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炼狱：

改革、革命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2025年全国代表大会

一、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何在？

为评估基于大会决议的DSA发展方向，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提出几个基本问题：DSA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全国性机构设定方向?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决议”是否具有可理解性?此外，全国性机构的发展方向是否决定了各分会的工作方向?简而言之，DSA成员并不能直接为全国性组织设定方向，全国代表大会本身也无权“决定”任何问题。相反，政治决策要么是由职员自上而下地官僚化制定，要么是通过分会层面的派系斗争随意达成。这种组织结构与DSA的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派系共生，其持续存在对革命者构成了重大阻碍。

对于前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该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况，而非DSA章程中描述的理想形态。全国代表大会名义上是DSA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否决下级机构近乎所有决定的权力。大会选举产生NPC，作为两届大会之间的最高决策机构。NPC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然而，在实践中，NPC在解释决议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在实际上，全国代表大会更像是一个选举产生NPC的咨询机构，而NPC本身也仅仅是各地方分会的咨询机构。

2023年大会的一项决议“争取生殖权利和跨性别解放而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我们而言，这项运动的关键在于它促使DSA承诺组织协调一致的全国跨性别行动日。该决议是由R&R(改革与革命小组)提出的，并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那么，在获得如此明确的授权后，NPC是如何执行的呢?现任NPC成员莎拉·M称：

由于在NPC中没有席位，R&R不得不游说个别成员成立委员会，并阻止将我们和“为了我们的权利”运动(一个为应对2024年选举而成立的委员会)合并到同一个委员会中。由于委员会中只有一名R&R成员，它直到一月份才与其他成员就成立委员会和开始组织工作的策略达成一致。这意味着从最初制定计划到实际行动，整整耗费了11个月。

这体现了全国代表大会纯粹的咨询性质。由于代表和普通成员对NPC缺乏任何真正的监督，决议的执行最终取决于NPC成员的意愿。鉴于任何决议都可能在未经组织其他成员参与的情况下被永久搁置，很难将2025年大会达成的任何共识称为“决定”。反过来，NPC与各分会之间联系甚少。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协调分会活动的手段。由于NPC与地方分会之间没有中间层，NPC对大多数分会的活动知之甚少，反之亦然。例如，在上述案例中，200多个DSA地方分会中只有大约100个各种方式参与了全国跨性别行动日。而NPC方面并未对此问题作出回应。其声明很少为分会提供指导或见解，通常只是表达了其内部各派系之间达成的泛泛妥协。

由于DSA的民选机构缺乏领导，其决策首先自上而下传递，也就是由DSA的职员决定。DSA将其全国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全职员工的工资。这些职员并非民选产生，也没有任期限制。虽然NPC表面上保留了雇佣和解雇职员的权利，但这些职员都加入了工会，他们的集体谈判协议要求NPC为任何解雇提供“经济理由”。实际上，这意味着职员不能因为无视或拖延全国代表大会或NPC做出的政治决定而被解雇。

这并非假设的情况。就在去年有位职员撰写了一篇文章，强调职员在DSA中拥有的权力过多。实际上，DSA内部存在一小群未经选举却极具影响力且组织严密的成员，他们掌控着DSA的大量资金，除非面临极端的财务危机，否则无法被免职。职员多来自NGO、劳工组织和民主党内部，其政治立场通常代表了DSA的右翼。并非所有职员都是右翼，但这却是他们普遍的倾向。因此实际上，这些职员在DSA内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官僚化的右翼阶层。他们视自身职责为维护政治的连续性——随着该组织政治构成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将工作资源和资金投向自己认为有前景的项目。其结果是：民主党竞选活动常获得资金与组织支持，而左翼项目及地方分会则自生自灭。正如前述文章所揭示，他们甚至不惜撤销地方分会的资金、会员名单的访问权及由会费资助的组织工具。这显然是一种不民主的制度，最终使DSA改良派受益——他们极力维护职员的高额经费。

这种官僚体制的后果是将重要的政治议题隔绝于严肃的民主性全国讨论之外。这不但使改良派得以一直控制组织，而且削弱了成员对DSA战略的理解。由于全国性组织被官僚机构控制，为数不多的民主机制也大多形同虚设，DSA协调全国行动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党团会议，而这些党团会议通常如同一个个山头各自为政。党团会议私下决定其偏好的政策，并通过在地方分会层面的干预来协调实施方式。这不仅使占组织基层多数的非党团成员无法参与宝贵的决策讨论，还使分会的决策变成了党团派系斗争的雷区。有时，分会因为甚至缺乏强大的党团势力，从而只能在缺乏全国视野的情况下做出临时决策。这一情况导致各个DSA分会的政治方向往往内部不一致，随着分会党团构成的变化而剧烈摇摆。

这种摇摆不定导致整个组织缺乏凝聚力。例如，DSA罗德岛州分会拒绝支持任何民主党候选人，而距离罗德岛不到一小时车程的DSA康涅狄格州分会却经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各分会内部和分会之间决策的混乱意味着，DSA的实际纲领，也就是从各分会的活动中形成的纲领，尚不成形。由于缺乏自下而上形成的连贯的革命纲领，官僚机构的改良主义政治纲领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明显怪异的组织模式只有在DSA自身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2016年之前，DSA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派别，名义会员人数勉强超过8000人，且主要集中在纽约市。其成员主要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工会官僚和知识分子。该组织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统一，其核心是教条式地运用Harrington(Michael Harrington ，迈克尔·哈灵顿)的改组理论(realignment theory)。它主要以民主党内部的压力集团的形式运作。如此规模的政治组织，既政治立场同质化又政治焦点狭窄化，既不需要也不希望采用更像政党的组织形式。

然而，随着DSA的壮大，其政治构成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其自称的共识逐渐偏离改组路线，其松散的组织结构也逐渐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目的。DSA拥有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右翼。这一右翼派系由来自进步派NGO、工会官僚组织、中间派刊物和学术界的干部领导。这些干部通常与民主党内一些实力雄厚、资金充足的机构有着密切联系。此外，改组路线一直是DSA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DSA的革命派较为年轻，许多人是在桑德斯2016年竞选总统后才开始关注政治的。他们面临着来自DSA官僚机构的强烈反对，分裂成相互争斗的党团，每个党团都有自己的改良派，还肩负着对抗五十年惯性积淀的重任。DSA右翼只需坚守阵地、维护组织现状就能获胜。而革命派只有彻底改变组织才能取胜。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需要建立起变革的组织手段!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结构，DSA 的“常识”(即改组策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占据上风。右翼从DSA的内乱中获益匪浅。任何清晰、集中、有纪律的决策流程对他们来说都十分多余，最多不过成为其敌人手中的工具。事实上，这些右翼成员尽管高喊“群众政治”，却非常乐意使用官僚手段来推进他们以职员为主导的改革愿景。例如，在洛杉矶大会上操纵代表投票，或者企图通过欺世盗名的“ 一人一票 ”决议来瓦解成员民主。

不管怎样，上述观察所得对DSA成员来说已不鲜见。许多党团，特别是那些在NPC上经验丰富的党团，都指出了同样的问题。但他们却将其视为单纯的组织问题。DSA民主委员会的成立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看似停留在组织层面的缺陷。然而，由于委员会成员构成多元，其中既有改良派，也有中间派，还有革命派，彼此之间存在诸多冲突，因此其提出的方案最终只是一些各派都能接受、收效甚微的改革。这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徒劳无功的尝试。DSA的结构性问题本身就具有政治目的，因此不存在非政治性的解决方案。要将DSA转变为一个团结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就需要DSA内部革命者的大规模重组，而这很可能需要全国工人阶级斗争精神提升的推动。该组织的政治性质及其结构都必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到那时，右翼会发现这个组织再无利用价值，便会欣然解散，融入那些资金更雄厚、组织更完善、政治立场与他们一致的公民社会团体。如果缺乏对DSA官僚主义和改良派的旗帜鲜明、政治清醒的反对力量，那么DSA内部的革命派很可能就会持续被边缘化和收编。

二 、阶级独立性

DSA的传统重心始终是民主党，至今未变。长期以来，该组织依靠改组，也就是推动民主党左转这一理念维系。哈灵顿最初提出这一想法时，它就被认为是荒谬的，而如今，DSA内部也几乎没有人会公开为它辩护。然而其基本原则，特别是拒绝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及专注于民主党内部政治的做法构成了该组织的一些指导性假设。一些党团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另一些党团则认为，DSA目前与民主党的关系是通往独立工人政党的不幸但必要的一步。过去六十年的历史已经驳斥了第一种观点。我们反复看到，试图改组民主党与动员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背道而驰。第二种观点则更合情理。然而，冷静审视DSA的具体政治纲领可发现，“党中党”的战略其实并未实现。无论是“肮脏决裂”(dirty break，dirty break是DSA旗下“面包与玫瑰”党团所提出的策略名称。其核心思想是让社会主义者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目的是积蓄足够的力量，在未来某个未定的时间点脱离民主党，组建社会民主党。)还是“政党代理人”(party surrogate)策略，在实践中都与哈灵顿的改组策略并无二致。DSA的革命派只是为放弃阶级独立原则编造了一套复杂且往往自相矛盾的理由。这并非新的理论视角，而是为了适应DSA与民主党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做出的妥协。

我们应该明确定义：阶级独立指的是工人组成独立于资本主义政治组织，并与之对立的政治团体。阶级独立并非仅仅是对独立投票权的盲目崇拜，也并非要求工人假装资产阶级政党不存在。阶级独立团体并非作为资本主义政党的附属伙伴或派系而出现，而是为了保卫工人利益，而工人利益则被理解为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对立。

关于阶级独立性的论证思路已被DSA众多党团和派系反复探讨，以至于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难以辨认。理论上的共识似乎接近于一种“政党代理人”策略，即DSA一方面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另一方面又在党内建立一个“党中党”。DSA此前曾提出过“肮脏决裂”的假设，预测最终会与民主党决裂。而“政党代理人”假说甚至没有预测会发生决裂，因为，不同派系主张各异，有人认为“ 正式参选资格是国家制度”， 有人认为“ 政党在美国是非法的”， 其中或许最令人费解的是有人认为“ 民主党根本不存在”。 在与具体成员讨论这些理论时，它们之间的界限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持一种介于两者之间，模棱两可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站不住脚。

实际上，DSA的选举策略是一种“不快乐的意识”，一种“分裂的本质，一种双重且自相矛盾的存在”。无论如何理解，这种政党代理策略都依赖于稳固的政党结构。这些结构本应将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提升到超越简单左翼自由主义的层面。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些结构在DSA内部十分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因此，DSA推出民主党候选人，认为只有在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政党框架内，这样的候选资格才有意义。然而，建立这样一个政党的具体步骤却始终停滞不前。因此，即使按照“政党代理人”策略的标准来看，DSA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这种僵化的状态，正是DSA右翼代表人物大卫·杜哈尔德(David Duhalde)所说的“肮脏停滞”——理论上高举政治独立甚至决裂的旗帜，实践中却几乎完全沦为盲目追随左翼自由派民主党候选人的附庸。

2025年的大会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尽管选举决议数量众多，但没有一项提议脱离民主党的决议提交大会表决。事实上，在讨论过程中，甚至根本没有人提及这一主张。一些同志一方面谴责民主党支持巴勒斯坦种族灭绝，另一方面却建议我们推出更多民主党候选人。虽然许多获得通过的决议(尤其是R07)提出了旨在建立政治独立的建议，但这些建议缺乏具体的实施步骤，更未触及与民主党决裂的核心议题。这类选举决议似乎更像是对DSA选举活动的设想，而非实际的行动方案。然而，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决议(R33)提出扩大DSA选举工作的范围，甚至考虑推出一位(几乎可以肯定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即便这并非为了实现政治独立。有些决议(例如CR05)同时包含了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即使我们采信党内代表的共识，在缺乏有效约束和指导候选人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推出如此多的候选人，也无异于走入死胡同。

最近佐兰·马姆达尼的竞选活动，就将DSA选举策略的不连贯性暴露无遗。尽管在整个大会期间，他的候选资格都被提及，但大会并未就其策略展开任何辩论或讨论。就连或许是DSA内部最坚定的工人阶级政党建设倡导者MUG(Marxist Unity Group ，马克思主义团结小组)的成员也避免就DSA全力支持马姆达尼的竞选活动提出任何实质性问题。他们和大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将支持他的竞选活动视为理所当然的立场。一项又一项决议都提及政治独立这一关键问题，但最终提出的行动却只会进一步将DSA束缚在民主党阵营中。

关于阶级独立性的沉默令人惊讶，因为缺乏阶级独立性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RI DSA(罗德岛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位同志曾撰文论述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对各分会的影响，我们赞同他的分析。DSA内部存在着一个循环：各地方分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并暂时受益于其竞选活动的组织。有时，这些候选人会失败，选举委员会便陷入组织混乱、行动迟缓的危机。有时，候选人会成功，但当民主党的影响力最终战胜DSA热情高涨却组织不完善的现状时，各地方分会也会经历组织混乱的危机。无论哪种情况，最理想的结果也不过是支部实力维持原状。或许会员数量还能有所增长。但长此以往，这种运作模式终究无法建立具有政治凝聚力或长期纪律严明的党内结构。相反，老同志们会逐渐幻灭、精疲力竭，地方组织终将陷入停滞。这种循环在众多不同的种族和地区不断重演，其结果从未真正推动阶级独立。那么，为什么DSA内部的众多派别仍然坚持这种做法呢?因为这实质上是以革命战略为幌子，对改良主义及对民主党依赖的实用主义妥协。它为DSA内部的革命派提供了借口，使其得以顺应该组织历史性的改组纲领。被冠以务实妥协之名“政党代理人”战略本质上就是接受在民主党内运作。若真有其他意义，以其在DSA内部的统治地位，它早该结出硕果了。革命者的任务是坚决反对该纲领，揭露其内在矛盾，并拒绝将民主党作为工人阶级组织的载体。正如组织问题所示，DSA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歧并非程度差异，而是根本的政治立场之别。让工人运动沦为民主党附庸与建设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之间，不存在任何可接受的妥协。

三 、国际主义

DSA于2017年退出SI(Socialist International，社会党国际)，这一决定标志着其国际化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同时也反映了其内部的一些发展情况。据作者所知，加入社会党国际并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然而，DSA退出社会党国际的举动表明，DSA成员不再愿意与其它成员一样推行反动的紧缩和放松管制方案。尽管DSA成员可能不再愿意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组织，但DSA似乎也尚未准备好与国外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建立紧密联系。自2017年以来，DSA在建立国际联系方面进展缓慢，这使得DSA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眼中显得相当孤立和封闭。全国范围内反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成员们对主要关注国内问题的视角已不再感到满意。2025年全国代表大会确实展现了DSA真诚希望与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团体之间建立更深层次联系，但也表明，只要DSA仍然受制于改良主义纲领，这种努力充其量也只是流于表面。

2025年DSA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最有力、执行最有效的几项，都是对国际事件的回应，特别是加沙地区种族灭绝事件。例如R22：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DSA在两方面独树一帜：它确立了坚定的亲巴勒斯坦立场，并明确规定该立场对会员和其背书的行政人员具有约束力。根据R22的规定，发表强烈、公开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言论的DSA会员可能会被开除，候选人也可能因类似违规行为而被取消资格。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个相当宽松的标准，而且由于上文讨论的原因，它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也令人怀疑。

然而，这项决议确实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这表明大多数DSA成员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应加入他们的组织。考虑到该组织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持有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官方立场，这并非一个微不足道的意见转变。或许更微妙的是，这项决议揭示了DSA内部革命力量未来可能采取的一些初步措施。首先，当时存在一场重大危机：加沙种族灭绝以及美国的共谋。此外，局势清楚地表明，除了无条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反对美国政策之外，采取任何其他立场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项决议的支持者抓住一切机会强调这一点。他们很少在措辞上对“地方组织情况”或“大帐篷”做出让步并成功地突出了问题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软性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等同于默许;另一方面是原则性且毫不妥协的反对。此外，这一议题将DSA内部不同山头的革命派团结起来。这项决议也存在缺陷：对可被开除的犹太复国主义定义过于宽泛，其执行前景堪忧，尚未得到充分贯彻。在反帝国主义领域采取这种立场是一回事，但要采取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策略还是革命策略，则是另一回事。这项决议的成功(尽管其效力可能有限)表明，DSA中的革命派必须利用危机和相应的群众活动，围绕DSA内部这一根本的政治分歧进行示威和鼓动。

尽管R22中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方面，但2025年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只要DSA内部的革命派们还在向改良派靠拢，DSA的国际视野和联系就将继续受到阻碍。2023年后的DSA国际主义格局呈现出两种主要倾向：一方面是第三阵营主义分子，他们一致拒绝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倾向于采取孤立的极左路线。这一立场传统上由Bread & Roses和R&R等党团代表。另一方面是阵营主义者，他们倾向于将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营，导致对现有的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普遍不加批判地接受，这正是像“红星”(Red Star)这样的党团的一贯态度。这两种立场都反映了DSA国际视野的不成熟。第三阵营主义者对执政和非执政社会主义政党的宗派式批判显得空洞无物。DSA自身也远未达到他们对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标准。例如，尽管对国际背景下的阶级合作主义进行批判十分必要，但如果DSA仍然奉行改良主义和反阶级独立的立场，这种批判就显得虚伪。此外，由于缺乏与他国革命者的常规沟通渠道，这种批判极易受到误导，完全不得要领。另一方面，DSA内部的阵营主义立场则面临相反的风险：不加批判地接受执政的社会主义团体或“反帝国主义”团体的行动。实际上，它将国际社会主义政策简化为支持反对美国政策的国家。 这种说法忽略了东大、巴西或巴勒斯坦等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利益和立场可能与本国政府的利益和立场截然不同。

这两种立场都表明DSA放弃了国际主义。第三阵营主义对美国和国外的社会主义团体采取双重标准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漠视;而阵营主义则放弃了协调国际社会主义这一复杂且多边的任务。此二者都体现了DSA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本质，这使得几乎不可能建立起有原则的国际联系。在2025年全国代表大会上，这种政治动态在关于 R01《DSA支持一个巴勒斯坦国》及其修正案R01-A01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简而言之，R01重申了DSA对巴勒斯坦人民无条件自决权的支持，以及对建立一个单一、世俗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的支持。它将坚持这两个立场作为DSA支持任何候选人竞选公职的前提条件。修正案R01-A01除其他修改外，删除了倡导建立一个单一、世俗的巴勒斯坦国的措辞。为了支持这项修正案，激进的阵营主义者开展了逐个分会的宣传活动。他们的论点是，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可能在国内倡导世俗主义，但倡导建立一个世俗的巴勒斯坦国却是沙文主义的。相反，他们认为DSA应该采纳Thawabit(塔瓦比特，ath-Thawabit al-Waṭanīya al-Filasṭīnīya，意为巴勒斯坦民族恒定不变的原则，是一套代表巴勒斯坦民族在巴以冲突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核心原则)，这是一份由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立法机构)于1977年首次起草的民族原则声明。不幸的是，修正案的反对者未能提出连贯的反驳意见，显得似乎被打乱了阵脚。

这场辩论显然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美国社会主义者在与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然而，大会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相反，它演变成了一场关于个人指责对方沙文主义的辩论。事实上，以DSA的国际发展水平来看，辩论的结果似乎也难以有实质性的不同。由于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缺乏组织联系，构建一个连贯的国际主义立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孤立状态下，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视野似乎简化为支持任何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当然，在国内反对帝国主义是任何革命社会主义团体的一项基本任务。然而，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反对美国的执政党并不总是代表本国最进步的力量。但是，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而这在DSA内部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同志们没有提出世俗主义和民主一直是阿拉伯世界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诉求，也没有提到巴勒斯坦的社会主义者至今仍在提出这些诉求。此外，也没有就建立一个民主、世俗的巴勒斯坦国的呼吁在更广泛的国际主义视角下意味着什么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反阵营主义人士显然缺乏足够的国际联系来令人信服地论证这些立场。 因此，阵营主义立场最终获胜，与其说是出于原则上的支持，不如说是出于在世界社会主义舞台上被孤立所带来的认知上的担忧。

可供讨论的国际议题极度匮乏也体现了这种孤立感。希望了解乌克兰战争、卢拉在巴西连任或朱拉尼在叙利亚推翻阿萨德政权等问题观点的代表们，不能获得任何相关信息。

DSA的国际孤立主义并非仅仅源于其不良意图或缺乏努力。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其根源在于该组织拒绝承认自身的改良主义纲领。DSA邀请了国际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旁听2025年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截止笔者撰写本文时，DSA尚未公布与会团体名单，因此我们无法在此列出。这些发言人就DSA目前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观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位发言人反复强调了阶级独立和脱离民主党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这不仅对DSA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一个庞大的、阶级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其各自国家开辟新的斗争战线。言下之意是，如果DSA想与这些团体的关系超越在偶尔的观点交流，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完全合情合理。各政党只有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基础上才能建立有意义且持久的国际关系。DSA目前坚持在民主党内部推选候选人，将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策略，这使其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渐行渐远，后者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改良主义立场。遗憾的是，国际发言人提出的观点似乎并未得到充分讨论。正如我们之前观察到的，大会之后，DSA在组织上似乎更加紧密地依附于民主党和改良主义。

然而，这并非DSA国际主义的终结。如果DSA内部的革命者能够团结起来，开始阐明该组织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根本分歧，他们就能够同时与国际革命组织建立有意义的国际关系。国际同志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分歧，DSA的革命派在政治斗争中将不乏国际支持和指导。然而，如果DSA内部的分歧得不到澄清和确定，这些外部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就无法有效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无异于自投罗网。

结论

总的来说，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但DSA2025年全国大表大会并未标志着该组织政策的转变。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大会无权指导DSA的全国性运作。在这一局限性下，大会只在围绕加沙种族灭绝的讨论中日益明确自身的政治立场，而关于阶级独立和国际主义的讨论在政治上仍然模糊不清。一些决议暗示要与民主党决裂并建立国际联系，但大会最终表示，这些目标可以通过逐步的组织改革来实现，而无需对DSA的运作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DSA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改革该组织。然而，DSA的迅速壮大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但该组织仍未真正朝着革命政党的大路前进。自2008年以来，美国陷入了一系列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危机。DSA未能促成工人阶级对这些危机的集体反应，它仍然固守着桑德斯在2016年的策略。这种做法在当时或许情有可原，但九年后继续固守这种策略就不可取了。

事实是，DSA革命派的前景尚不明朗，因为他们的斗争尚未真正开始。DSA尚未形成能够充分代表其内部政治斗争的团体。党团会议数量众多，每个党团都有自己的纲领。然而，这些党团非但没有澄清DSA内部的根本政治分歧，反而使其更加混乱。没有一个党团公开反对组织内部的改良主义。然而，事实依然清晰明了：DSA在创立之初就是一个改良主义组织。它的组织形式和战略都是在哈灵顿的改组理念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如果革命者想要改变DSA，他们必须组织起来，不仅要改革组织，更要从根本上重塑它。这种重组至少需要从形式上脱离民主党，采纳明确的革命纲领，并采取措施加强组织的集中化。

组织这些变革将极其困难。但即便最终结果如何，仅仅提出这些政治问题，对DSA而言也意义非凡。首先，为变革而斗争能够将许多党团的左翼力量以及在党团之外的革命者联系起来。这将促进DSA内部对改良主义路线不满的派别彼此进行沟通。其次，这将厘清DSA内部实际存在的政治分歧，而这些分歧在此前一直未能得到充分阐明。最后，这将使DSA的革命派了解他们当前的可能性。或许该组织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能够被说服接受重大改革，但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在DSA之外阶级斗争的重大发展，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更有可能的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革命派团体会发现DSA在短期内无法实现这样的变革。但于此种情况下，至少这样的团体会有一个更清晰的对DSA的认知，并能据此做出下一步的行动。

对于DSA的革命派(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存在)而言，放弃立场和向改良派妥协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归根结底，DSA的革命派必须像所有美国革命者一样：组织起来，尝试与其他革命者重新联合，深化自身政治认知，并坚决为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群体的利益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