)所新译的《孙子》英文本作序时，曾指出《孙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但在思想的渊博和深入程度上，从无后人能够超越他。他又说在过去所有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其比较，但甚至于他还是远比孙子“陈旧”，尽管他的著作晚了两千年。”

——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上海人民出版社，附录：李德·哈特及其思想

《司马法》

《司马法》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当时即享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司马法》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

《尉缭子》

《尉缭子》一书，由于成书年代久远，关于其作者是谁，有着不同的说法。作为战国时期的兵书，有着一些划时代的见解。作者认为，耕作、守护城池与战争是统治者的本分。战争为了防守城池，城池为了守护土地，而土地是为了生养民众。关于战争问题，“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关于战争中的城池攻守谋略和方法问题，提出了“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的见解。

对于战争的核心要素——人的问题，《尉缭子》提出了在当时属于十分非常的军事管理办法，涉及到为了严格训练而必须的奖励惩罚办法。

《唐李问对》

《唐太宗与李靖问对》是以唐朝皇帝李世民与名将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的。该书议论内容广泛，见解独到，提出许多前人未发的议论，涉及到军事题材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古代兵法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与理解，大量引用论断，采用展开、对比的方法。逐一阐述自身的认识，并进行了深化运用。另外，结合著名历史战例加以论述，并推导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与认识。开拓了从单独军事思想的演绎，到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密切结合的办法，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