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有许多人总是分不清楚人民史观和精英史观的区别，想当然地就认为只要是人民的、群众的，就是正确的，但却没有看到群众也是被划分为阶级的。只有将群众与现实社会脱离，独立呈现并且不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影响时，群众才是超脱阶级的。而这群先生们又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是有领导者领导的，这就不是群众的，不是人民的，而是领袖的精英史观的体现，这里同样忽视了阶级社会中一切的阶层、一切的社会身份都被打上阶级的烙印。

在实际的实践中，用所谓“领袖的”和所谓“群众的”做对立，这是一种很可笑、很幼稚的行为，这是完全忽视了背后的阶级本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就批判过德国左派**人的这一幼稚行为，然而这种低级的错误却依然在我们的身边上演着。

有这样一位先生，他提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他说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当是纯洁的、群众的先锋队，仿佛只有那些天然纯洁的、没有踏足资本主义土壤的人才能加入——这是一副多么宏伟的蓝图啊!

我们都应当知道，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在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下，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性涣散，无法起到真正革命的作用而应运而生的，是由工人阶级群众中理论最好、立场最坚定、战斗力最强的一批人组成的。它的人数要比整个无产阶级少得多，但是理论和战斗力却要强得多。但是这就意味着，先锋队能够不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吗?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已经提到了，只有当这样一个事物与实际社会脱离、独立存在，不受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影响时，才能展现出它那纯天然无污染的纯洁一面，但这样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工人尚且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那由许多工人组成的先锋队就不会受到影响吗?像这样渴望有一个完全革命的、纯洁的场所，或者完全革命的、纯洁的组织存在，是不切实际的，是可笑的、幼稚的。

并且，不是先有了先锋队才有了革命的工人，而是先有了革命的工人，才有了先锋队;更确切地说，是先有了一部分的革命的工人，组成了先锋队，再一起带动了剩下的工人向着革命前进。因此，渴望首先有一个先锋队存在，然后去筛选哪些人是符合标准的，哪些人是可以进入的——渴望这种事情的发生也是十分可笑、幼稚的!

并且，不开展实际的实践活动，不去宣传、鼓动、团结工人，工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自发地达到所谓的标准、形成所谓的条件，过度地相信群众的自发性，这是十分愚蠢的!

当然，这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他们会高举着大写民主的牌子，讥讽我们这是精英主义，说我们这是独裁专政。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要专政，工人阶级就是要独裁;不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专政，整个工人阶级群众也要专政。整个工人阶级的最大目的就是实现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要知道，任何的民主都只是国家形式，而国家的本质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在国家没有消亡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民主的，不可能真正存在超脱阶级的民主的。而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而言，资产阶级自然是不配拥有民主的，但能说这就是精英主义吗?这些个可爱的先生，很显然也没有看到先锋队背后的阶级性质。先锋队代表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为先锋队本质就是最有能力、战斗力最顽强的工人组成的，他们都直接属于工人阶级的一员，为了工人阶级的理想目标而斗争。

但是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自诩是马列主义者、高高在上的先生们跳出来，说什么我们这就是广泛民主啊，说什么先锋队竟然能同最低劣的、最没有立场、最动摇的那些工人待在一个工人阶级里，并且还说他们是先锋队的阶级战友、阶级兄弟，这就是在玷污先锋队的纯洁性啊!这就是在妥协!这是投降主义啊!——说的多么巧妙啊!

我们不逃避，我们就是要大大方方的承认，我们就是在“玷污”先锋队的纯洁性，我们就是要妥协，而且非妥协不可。因为先锋队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产物，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然伴随着阶级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而灭亡。只有到阶级国家都彻底消亡的那时候，我们才能坐下来谈论纯洁性的问题，然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先锋队了。其次，工人群众不会等着你来把他请回家，工人群众不会自发地就产生革命的意识，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先锋队首先不去争取群众基础，就会在革命活动中落入下风。

同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也批判了这种以纯洁性为准则的、不做任何妥协的愚蠢行为。首先，渴望这样一个纯洁的革命场所和这样一些受众人群出现就是不可能的，不去争取群众，群众就只会走向革命的反方向。动员群众、靠先锋队引导群众，这不是精英主义;相反，用先锋队纯洁性为准则划定一些根本不切实际的标准来阻挡群众的，把工人阶级先锋队与工人阶级群众做对立的，才是真正的精英主义、小资产阶级机会分子。我这么说，并非是在承认我们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相反，工人阶级先锋队是整个工人阶级群众中最有组织、最有纪律、最有战斗力的，但它的前提是，它是工人阶级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不是个别小资产阶级学术派精英理论家的俱乐部，不是什么需要拥有什么水平、需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可以进入的，在组织与群众间拥有一道鸿沟的存在。

不光在群众基础问题上先锋队需要妥协，在革命实际的活动中也需要妥协的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革命的形态、敌我双方的悬殊关系，是不可能一直按照我们所预想的方向前进的，敌人有时候是强过我们的，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要比我们更强大的。而这个时候，我们难道可以选择直接跟敌人硬碰硬吗?像1918年身处四面包围的苏维埃俄国，为了保全自身与德国强盗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这并非性质上的投降，只是形式上的停火。这么做也并没有带来消极的、不好的、反革命的影响，反而这种影响是革命的，苏维埃俄国有了足够的力量去反击沙皇旧军、邓尼金白军，有力量打赢苏俄内战，最后也将德国强盗赶出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种妥协与原则上的投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这是在特定的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必要的妥协措施，用来挽救危局或者化解危机，不至于让先锋队乃至工人阶级以卵击石。

而红军在后来发动的一系列反攻，也正是对这一妥协的重新诠释。在敌人强大的时候，我们选择孤立个别的强大敌人，去攻击那些弱小的敌人;而当我们战胜了个别弱小的敌人，自身强大起来后，再一举打垮那个强大的敌人。当然，根据实际的情况，不同的策略当然也是不同的，妥协与不妥协当然也不是机械的教条，一切唯一存在的准则就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上述说的是当革命战争打响时需要做的妥协，而当革命还在发展中，革命队伍还在壮大时，正当的、合理的妥协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合理地掌握合法和不合法的方式，来为工人阶级提供便利、壮大队伍，而在这个过程中，愿意通过合法途径为工人阶级服务、斗争的人，也应当是被团结的。

像如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议会，虽然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是最反动的制度，但在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在议会制度彻底瓦解之前，我们不得不进入议会，并掌握和运用议会，来把我们的群众基础发展壮大，来扩充我们的革命队伍。同样，运用合法、不合法的两种方式，并在两种方式中灵活变换，这不是教条的，这也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出的。

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资本主义的议会就是反动的，就是复古的，就是应当被消灭的，但是在我们有能力消灭它之前，我们需要做的是运用它来为我们服务，运用它来壮大我们的队伍，以便日后更好的摧毁它。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放在斗争上也是如此。只有我们进入议会，进入那些反动的组织里面工作，并在里面吸取力量，团结群众，真正的摸清楚他们的底细，才能在日后革命到来时，将他们一举击溃。真正的效率是建立在精准的基础之上，只追求效率而没有准确性的，这不是真正的效率，而是盲动，这是机会主义!

当然，我们需要运用合法方式、合法途径来做斗争，也不只是这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也提到了，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不可能存在纯洁的革命土壤，群众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活的，群众不可能迈过门槛自己进入革命的大门。因此就需要我们到这些合法、合乎统治阶级反动法权的场所、部门、组织内，宣传群众、扩大队伍，并在内部根本瓦解这些反动的组织。

总而言之，这一切的根本就是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