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从1976年到今年2026年这50年的实践，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你是处于什么立场，只要你不昧着良心说话，你都无法接受那些嘲笑毛主席说法的任何说法，是不是?

01

说说陈永贵和杨贵

陈永贵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迹

永贵大叔是大寨的带头人，大寨意味着什么?

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红旗，是学习的榜样。

学大寨有什么好处?

大寨1963年夏季遭受了特大洪灾，如果按照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大寨人就可以借机向国家申请救济——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当陈永贵赶回大寨后，了解了实际情况后，当即提出“三不要三不少”方案，得到全大队人民公社社员的一致同意、

“三不要三不少”即：

不要国家的救济款;

不要救济粮;

不要救济物资。

一句话，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

在这个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

即年终：

向国家卖粮不少;

社员口粮不少;

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1964年春节的时候，大寨大队党支部全部兑现“三不要三不少”承诺。

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全国农村所有的大队，即现在的村，都能像大寨大队(村)那样，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且不说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也不说为国家做多大贡献，仅就市场经济主体这个角度来说，全国农村村一级的市场主体，就完全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这样的人民公社运行机制，如果是“大呼隆”，那谁又会不喜欢呢?

这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的最佳境界吗?

其实当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农村里的高人都能看出其中的道道来，他们用心感悟，细心研究怎样结合实际来学大寨。

这其中有一位高人，他叫杨贵，后来还主持过公安部的工作。

杨贵是著名的红旗渠工程的总指挥。

现在介绍红旗渠的时候，都忽略了当时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公社体制的重要性，也忽视了学大寨对于建设红旗渠的促进作用。

我写过一篇文章《从巴纳德组织理论看红旗渠建设的协作管理》，发表此文的时候，还不能直言人民公社的优势，今天有必要补上这个要点。红旗渠建设的协作管理，只有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才能实现。

另外当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拍摄的红旗渠纪录片，是有这个镜头的：

当年红旗渠经过的太行山上，从空中俯瞰，有两个醒目的标语口号：

人民公社好

农业学大寨

别的话就不多说了......

02

老国营企业效率低吗?

我1975年9月份开始上初一，不久我们班就到华中服装厂学工劳动。

当时这家厂正在生产出口产品——牛仔裤。

车间里，每天工人干劲十足，热火朝天。有意思的是，工厂上班时间广播喇叭不停在广播，有各车间、班组的投稿，也有厂部的生产情况通报，比较多的是一位姓王的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讲话声音，王主任我们也经常在厂里不同地方遇见到，他有时候检查产品，有时候和工人一起边干活边交谈。厂内有事随时可以用广播联系王主任。所以他的广播里的讲话都是很有内容的，我至今记得他略带乡音的口头禅：

“各位老师傅们......现在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

我们在厂里劳动大概有一个多月，一直到冬天过春节前，厂里还要搞一次“会餐”——打牙祭。

一些老师傅带着小师傅，准备好好喝一顿。

厂里有一位工程师模样的人，头发总是梳得油光的，穿着一双“回力”白球鞋，很有风度。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他在哪里指手画脚，没有什么技术权威。不管是厂领导，还是普通工人师傅，大家都一样。只有一个特殊一点——大家对老师傅都格外尊敬。

当时厂里干部和群众一样，每个人都是工厂主人——这个“铁饭碗”，现在其实是人们最渴求的，也是社会特别稀缺的资源。

人们的收入差别不大，互相之间比的只是工作态度、工作干劲。

那位王主任多次在广播里说，因为他们的产品在国外得到好评，外贸单位又接到了更多订单，请师傅们加油。

这被后来的有些人嘲笑成效率低的大锅饭，还要声嘶力竭地砸掉工人手里的“铁饭碗”。

现在真的要问问：这究竟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