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摘录)

当时，在“六十年代”，农奴主的势力已经衰退，他们遭到了虽不是最后的但终究是决定性的失败，不得不溜下台去。反之，自由派抬起了头。进步、科学、善良、反对虚伪、人民利益、人民良心、人民力量等等自由主义词句风靡一时，现在，在特别灰心失望的时刻，我国激进主义的无病呻吟家在他们的客厅里，我国自由主义的清谈家在他们的纪念宴会上和他们的报章杂志上所呕吐出来的也是这些词句。自山主义者原来很有势力，竟按自己的方式改造了“新秩序”，——当然不是完全改造，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新秩序”。虽然当时俄罗斯也还没有“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亮光”，但终究比现在明亮一些，所以连那些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宁愿梦想美好的未来而不愿说明丑恶的现在的劳动阶级思想家，也不能不看到自由主义的后面隐藏着富豪，不能不看到这种新秩序就是资产阶级的秩序。正因为农奴主已被逐出舞台，未能转移大家对当前更紧迫的问题的注意，未能妨碍大家按纯粹(比较起来说)形态来观察新秩序，所以大家才有可能察知这点。我国当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善于指摘富豪的自由主义，可是不善于了解它并科学地说明它，不善于了解它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下的必然性，不善于了解这个新的生活制度比旧的农奴制度进步，不善于了解这个制度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他们只是“唾弃”这种“自由的”和“人道的”秩序，认为资产阶级性是一种偶然现象，期望“人民制度”中间还会出现另一种社会关系。

历史果然向他们昭示了另一种社会关系。没有完全被改革(被农奴主的利益弄得残缺不全的改革)打垮的农奴主已经(暂时)复活起来，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关系以外的另一种社会关系是什么东西，并且用一种肆无忌惮、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行为表明了这种关系，以致我国民主主义者闻风丧胆，垂头丧气，不仅不向前进，把他们那种只善于感觉而不善于了解资产阶级性的幼稚民主主义改造为社会民主主义，反而倒退到自由主义者那里去，现时他们还自夸起来，说“所有严肃正派的报刊”都赞同他们的诉苦……即我想说的他们的理论和纲领。看来教训是很大的：旧时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偶然性等幻想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了。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正视现实并公开承认：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民主主义者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幼稚幻想就让位于小市民进步办法的实际清醒主张了。

现在，这班冒充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简直是反动的了。他们抹杀现代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硬说可以用一般的、指望依靠一切人的关于“振兴”“改良”等等的措施来办妥事情，硬说可以调解和联合。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家描绘成一种站在阶级之上从而适宜于并能够给被剥削群众以某种重大的和真诚的帮助的东西。

最后，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者为了本身的解放必须自己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例如在“人民之友”看来，仿佛他们能独自把一切安排妥贴。工人可以放心。你看，甚至有一个技师也到《俄国财富》编辑部来了，他们几乎完全制订出一个“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计划”了。社会主义者应该坚决彻底地与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裂，——这就是应该从这次战役中得出来的主要的有益的教训。

请注意，我是说与小市民思想决裂，而不是与“人民之友”及其思想决裂，因为与从未有过联系的东西根本说不上决裂。“人民之友”只是这类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我所以在这里做出必须与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与一般旧时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决裂的结论，这是因为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吓坏的旧思想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的这次战役，推动他们特别完备而明显地把小市民思想描绘出来。我们把这种思想与现代的社会主义、与有关俄国现实的现代材料加以对照，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思想已经枯竭到怎样的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衷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义的纲领。也许有人说，这不应归咎于一般旧社会主义思想，而只应归咎于这班从未被任何人算做社会主义者的先生们;但我觉得这种异议是毫无根据的。我到处都力图指明旧理论的这种堕落的必然性，到处都力图少用一些篇幅来专门批评这班先生，而尽量多用一些篇幅去批评俄国旧社会主义的一般基本原理。如果社会主义者认为我把这些原理叙述得不正确，或不确切，或不透澈，那我只好恭请诸位先生，请你们自己把这些原理叙述出来，把这些原理说得透澈无遗吧!

老实说，再没有人比社会民主主义者更以有机会和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为快了。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乐意回答这班先生的“论战”吗?难道你们以为不是他们公开、坚决而激烈地挑战我们竟会来干这种事情吗?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不克制自己就能阅读、再三阅读和仔细阅读这种由官场自由主义词藻和小市民道德拼凑而成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吗?

要知道，现在来论证和叙述这种思想的只有这班先生，那是不能怪我们的。同时还请注意，我是说必须与小市民的社会主义思想决裂。我们分析过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无条件是反动的，因为它是以社会主义理论的面貌出现的。

其实这里面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气味，就是说，所有这些理论根本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放事业，其实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反映和实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那我们一定会另眼看待它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及其纲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我们俄国表现得特别厉害，因为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间的对抗尚少发展)。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例如所谓禁止出让份地一类的反动要求，也和其他许多监护农民的办法一样，通常都是用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借口来做掩护的;而事实上这些东西显然只能使劳动者的生活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纲领的这两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所以在否定这些理论的任何社会主义性质时，在反对它们的反动面时，不应当忘记它们的民主主义部分。现在我用实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市民理论的完全否定不仅不排斥它们纲领中的民主主义，反而要求更加坚持民主主义。前面已经指出了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理论中经常利用的三个基本论点：缺少土地，缴款过重，受行政机关压迫。

要求铲除这些祸害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这些祸害丝毫不能说明剥夺和剥削，铲除这些祸害丝毫不会触动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可是铲除这些祸害的举动定会清除加重这种压迫的中世纪的破烂东西，使工人易于直接和资本家作斗争，因此，这种举动作为民主主义的要求是定会取得工人最有力的支持的。一般说来，缴款和赋税是只有小资产者才能特别重视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农民缴款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农奴制的余毒：例如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废除的赎金就是如此，那些只落到农民和小市民身上而与“贵人”无关的赋税就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始终会支持这种要求：铲除这些造成经济政治停滞的中世纪关系的残余。缺少土地的问题也是如此。我已在前面详细地证明了对这个问题的叫喊的资产阶级性质。例如农民改革用割地的办法径直替地主抢劫了农民，直接(夺去农民土地)和间接(巧妙地隔开分地)帮助了这一巨大反动势力，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最坚决地要求把夺自农民手中的土地立即归还农民，把地主的地产(它是农奴制度和农奴制传统的支柱)剥夺干净。后一种要求与土地国有原则相吻合，其中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已在我国形成的农场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更迅速更繁密地发展起来，但这一要求在民主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能够最后打垮高贵地主的办法。最后，当然只有尤沙柯夫和瓦· 沃·一流先生才能说农民的毫无权利是农民被剥夺被剥削的原因，但行政机关对农民的压迫不仅是明显的事实，并且不是普通的压迫，而是公开鄙视农民，把他们看做“贱民”，认为他们命该受高贵地主支配，他们只有获得特别恩准时才能享受一般公民权利(例如迁徙权[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现任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在《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中反驳移民办法时所采取的纯粹俄罗斯式的农奴主的横蛮态度。他说，从国家观点看来，不能认为移民办法是合理的，因为欧俄的地主还很需要自由的劳动力。—真的，农民生在世上不是为了以自己的劳动养活寄生的地主 及其“显贵的”走卒，又是为了什么呢?——编者注])，任何一个瞎官都可以把他们当做关在苦工房里的人来处置。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条件地赞同这种要求：完全恢复农民的公民权利，完全废除一切贵族特权，消灭官僚对农民的监护，给予农民自治权。

一般说来，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忘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普列汉诺夫说得很对，我国革命家有“两种敌人，一种是还没有完全铲除的陈腐偏见，一种是对新纲领的狭隘了解”。见附录三(本卷 第80页。——编者注)。]。

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 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一般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斗争对于工人有巨大的重要性。必须向工人十分详细地指明：这些制度是怎样可怕的反动力量，它们在怎样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怎样欺压劳动者，怎样把资本束缚在它的中世纪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对劳动的剥削并不亚于现代工业形式，而且除了这种剥削之外还使解放斗争遭到极大的困难。工人应当知道，他们不推翻这些反动支柱[我国的宫僚是特别厉害而又为我国革命者不大注意的反动人物，他们实际上管理着俄罗斯国家。这种主要靠平民知识分子补充的官僚，按其出身及其活动的使命和性质来说，都带有极浓厚的资产阶级性质，但专制制度和高贵地主的巨大政治特权却赋予他们特别有害的品质。他们总是反复无常，以调和地。——编者注]就根本无法顺利地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始终不能摆脱闭塞无知的被压迫的状况，只能做痛苦的挣扎，而不能从事明智而坚定的抗议和斗争。因此，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乃是工人阶级的直接的责任，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不过是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地倾向于牺牲自己的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止工人运动的出现。

根据以上所述，大概已可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如何对待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近来特别加强起来的、力求把一切革命派别“统一”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潮了[指民权党。该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在从前的民意党人参加下成立，1894年春被沙皇政府破获。民权党人提出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反对派的力量为争取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曾发表过两篇纲领性的文件：《迫切的问题》和《宣言》。列宁民权党的评价，见本卷第83-85、95-115页。后来大多数民权党人都加入了社会革命党。——编者注]。

这是一个颇为新奇而值得注意的思潮。

它所以新奇，是因为“联合”的建议不是由某一集团或某些在一定纲领上有若干共同之处的集团提出来的。如果是这样，联合问题就会是每一个别场合的问题了，就会是要统一起来的各个集团的代表所能解决的具体问题了。那也就不会有特别的“统一”思潮了。但这个思潮是有的，代表这个思潮的不过是一些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任何新立场的分子，因为反专制制度的战士迄今所依尘和资产者的利益为其最高任务。他们是些犹大什克[犹大什克·果洛夫廖夫是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小说《果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一个极端自私、虚伪、残酷、贪婪、愚蠢的地主。——编者注]，利用自己与农奴主的感情和联系来欺压工农，口头上说“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和“监护”他们免于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实际上却采取各种办法把劳动者压低到“贱民”的地位，使其受农奴主一地主宰割，从而更加无法抵御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是最危险的伪君子，拥有西欧反动专家的经验，巧于用爱人民的词藻来掩饰他们的阿拉克切也夫[阿拉克切也夫是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陆军大臣，以实行专横残暴的军阀统治著称。——编者注]式的贪欲。

靠的理论显然已在崩溃，因而使斗争所需的团结条件和组织条件遭到破坏。于是，这些“统一派”和“联合派”先生们想必以为最容易的事情是创立这样一个理论，只反对专制制度，要求政治自由，而对其余一切社会主义问题和非社会主义问题一概不谈。显然，这种幼稚的错误观点在刚一做这类统一的尝试时就一定会不攻自破的。

这个“统一”思潮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反映着战斗的革命的民粹主义转变为政治激进民主主义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关于这个转变过程，我在上面已尽力指出了。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集团，只有拟出一个抛弃了旧时俄国独特发展论的偏见的、提出了民主主义要求的坚定纲领时，才能在上述旗帜下巩固地统一起来。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创立这样一个民主主义政党当然是有益的前进步骤，所以，他们为反对民粹主义而进行的工作应该促成这种进步，有助于根除一切偏见和神话，使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使其余的集团组成一个民主主义政党。

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一个特别的工人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讲“统一”，但工人对于民主主义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是会极力予以支持的。

民粹主义之堕落成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人民之友”就是这种堕落的非常明显的例证)向我们表明了某些人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他们只向工人灌输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却不同时向工人说明我国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由于这种对抗性，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是主张政治自由的)，不同时向工人说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是争取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

有些人喜欢责备社会民主主义者，说他们似乎想独享马克思的理论，而同时又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可以接受的。试问，既然我们俄国劳动者遭受剥削根本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组织，而是由于缺少土地、缴款和受行政机关压迫，那么，向工人解释价值形式、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阶级斗争理论甚至不能说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我国资本主义是由政府用人工方法培植起来的)，那么，向工人(更不必说向那不属于已经形成的工厂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解释阶级斗争理论，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想在我国寻找一条避开资本主义、避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怎样又能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无产阶级具有通过资本主义而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使命的结论呢?

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号召工人去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为不能否认(值得注意的是民粹派和民意派也不否认),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是……只能是改善他们……与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我说这些话是反对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他们不接受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却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因为他们根据经验确信只有在工人中间才可以找到革命分子。这些社会主义者使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诱使工人抛弃自己的直接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必须发动工人去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出：或者把工人看做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战士，因而把政治自由看做便利工人斗争的条件之一。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或者只把工人看做在现代制度下受苦最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并能最坚决地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但这也就等于要他做那些只看见全体“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一致而不愿看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编者注]。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幻想，以为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以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之间没有深刻分歧的时候，产生上述错误是很自然的。但现在，当经济发展已有长足的进步，甚至从前否认俄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的人也承认我国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对这一点已经不可能抱任何幻想了。“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的成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迅速增加的一群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欲望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激进派和自由派不仅不否认这一事实，反而极力强调它，煞费苦心地证明它不道德，斥责它，极力想来粉碎、耻笑……和消灭它。这种想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而感到羞惭的天真的妄想是很可笑的，正象小市民经济学家想以资产阶级使人民破产，使大众贫困、失业和饥饿(援引“哥哥”的经验)来恐吓我国资产阶级一样;这样审判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就跟判决把梭鱼投到水里去一模一样。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自由派的和激进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追忆六十年代的情形，说当时没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中于民主主义。

这班先生幼稚成性，根本不愿意了解当时的一致是由一去不返的当时物质条件引起的!当时大家都同样受到农奴制度的束缚，其中有积了一些钱而很想独自享福的农奴主家中的总管，也有由于老爷勒索、干涉、使他不能继续经营因而仇恨老爷的善于经营的农夫，也有地主家中的无产者仆人，以及被卖给商人去盘剥的破产农夫;当时受到农奴制度压迫的还有商人兼厂主，有工人，有手工业者和工匠。当时在所有这些人之间只有一种联系，就是大家都敌视农奴制度，而在一致之外已开始出现最剧烈的经济对抗。只有完全沉醉于甜蜜的梦想的人才会至今还看不见这种已有巨大发展的对抗，才会在现实生活要求斗争、要求每个不愿做资产阶级的有意或无 意的走卒的人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时候，梦想这个一致的时代又返回来。

如果你不轻信关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语，而试去更深地发掘一下，那你就会看出站在自己面前的完全是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梦想用各种温和的进步办法来改善、维持和恢复自己的(他们称为“人民的”)经济，绝对不能了解，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我们不能不感谢“人民之友”，因为他们大大帮助了我们认清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从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国小生产者的小资产阶级性的理论，因为他们必然使那些把俄国社会主义者迷惑了很久的旧日的幻想和神话加速破灭。“人民之友”已把这种理论用得又破又烂又脏，使得俄国迄今信奉这种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必然要作出抉择：或者重新修改这种理论，或者将其完全抛弃，让那些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宣扬富农购置改良农具的先生们(他们煞有介事地要你们相信必须欢迎那些玩厌了纸牌的人们)去独自享用。而他们还不仅这样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民制度”和“知识分子”，并且还大言不惭地谈论远大的理想和对生活问题的尽善尽美的提法!……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 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 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及其一贯的发展，凡是这种对抗为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业已固定的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这个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遵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这种以详尽地研究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一切问题，如果说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么，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愈有进展，则社会民主主义就会增长得愈加迅速，因为最狡猾的现代制度的保护人也不能阻止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不能，是因为这个制度必然使生产者更被剥夺，使无产阶级及其后备军日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社会主义者完成这种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着;因为接受这种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获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甚至使得我国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也只好把他们的厚本杂志(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那样)弄成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了。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完全不是想把这个工作放到实 际工作的前面[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者往往被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编者注]，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的<除现实道路而外>发展道路”，那末，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发现和被指明出来，理论工作就告结束，而应把“祖国”引上“新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的敌人，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主义者免除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患的毛病，即免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只要以是否合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认为任务在于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使特别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就不会有宗派主义。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尽管对各种理论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们的政治活动方法，自从该派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没有改变过，并且迄今也没有改变。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是要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组织，使它脱离目前这种试图分散地、缺乏领导思想地进行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而转变为整 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种活动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代表俄国的未来的人是农夫，——农民社会主义者，最广义的民粹主义者曾是 这样想的。代表俄国的未来的人是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这样想的。 在一篇手稿里曾这样表述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编者注]。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如把正在泯灭的农奴制经济残余撇开不谈， 其实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化的。在前一场合，这种剥削还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风俗习惯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妨碍劳动者及其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反之，在后一场合，剥削则已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混杂着任何模糊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们已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他们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的这……旨在实现最迫切的经济需要和改善本身物质状况的斗争，必然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必然会成为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的战争，这个阶级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各个地方压迫和压制劳动者。正因为如此，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要他们在有组织的坚忍的斗争中实现自已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引诱他们，而只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说明压迫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制度下的必然性。工厂工人在资本主义关系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得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造成进行这一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低级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这里的生产分散为成千上万的极小的经济单位(这些单位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始终是分散的经济单位)，被剥削者多半还拥有一点极小的产业，因而依附于他们所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体系。这种情形阻碍着那些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发展。零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于一个地点，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个人而在整个经济体系。反之，大资本主义必然割断工人和旧社会、和一定地点、和一定剥削者的任何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可能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 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完

1894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