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北京绍兴会馆狭小的补树书屋里，37岁的周树人写出了他的《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创作出多篇白话小说，集成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呐喊》。“鲁迅”这个名字也成为中国振聋发聩的存在。

而在此之前，他经历过将近十年的沉默：从曾经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青年，变成一个埋首故纸堆和琐碎日常的小公务员。可以说，没有《狂人日记》的写作，就没有“鲁迅”的诞生。这一向死而生的过程——他为何沉默、又为何在沉默了近十年后重新出发——成为后人不断追溯、尤其近年来中外学术界热烈探讨的话题。

李晨、郭春林的文章，则进一步将问题锁定在为什么长久的沉默结束之后，呐喊的第一声是《狂人日记》?又为什么选择了具有高度主观性且“语颇错杂无伦次”的日记体形式?正是从这些极易被忽略的问题出发，经由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梳理，文章让我们看到作为思想者、写作者和行动者的鲁迅，表现出的远超同时代新兴知识分子的思想-知识视野和情感-精神结构。

其中最令人震动的，莫过于鲁迅对于晚清以来日益强化的“官-绅-民”社会压迫结构的认识，以及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因为“革命”的发生而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徐锡麟、秋瑾这样的革命者，为了中国的生而赴死、而牺牲，却并不为被压在最底层的民众所感知和理解;《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革命者可以结成“我们”，但广大的乡村世界和不计其数的受压迫者却还是“他们”;“他们”深陷于压迫结构、无知觉于自身的位置和使命，因此不能与革命者一道铸成“我们”，这才是启蒙终归于失败，革命烈士的鲜血白流的真正困境。

而鲁迅之为“鲁迅”，正在于他并没有将启蒙的困境笼统指向民众的麻木，并没有单一地将民众视为有待启蒙的对象，而是要打破隔绝，熔铸人心，在“我们”和“他们”主体自新的基础上，让无数的“他们”“你们”都成为“我们”，让受压迫者成为具有政治能动性的“人民”，只有这样，吃人的社会结构才有松动的可能，启蒙-革命的成功方才可期，牺牲者的赴死方才死得其所。

一个多世纪以前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未必不存在于现实当中。在庞大的压迫性社会结构的笼罩下，多少人体验过无能为力后的幻灭、沉默和挣扎。也许，本文可以视为“后革命时代”的学者与经历了“革命前夜”“革命方兴未艾”“革命失败”以及“重新出发”的先驱者之间的对话，为今天在暗夜行路中的我们，点燃一盏灯火。

更多有关鲁迅的讨论，欢迎大家关注明晚(17号)七点半的诚食讲座，本文作者之一的郭春林老师将为我们讲述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作者|李晨：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郭春林：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荣休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鲁迅的教学与研究。

责编|丹增玉萝、非文

后台排版|童话

无论是从1918年3月，还是从更早查起，鲁迅都没有在日记中透露有关《狂人日记》的任何信息，但正是随着《狂人日记》构思的展开和写作的启动，他打开了新文学运动在白话诗之外的另一扇大门。对鲁迅来讲，1918年全年可称为“新文学”的写作并不多[1]，不多的原因，或忙于事务，或在酝酿、调整，或寻找称手的方法，甚至仅仅是观望，然而毕竟已结束沉默，开始落于笔端，踏入新文化阵营当中。对这一至关重要的转变，在鲁迅研究和相关的文学史研究领域，颇受关注的问题是“沉默”与“呐喊”的转换——鲁迅为什么“沉默”了七年后，又重新提笔，“呐喊”背后，文学写作的思想动力要如何探究。

在这个问题的统摄之下，“为什么”呐喊成为聚焦点，而呐喊之声的发出——《狂人日记》问世，只是鲁迅给我们的既成事实，于是，鲜少有人对这一客观“结果”追问，，又为什么选择了具有高度主观性且“语颇错杂无伦次”的日记体形式，是否这一个“鲁迅”一旦发声，写出的必然就是《狂人日记》?[2]相对于呐喊未成时的思想逻辑，《狂人日记》作为呐喊的既成初声真的是一个毋须追究的问题吗?就此，从思想逻辑和思维方法上还需要更谨慎地对待。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只追述了《呐喊》的由来，并未言及为何起手第一篇是《狂人日记》，而不是别的。相关研究的不充分固然与文献材料的匮乏不无干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一些“陈/成见”的作用，即我们已有的对于鲁迅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面对《狂人日记》时的态度——将它当成一个固定结果来接受。

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的序言中，伊藤虎丸说：“鲁迅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才做起小说来呢?为什么又能做出小说来呢?此后，鲁迅又接二连三地一直写小说和战斗性评论，其背后的秘密，可看做就隐藏在他37岁时写出的这篇处女作当中。”[3]

伊藤虎丸也没有回答为什么是《狂人日记》这个问题，但他指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如果我们将“鲁迅”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那么对《狂人日记》的解读则不能直接使用让鲁迅成为“鲁迅”的那些结论作为入口，而是要回到历史的进行时态，将写作时空与故事发生的时空同时纳入视野，从而发现被“陈/成见”遮蔽的内容，激活并扩充《狂人日记》自身的问题性。

一般地说，《狂人日记》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有研究者也将其视为乡土小说的开山之作[4]。以“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等乡土小说特性，或周作人所谓“土气息泥滋味”[5]去理解《狂人日记》，并将其归入启蒙主义的乡土小说，显然不能充分揭示文本的复杂性，或者说鲁迅的“乡土”与乡土小说意义上的“乡土”在社会思想视野和知识结构上均不能简单等同。

《阿Q正传》木刻画中的未庄

如何理解《狂人日记》的乡土性需要从文本空间的设定入手。小说中的故事地点究竟是乡村还是城市，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小城镇?要确证性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我们只能循着鲁迅笔端的蛛丝马迹去进行合理的推论。

其一，小序说狂人的日记中出现的人“皆村人”，“村人”虽不必实指化，但显见地包涵着与乡村的联系。其二，“狼子村的佃户”找大哥“来告荒”，大哥和狂人身处乡村还是城市，并不明确，但狂人的臆想中有“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这种带有距离感的表述提示了狂人不是城里人，而他所见“街上的那个女人”，“街上”又表明日常生活空间不是村庄。那么

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城镇”概念和经验去理解晚清民初的城镇。《风波》中就明确说，“七斤虽然住在农村……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6]。可见，在鲁迅的认识中，鲁镇就是农村，但它又并非《狂人日记》的狼子村和《社戏》中的平桥村一样的农村，而更像阿Q的未庄。从其时中国社会的空间结构来看，鲁镇这一类的城镇是介于狼子村(典型的村庄)与绍兴城(典型的城市)之间的一个地理空间，较之与城市或多或少的关联，它与乡村的关系更为实际也更为密切[7]。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

当年，经过钱玄同不遗余力的劝说，鲁迅深思熟虑，做出了重新开始写作的艰难抉择，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写什么和怎么写。他后来曾经提及这个取舍过程：“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8]《狂人日记》发表近二十年后，鲁迅讲出了那个广为人知的主旨，“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9]，又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作品”[10]。

钱玄同像

难道仅为“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换言之，“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并非一定要使用狂人的日记这种文本形式，也并非一定要以乡村为对象，晚清的乡村、城市，都尽有家族制和礼教的存在，且鲁迅亲身感受到的家族制和礼教的压迫都发生在他视为城市的故乡绍兴。那么《狂人日记》文本空间的设定是否包含某种不易觉察的企图?

若沿着这个线索向更早的时间追溯，，结合具体文本内容来看，这两个含有讽刺性的虚构地名理当是城市，但其切实的城市属性又仿佛是模糊的，文中的场景在追忆性的童年视角下更富于乡村意味。这里的“乡村性”是我们阅读中的“文学感受”，还是认知性的“历史印象”，抑或是其时的现实?鲁迅有意而为的模糊感同样造成了论证的困难。

然而，从1913年的《怀旧》到1918年的《狂人日记》，姑且不论主题是否存在延续性，思考是否有推进，或延续和推进之处在哪里等问题，同时，《狂人日记》在象征性的四千年封建礼教“吃人”之外，还以革命者徐锡麟的被害指涉了眼前现实性的吃人，有意味的是，。被改写的还有加害者，不是清廷鹰爪，而是狼子村村民，即后来被指认为国民性批判对象的农民。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小说，不必遵守史实，只要能够表达题旨，虚构是允许的。但即便照实写，对小说意义的实现也几无影响。我们很难将这些细节的设定看作鲁迅的随意之举，在这个意义上，回到更早的《怀旧》，拉出一条更具历史现场感和社会结构性的脉络，将有助于重新解读《狂人日记》。

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北京绍兴会馆

季剑青由《怀旧》的反讽叙事手法，敏锐地捕捉到其对“历史整体性的揭示和批判”，且注意到了文本的故事时间，他指出“小说中提到的事件应当发生在20世纪初年，因此不可能是辛亥革命”。这一论断修正了当年周作人的模糊叙述：《怀旧》是“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的前夜的事，情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11]但季文接着说，“20世纪初年绍兴地区并没有发生什么动乱”，因而故事时间不过是似实却虚的小说笔法，“鲁迅或许正是借此突出‘历史’的某种整体性和抽象性”。[12]此处，鲁迅对历史的独特呈现方式确是一个颇有启发性的创见，但

1912年的鲁迅

就在鲁迅从日本回国前夕，1909年初夏，“浙江连遭淫雨，杭州、嘉兴、湖州、绍兴、严州5府田地被淹，秧苗多霉烂，有的田中积水竟深逾一丈。之后又连续几十天滴雨未降，加上夜夜南风，田地更快干裂，补种苗秧很快枯萎，接着又发生了严重虫灾。”[13]于是，多地出现抢米风潮。[14]。

据相关研究的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间，浙江共有民变226起，绍兴府37起，居湖州府、杭州府之后，其中1907、1910和1911年是民变最多的三年，其原因主要集中在抗捐税、抢米和冲击晚清新政三方面[15]。

清末灾后百姓流离失所

而1910-1911年间，鲁迅正在杭州和绍兴教书。对晚清民初频繁爆发的民变，鲁迅显然有所了解。早在1903年，为《浙江潮》写作的《中国地质略论》结尾处即有：“夫中国虽以弱著，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结合大群起而兴业，群儿虽狡，孰敢沮者，则要索之机绝。乡人相见，可以理喻，非若异族，横目为仇，则民变之祸弭。”[16]这段话虽针对列强和满清统治者，将民变的主要原因归于异族统治，但

通观晚清民变，实非浙江一省或绍兴一府为多，而是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就全国的情况来看，“底层社会蕴积的矛盾和愤激力量的喷发更多集中在1906-1907年、1909-1911年两个时段，其中又以1910年为最高点。”“从比例上看，捐税负担约占1/3，米的问题约占1/4，和其他原因相比，这两项构成了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两项事实上又与士绅所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有研究总结，这是“‘内忧外患’时代性危机的具象化，它从普遍性意义上揭示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程度及其社会矛盾的历史走向。”故被”[17]

故而，对周作人所谓，可以有更确切的理解。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革命的前夜’的不满情绪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关键前提——经济衰退、长江流域的水灾、因财政危机而无饷的士兵、由于朝廷‘皇族内阁’的任命和铁路国有化造成的精英阶层的疏远——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给清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加以致命的一击。”[18]虽然周锡瑞并未直接提及民变，但亦是“结构性”社会矛盾的题中之义。所以，《怀旧》中引起恐慌的“长毛且至”绝非虚构，文本中的新老“长毛”，及“山贼”“赤巾党”，在在都指向反抗苛政的农民及其行动。

鲁迅对乡村和农民的发现，一方面可追溯到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在日知识界、特别是革命派言论的影响，其中较为显著的除《民报》外，还包括刘师培主办的《天义报》，及河南学子所编的《河南》。刘师培的《悲佃篇》发表于1907年的《民报》，《天义报》则倡议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等[19]。另一方面，晚清民初以来日益增多的民变，既昭示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也暴露了普遍存在的乡村危机。

相关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浙江民变主要是村落共同体的集体行为。城镇成为民变指向对象，显现了发展中的城镇和被剥夺的乡村间的矛盾，县衙成为村落乡民经常冲击的对象，也说明官府和乡民之间的矛盾和地方政府权威的下降。”[20]虽然乡村危机早已潜伏在清中叶以来的社会里[21]，但晚清民初尤甚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怀旧》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这一现实的敏感回应和结构性的把握方式。

金耀宗，其父为太平军“治疱侑食，因获殊宠，得多金”而发家，此人“拥巨资”，却“敝衣破履，日日食菜”，可见其悭吝;且与通常头脑灵光的富人大相径庭，金耀宗异常蠢笨，“聪慧不如王翁，每听故事，多不解，唯唯而已”;更兼放纵无度，“以二十一岁无子，急蓄妾三人”，又荒唐地打着“纯孝”的幌子。金耀宗虽是身在芜市的财主，却与何墟的官员三大人交好，而三大人的“发财”同样也是托太平军的福，靠“打宝”得来。[22]

西席秃先生算是文化精英，虽然他只是一个家庭教师，尚未在科场中博得更高的功名，但既能入室授业，又被金耀宗们尊崇，显然并非孔乙己这样的穷酸老童生[23]，只一句“仰三大人也，甚于圣”，其对孔门学说的虚伪趋附和对权势的谄媚丑态便跃然纸上。这几个人物构成商-官-绅上流阶层，居统治地位。

而“家之阍人王翁”、李媪，和“环而立”听王翁讲故事的人，以及看门人赵五叔、“司爨之吴妪”组成“民”的一部分，新旧长毛则组成“民”的另一部分，且新长毛乃是“难民”(正与自然灾害引发民变契合)。除了叙述者“我”，他们构成了小说几乎全部的人物，

有研究者借本雅明的故事理论指出，在秃先生和王翁之间，“已埋下了鲁迅此后小说与文章中不断隐现的一个对立结构的伏笔，即士大夫的‘谋略’与民间的‘智慧’之间的对立与差异，作为故事能手的王翁，显然不在鲁迅此后针对前者所进行的持续的文化批判的序列之内”。[24]

关于“对立结构”我们可以做进一步扩充，它不仅是士大夫与民间的对立，更是乡土中国社会在晚清民初的整体性结构的缩影，绅-民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从1908年《河南》杂志宣扬的《绅士为平民之公敌》到大革命时期‘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政治动员，就不仅仅是流布于舆论层面的时风，而是蕴含着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变动的复杂多样性的制度变迁的时代内容。”[25]

发表《绅士为平民之公敌》的同期《河南》杂志上，虽无鲁迅的文字，却有周作人署名为独应的一篇论文，此前的第一至第三期，分别发表了鲁迅的《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分两期刊完)。其时兄弟二人正在东京做着文学梦，但不能因此否认鲁迅对当时中国在日思想界的关注，尤其是经由《浙江潮》《河南》《天义报》等杂志中的“时事”“时论”栏目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

鲁迅手书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目次

与1903—1908《河南》等杂志选文目次

所谓社会现实，正是周作人在上述论文中旁征博引、再三申论的“人生”之实。周作人文章中对“精神”的强调亦可见《摩罗诗力说》的影子，而鲁迅后来对孔子及儒教的批判，同样可以在周文中看到：“孔子……删诗定礼，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夫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则后知零落，又何待夫言说欤?”[26]新文化运动中激烈的反孔教之声已经呼之欲出。

孔教与士绅，原是前现代中国制度的一体两面，耐人寻味的是，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后，周作人成了绅士，虽不尽是孔教式的士绅，而鲁迅不仅对士绅素无好感，还站在对立面，常常将投枪狠狠地掷向这一阶层。

晚清启蒙-革命并存的反孔教看上去是一个文化的反思，但其根源却来自对现实的审视和深省。这个现实就是，由1840年鸦片战争而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士绅阶层，自强运动及标志着它彻底失败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后的庚子事变，清帝国统治者为延续统治不得不实行的新政等等;待到徒有其表、名不副实的新政因国库空虚、财政不力和执政腐败而左支右绌，甚至生产出一个一直延续至民国的官-绅(包括士和商)强权势力，并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形成对民众的绝对压迫力量，社会由此形成结构性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27]

晚清民国江南地区士绅群体

这固然是因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的缘故，或用日本学者的话说：“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28]但这样的叙述并没有触及根本的内在社会结构问题，

梁启超创造了理论和知识的“国民”，真正的国民即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不得不在上述压迫性结构中艰难地讨生活。国民的思想觉悟需要现实的尖锐刺激为土壤，需要启蒙-革命的感召和询唤，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思想觉悟的塑造完成之前不存在反抗。反抗早已开始，反抗从未绝迹。在这个意义上，《怀旧》不仅包含着对既有结构的书写，更包含着对新的结构的想象。

颇耐寻味的是，“童心”“童趣”“童言”是理解《怀旧》的一个关节点。小说中既有阍人，又有保姆，还有家庭教师，这些人员配置均属士绅阶层所有，但已经成年的叙述者显然更认同“时予已九龄”的童心所向，而与士绅阶层的社会文化土壤戏谑地保持着距离。

喜欢听故事的“我”，“尝扳王翁膝，令道山家故事”，秃先生不仅立即禁止，还要在第二天施行体罚。童心大炽的“我”渴望哪怕仅有“半日休息”，于是幻想，自己“能得小恙”，“否则秃先生病耳。死尤善。弗病弗死，吾明日又上学读《论语》矣。”当秃先生听到长毛且至的消息而仓皇返家，连“归必持”的科举范文《八铭塾钞》都没有拿，“我”终于可以不受干扰、斥责地听故事了。然而就在“我”津津有味地听着长毛故事时，秃先生却回来了，此时此刻，心痒难耐的“我”居然作如是想：“思倘长毛来，能以秃先生头掷李媪怀中者，余可日日灌蚁穴，弗读《论语》矣。”

小说一而再地提及《论语》，并非仅指孔门弟子的这一部著作，而是指向四书五经等作为科举体制存在的儒教知识符号。在童心和童趣的视角中，与符号化的《论语》形成鲜明对立的，一是儿童对自然世界的热爱和浓厚的游戏兴致，一是幻想中可以代“我”恶作剧的“长毛且至”。在儿童的眼中，秃先生既无真知也不负责，更兼虚伪、投机，面目可憎，鲁迅难忍厌恶之情，对其辛辣嘲讽。[29]也就是说，在文本中直观的文学性儿童视角之下，巧妙地结合了对儒教的批判/否定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杂态度，并辐射出鲁迅对结构性社会矛盾的敏锐捕捉。

“我”实际上是成年与童年双重身份的叠合，或者说是一个成年之“我”在借童年之“我”追述往事，往事的绝大多数在儿童视角中呈现，但儿童视角是记忆中的视角，是糅合了成长经验、知识和情感的叙事主体在写作过程中构建出来的，并非只是那个实存于过去时间中的儿童。“我”对秃先生和金耀宗的嘲讽、鄙视，虽然出于童心，但只要这一分童心不被扼杀，在那个时代，接受新学将是逻辑的必然。[30]因此，出身于士绅家庭，接受了新式教育后的叙述者对童心、童趣和童真的认同，看起来是儿童视角，实则恰恰来自成人。从这一角度说，

通观全篇，《怀旧》包含有三重结构，其一是已经成年的“我”在追忆/构建，其二是“我”所追忆的童年往事(包括“长毛且至”的民变事件)，其三则是童年追忆里故事中的故事，即王翁所讲述的长毛历史(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环环相扣的嵌套式文本结构，就叙事效果而言是将历史与现实连成一体，而更深层的意图则是要表达——小说所铺展的是一个转型期社会的面貌，更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图景。

只有在结构中才能真正有效地瞄准启蒙与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在官-绅-民的压迫性社会结构中再现革命的合法性，在孔教的文化专制结构中突显启蒙的合理性。因此，文本中的

此处所体现的恰恰是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历史研究叙述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则再现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

正如王瑶所说，《怀旧》不仅让我们“对童子的性格与心情有了细致的了解，而且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辛亥革命发生时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特征，也使秃先生的形象更加生动和真实。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使作者所选取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画面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出社会生活的全貌”。以短篇小说再现“社会生活的全貌”，除了典型化等艺术手法之外，必须有对社会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双重把握能力，这正是鲁迅之所长，也是他在此后的写作、思考中一以贯之的方法。惟其如此，才可能从《怀旧》中看出，“鲁迅从辛亥年冬天开始就已经在严肃地思考着中国革命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了”。[31]

如果说《怀旧》是鲁迅对民变冲击下城市危机的再现，那么，文本中隐伏着的官-绅-民社会结构及其兼具历史与现实性的嵌套式展开，又很大程度地起到了模糊确切时空表达的效果，以结构性的方式指向了某种整体性，让一时一地的城市感变得不稳定。也就是说，在“历史整体性”之外，《怀旧》还包含着一个现实的整体性，两者共同构成了革命和启蒙面临的总体状况。在这个意义上，

《因此，《狂人日记》对《怀旧》的延续，体现于鲁迅在创作后者的1911年就已清醒地经由结构性图景认识到乡村世界之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并且这一认识绝非基于局部的判断，而是整体性的把握。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鲁迅跟随现实状况的变动将这些社会历史认知持续地一步步落实在文本之内。

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这一写作手法既来自于他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方法，又包含着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回应方式。《狂人日记》如此，诸如《明天》《阿Q正传》《祝福》《孤独者》《离婚》等亦如此。但是，从文本建构角度着意模糊的时空确定性，在文本阐释过程中却有必要给予拆解和分析——找寻大致的方向，为文本内外的人物和事件确定一个相对明晰的时空坐标，以更贴近历史进行时态的路径来把握文本的意涵，仍然是可行的。

上举诸篇，虽不能确定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根据相关细节，基本上可以推断为清末民初，且民初相对较少，更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看起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而笼统的常识恰好非常容易遮蔽历史的具体深度，包括其投射在鲁迅身上所形成的情感-精神-思想效应。这种遮蔽也是我们阅读鲁迅时的一种“陈/成见”。

《狂人日记》的故事时间是模糊甚至“混乱”的，既可能是民初，也可能是清末。文言小序落款署“七年四月二日”，当是民国七年，即1918年，却以文言写成。序中的“日前”或可推定为写作当年，但“偶闻”却又对具体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紧接着说到“早愈”“赴某地候补”，早到何时，几时去哪候补，又未可知，如果“候补”是实指，无疑是清末。同时，“日记”时间与小序时间无法统一，小序的时间是民国，而“日记”“不著月日”“非一时所书”，可能是清末，也可能从清末一直延续至民国，而所用语体则是全新的白话文。小序叙述者“余”对“记中语误，一字不易”，他所做的只是将“间亦略具联络者”的日记“撮录”成篇，但“撮录”过程中是否按照自己理解的时间顺序重新组织，不得而知。[32]

文白错位的小序和正文及整体上模糊的线性时间推进，意味着鲁迅对晚清民初的感受颇为一致，纵然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辛亥革命，但革命前与革命后几无本质区别，或相似远大于不同，在革命所涂饰的新漆之下，在社会结构和意识的深处，“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成为一个问题。但这问题又绝非仅指向老旧中国顽固而强大的历史延续性，也同时指向“革命”乃至更早的晚清启蒙即已存在的缺陷。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白错位和模糊的时间表达意味着鲁迅敏锐而深刻地意识到，民国建成后不断变幻的政治舞台与晚清启蒙-革命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联系。这是鲁迅不得不痛苦直面的现实，也是他最终决定加入到新文化阵营中来的重要原因，伊藤虎丸视之为“文学的第二次自觉”的原动力所在。

面对辛亥后的政治现实，常识惯用“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一言以蔽之，或者以启蒙的未完成姑且做结，前者将历史空洞化，后者将思想概念化，都无助于打开文本，去发现涌动着的历史现场与文学和思想之间的深层勾连。面对《狂人日记》，让我们首先回到鲁迅“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33]的那个夏季。

钱玄同自1917年8月9日到访绍兴会馆[34]，常常要谈到“夜分”。他们谈话的内容，除了叙旧，一个重要的主旨应该是钱玄同劝动鲁迅，希望他参加到《新青年》的作者队伍中来。我们无法完整地复原那一次次夜谈的场景，目前可知的只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写的情形。

诚如丸尾常喜所说，“《<呐喊>自序》是已经迎来‘五四退潮期’再次体会到深刻的思想变化的鲁迅，被形势所迫需要重新建构自己的思想立场与态度的时代产物”，而“写作《狂人日记》时的心态，可以在更接近《狂人日记》写作时期的《<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1919年8月)一文中发现”。[35]

丸尾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完全用1922年的《呐喊·自序》来解读1918年的《狂人日记》。要追问“开始写《狂人日记》的契机是什么”，必须进入更早的时空。丸尾抓住的是“难见真的人”，由此追溯至幻灯片事件辐射下的一系列挫败和“耻辱”，包括辛亥革命期间的种种经验，它们与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成长相碰撞而“结晶”为“耻辱”与“恢复”的情感-精神结构，进而，丸尾将鲁迅的写作视为由“个人”而“民族的自我批评”的深入和展开。[36]

但丸尾忽略了另一个方向带给鲁迅的强烈刺激。在钱玄同锲而不舍地劝说的那些天里，鲁迅在想什么?他又想到了什么?他首先考虑的是要不要提笔，已有研究基本集中于对这个问题的考查。要不要是动力源问题，动力源不是空穴来风，恰恰是其来有自，即与想到了什么紧密相关。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充足的材料能够支撑可确证的结论，丸尾的方法是回到《狂人日记》，而不是《呐喊·自序》。

虽然不能否认幻灯片等事件所触发的耻辱感之力，包括汪晖在《呐喊·自序》导读中所强调的与“寂寞”和“遗忘”相抗衡的力量，它们足以让一个人做出行动的选择，但这是否涵盖了全部的力量之源?如果说丸尾的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提示，那么，我们是否遗漏了《狂人日记》中的一些重要信息，或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出现了偏差?

《狂人日记》时间上的模糊性，与正文第十节中明确的年份构成了张力。第十节不但以“徐锡林”隐指徐锡麟事件，还紧接着提到“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徐锡麟被挖心肝和秋瑾就义都发生在1907年，这个时间，鲁迅绝对不可能忘记或误记。两位革命者所锚定的1907年以及这一年所发生的血淋淋的反清起义，相比于狂人所翻开的没有年代的吃人历史，相比于全文线性时间的模糊，带出了近身的触目惊心之感。

郜元宝指出，“鲁迅加入新文化阵营，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让徐锡麟、秋瑾隆重登场，其中所包含的创作动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忽视。”[37]不应忽视的前提之下，更重要的是解读空间的深度延展。从这里开始，那种“与我有关”的高强度代入性在鲁迅的全部生命历程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绍兴大通学堂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塑像

鲁迅的一生，见过太多革命者和无辜者的牺牲，无论哪一种，都令他痛心，因为他看重每一个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这也正是李长之敏锐发现的：“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进化论的，生物学的，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观，在奚落和讽嘲的刺戟下的感情，加上坚持的简直有些执拗的反抗性，这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地方……”[38]但李长之没有特别讨论

虽然，革命者与无辜者的生命等值，但革命者的牺牲是为他人的活、为中国的生而赴死，带给旁观者更强烈的震动，在同情、惋惜之外还有悲壮和崇高，更何况那牺牲的革命者或是曾经朝夕论道的同志好友，或是虽未深交，却素所敬仰的英雄志士，或是曾经登门求教、课堂受业的进步青年。

1904年，加入光复会的青年周树人也曾经被安排执行暗杀任务，却因一句“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使组织不得不另作计划。一面是对革命的忠诚，一面是丧父和家道中落后身为长子的伦理责任，青年周树人不得不艰难而坦诚地选择了后者。此事之所以久未公开[39]，除了他一贯的行事原则外，耻于为外人道正在情理之中。然而，面对慷慨赴死者，深藏于心底、无法忘却的沉重罪感却是鲁迅终身不能卸去的，并且随着眼见的牺牲越来越多而层层积郁于胸，终于凝结为一个隐秘、沉痛的情感-精神结构，左右着他的言行，影响着他的思想，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常常从知识性的辩证思维角度去分析鲁迅的自我解剖，倘从情感-精神结构的角度看，他的责己之严，与其说来自于超拔的思想能力，不如说更多地源于连自己也不放过的、深切复杂的痛感。思想如果没有情感-精神为根底，只能止于知识，无法成为真正饱满的思想。

在深层的苟活者-牺牲者之情感-精神结构的驱动之下，在驱除“寂寞”和“恢复”“耻辱”的作用力之下，在现实正反两面的催促、逼使之下，鲁迅终于做出了提笔的决定。既已决定要写，接下来的问题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又与想到什么有关。在不著月日的狂人日记和没有年代的历史中，1907年被难的徐锡麟和秋瑾，以明确的时间指向了历史现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现实是复杂的，从历史延续而来的现实更加复杂。没有完成的启蒙和尚未成功的革命，带来一个徒具其表的“民国”政体形式，新旧叠合，沉疴遍地。对于重新提笔的苟活者鲁迅来说，能够勉力而为的是反思并重新确立启蒙-革命的方向、内容和形式。

从《怀旧》到《狂人日记》，原本戛然而止的且听下回分解又续新篇，一个接受新式教育的觉醒者破土而出，走进了既是实体也是老旧中国之隐喻的村镇世界。

周锡瑞在讨论辛亥革命时曾说：“在中国这么一个农业国家里，这次革命的城市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从前，在每一次封建王朝的覆灭中，都是农村痛苦无以言状，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起着关键作用。或者是农民战争直接把王朝拉下马来，或者是北方的民族侵略者和地方上的军事领袖，提供了改朝换代的机会。……但是，1911年，除了很少例外，农村只对城市来的革命原动力报以反应。积极主动性开始于大城市，向府、县所在地的城市之网铺开，最后才到达中国的集镇和农村。”[40]

有研究者将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农村变动”之重要原因归结于“革命党人轻视乃至敌视农民，在总体上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终于造成革命的展开在城市和乡村展之间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41]因此，于是，启蒙的空间从《怀旧》中模糊的城市转移到了模糊的乡村。

这一次鲁迅要让牺牲者的革命携带着确切的历史时间介入辛亥革命触及不到的启蒙空间。[42]革命者之所以会牺牲，根源在吃人的制度/文化及其“培养”下的民众。吃人者的手段很多，但“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43]

以分号为界，这一段文字由两个彼此关联但指向不同的语义群构成。前半部分是对吃人者群体的列举和描述，列举是“研究”的第一步，从列举可以看到，狂人采用的方法是社会现象的归纳，所选取的知县、绅士、衙役和债主是施动者，身份明确，属于乡村社会的统治者。对于受动者“他们”，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压迫，还在经济上剥夺，甚至进行人格的欺侮。有意味的是，，由此勾勒出《狂人日记》最典型的压迫图式——既被吃又吃人。

引文的后半部分则迅速地转向狂人的主观视角，在狂人的感觉和记忆中，“他们”“昨天”又怕又凶的脸色是最令人不解的，这里的“怕”和“凶”关联着前文的“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也呼应着后文“兔子的怯弱”、“狮子似的凶心”，体现出鲁迅再三揭露、批判的国民性“心像”：“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44]。这篇小说被看做启蒙主义文本的依据也多半在此。

需要留意的是，在前半部分引文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狂人(也就是鲁迅)对于当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把握，“在辛亥革命前夜的农村社会，普遍发生村落农民反抗地方官府及地方乡绅征派捐费的民变，其中固然有地方官员及地方乡绅私征肥己的因素，但大量捐费的征派主要还是源于城镇新政活动的需要，农民往往将大量捐费的征派归罪于城镇新政建设。不仅如此，城镇庙宇神祠改为新学堂破坏了农民的宗教信仰活动，城镇巡警对村落农民的骚扰，也激起了农民对城镇新政的仇恨。在清末的城镇与村落对立中，不单单有地方官府及地方乡绅与村落农民的对立，而且是城镇社会官、绅、商、学与村落社会下层乡绅地主、农民的整体对立。”[45]

无论社会矛盾如何错综交织，受压迫最深重的始终是底层农民，这一群体也的确在重压之下开始了反抗，但是这种自发性反抗并没有导向社会革命自觉的深入展开，历史沿着辛亥革命的路径带出了民元之后堪忧的政治局面。这场革命的根本症结何在，是鲁迅要去深入思索和揭示的关键问题。就《狂人日记》来说，我们需要在鲁迅的指引下，

文本中，无论是“狼子村捉住的人”还是徐锡林或“去年城里杀了犯人”，都指向徐锡麟、秋瑾两位牺牲者，但牺牲者所换来的不是受压迫者的觉醒，而是“恶人”的名目和“人血馒头”式的攫取，是吃人和变相的吃人。狂人作为先觉者，同样被视为“疯子”，处在被吃的惊恐中。革命固然伴随着流血牺牲，但鲁迅所见的牺牲不是死得其所而是死不瞑目，无法瞑目的原因在于，

两类群体之间的隔绝状态深深地刺痛了鲁迅[46]，也让他由此意识到先驱者的无根状态和民众的不觉悟是互为表里的问题。在这种隔绝里，牺牲者的死成为一次次鲜血与生命的试炼，而启蒙-革命还处在“幽魂”阶段，无法与它所要掌握的民众融为一体，化成社会的真身，为真正觉悟的反抗者赋形。

鲁迅所呼唤的“诚”与“爱”，并没有因为革命-启蒙的推进而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突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阻隔，拆除人与人之间的“高墙”，落地生根。这个联结点在革命疾风骤雨般降临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无须特别关注的细节，却在革命留下的后果里水落石出，显现为根本症结，

在这个意义上，而不觉悟也并非全然错在民众，它源于启蒙之声无法真正抵达，与之同步的革命与牺牲必然要被封锁在“隔绝”当中。绵延不尽的吃人历史和牺牲的革命者的事迹乃至死后的污名，让狂人不仅“诅咒吃人的人”，还进一步落实在行动中，“要劝转吃人的人”，并且要“立刻”“从真心改起”。而鲁迅的责己之严体现于，他将自己也一并纳入了隔绝系统，狂人同样处在隔绝中，处在造成人心隔绝的社会等级结构中，未尝不曾无意间扮演过吃人的角色。

正是在这种充满了隔绝和否定性的民众“心像”的背面，我们可以捕捉到鲁迅朝向人的主体性的呐喊。《狂人日记》以兼具象征性和写实性的“吃人”为切入点，勾连历史与现实，在“吃人”与“被吃”这一社会压迫性结构的不断再生产中，击穿老旧中国的“心像”，发现了牺牲的革命者与不觉悟的民众之间的隔绝状态，并从主体自新的角度召唤启蒙-革命的方向、内容和形式，这是鲁迅超前于同时代启蒙路径的深刻之处。

日本研究者指出，“《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革命’的复活。‘辛亥革命’尽管牺牲许多英雄，但因某些缘故不得不受到‘挫折’;他决心重新参与革命之际，为自己设定的岗位是要有意识地在乡镇与农村的现实中探索这种‘挫折’的意味与原因。”[47]挫折的原因有很多，鲁迅在社会结构关系中所发现的责之深正因为洞察到了它的根本性和急迫性。

如周锡瑞所说，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派所主张的代替满清统治的新政权的性质，还是相当模糊不清的。……革命党人的观点的大部分号召力，本于这个事实：在民主共和政体下，他们还没有对‘人民’这个术语的内涵加以规范阐释。……事实上，正是这个革命纲领的模糊之点，成了各个不同集团支持革命的积极诱因：每一个集团都寻求参加和控制革命政府，以便在对于自己的利益更为有利的方式下来解释‘人民’一词。这就把改良派上流阶层带进了革命联合之中，而终于让它掌握了革命后的政府。”[48]

辛亥革命后，鲁迅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帝制丑剧，张勋复辟的闹剧，颓唐、“俟死”是清醒的革命者无法回避的挫折。然而，在他颠倒了“俟堂”[49]的时刻，在他既“等死”，又不“等死”的时刻，牺牲的革命者如幽灵般萦绕不去，逼使他不得不连同自己这个幸存者一并解剖，朝向占中国最大多数的乡村和农民，直面启蒙-革命失败的根源。

只有打破隔绝，“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在身心合一的革命行动实践中(而非身受压迫，心却复制压迫)，才能凝聚起启蒙意义上具备政治主体意识的革命的“人民”，

然而，

《狂人日记》看起来是一个矛盾体，充满内在的张力。一面是礼教和家族制度生产着吃人筵席的突出指向，一面是对社会多层次结构的准确再现;一面是批判麻木卑怯的国民“心像”，一面是“从真心改起”的迫切期待;一面是无法瞑目的晚清革命幽灵，一面是“救救孩子”的新文化启蒙呐喊。而矛盾不同面向的内在汇聚点是牺牲者所牵出的启蒙与启蒙的困境，是相对模糊的时空设置中有意为之的清晰历史坐标。

于困境下的无路可走之处，鲁迅将文言所再现的现实与白话所表达的强烈主观性并置，使看似清晰可辨的启蒙-革命文本成为一个错杂的结构体，恰似他再次提笔做起小说来之时，思绪浮想联翩，在沉默与开口之间，挣扎着搏斗着，感受着思想着。

这也是丸山升称《狂人日记》是“观念小说”，而丸尾常喜称其为“寓意小说”的原因所在，丸尾甚至觉得，“我们的确能够从中看出从青年时期到创作《狂人日记》的鲁迅的精神史”[50]。要为这么多的内容找到一个表达的形式，要为狂人赋形，为精神-情感-社会结构赋形，为突破“隔绝”的“真心”发出呐喊，要将旧我与新我转换以足够震撼人心的方式抛掷出来，生成启蒙与革命一体化的文本，只有借助于“语颇错杂无伦次”的“狂人”的“日记”，借助于浓重的主观化叙事形式，才有可能依靠高度抽象的象征主义实现全部的复杂性。

可以说，《狂人日记》的文本结构是社会的现实压迫结构、晚清民初的城乡空间结构、鲁迅面对牺牲者的情感-精神结构、思想探寻中的启蒙与革命结构、启蒙-革命者与民众间互为表里的隔绝结构等多重结构缠绕、叠合的形式化结果。

但《狂人日记》作为“呐喊”的初声，其文本形式是鲁迅小说中的唯一，再无复现。原因就在于纲领已经完成，今后只要一篇篇地写下去。于是，接着它的是《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一系列的《随感录》《自言自语》……

已有研究文章指出，《狂人日记》发表后并未立即引起反响，差不多要到近一年后才有较为深入的讨论。[51]茅盾在1923年发表的《读<呐喊>》中说：“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52]

茅盾此说颇可商榷。国粹家不耐烦看“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新青年》的每一篇文章虽有可能，为什么赞成、响应“文学革命”的人，尤其是青年也不看不评呢?或许，原因之一是“前无古人”，毕竟《狂人日记》是白话小说，即使放在白话小说的历史中，它也是奇特的;而白话诗的创作，无论是参与的作者，还是发表的诗歌数量，以及对读者的要求，都非小说能够与之相比。

雁冰：《读〈呐喊〉》，《文学》

1923年10月8日第91期

但更重要的是，狂人峻急的叙述语言和对传统的激进否定，乃至几近耸人听闻的“吃人”表达，都需要真正能够体会其内涵的读者，具体而言，是需要自1905年废科举、办新学堂的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需要整个社会环境为这些读者的阅读提供相应的条件，尤其是人的流动和文化的传播。

李孝悌认为：“整个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日后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些重大动向(这些动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和非共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社会的层面走向人民的各种运动)，开启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源头。……就白话文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清末最后十年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白话运动史真正的开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绝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异物，而是清末发展的延伸和强化。换句话说，清末的白话和五四的白话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发展，而是同一个延续不曾断绝的新的历史动向的产物。”[53]

但不能忽略的是，清末新政也是士绅劣化的重要阶段，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严重不平衡，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的严重不平衡，旧知识分子与新知识分子对“文学革命”的巨大分歧等，这些因素同样需要正视，换言之，《狂人日记》这样的小说需要相应的读者基础，这个读者基础就是新兴知识分子的诞生和成长。“新兴知识分子是20世纪初引导社会潮流的最为活跃的社会力量。”[54]可以说，没有他们，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一个纲领性的开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继续。如何继续，既涉及小说，也指向另一个方向，即鲁迅后来称之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55]简化而言，后者重在批判，前者则是延续《狂人日记》对主体的寻找。

在《怀旧》中，会讲长毛故事的王翁、懂得故事的李媪，虽然他们的立场是模糊的，但对长毛将至却没有多少恐慌和惊惧，只有私塾先生和财主并一群听不懂故事的人是紧张的，而尚在垂髫之年的“我”更不在意，一心只想听那“暴力”、离奇的长毛故事。虽然可以说鲁迅在以小儿恶作剧的方式对抗秃先生式的腐儒及其“四书五经”，并未明确显示思想立场，但如前文所示，鲁迅以隐含作者的方式将已经成年的叙述者对童心、童真的历史期待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说，成年的叙述者是值得寄望的，王翁们也是可爱的。而长大了的叙述者可能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但也可能是《一件小事》《祝福》中的“我”、《伤逝》里的涓生，还有《幸福的家庭》里的“他”，或《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虽然我们不能说“皮袍下面藏着”“小”的“我”不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毕竟“这一件小事……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我们也不能说，面对“究竟有没有魂灵”落荒而逃的“我”在未来能否更坦诚、更智慧地回答祥林嫂们提出的问题;真诚忏悔，却又不断为自己辩护的涓生自然难当大任;而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失败，则是恶劣的环境和腐朽的社会所造成，但

与新文化运动中的主流知识群体不同的是，鲁迅将希望托付给了《孔乙己》的叙述者，那个在二十多年后还记得孔乙己“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小伙计;鲁迅赋予《一件小事》中的车夫以“高大”的“后影”;而《离婚》中的爱姑，如日本学者所言：“1925年之际，鲁迅为被押(引按：当是压)于大石之下民众辩护的同时，认识到了农民反抗斗争的力量。农村女子爱姑就是恰似在应诅咒的场所与时期的敢说、敢哭、敢怒的存在。……鲁迅所描写的民众中，爱姑被认为是率先反抗斗争的民众新类型。”[56]

确实，小伙计、车夫和爱姑们都是极普通的人，但同时，他们也是被压迫者。即便对命如草芥尘埃的阿Q，鲁迅也预言：“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57]鲁迅为何如此言之凿凿地断定阿Q们的革命道路，根本原因在于

而人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松动压迫性社会结构的根本思想力量;人民的组织与反抗行动，是消灭压迫性社会结构的根本实践力量。诚如茅盾所言：“鲁迅只是凡人，安能预言，但是他能抓住一时代的全部，所以他的著作在将来便成了预言。”[58]可以说，在发出“呐喊”的初声时，鲁迅就已经具备了这一思想能力。

注释：

[1]1918年5月，鲁迅有《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与《狂人日记》发表在同一期《新青年》上，7月发表了《他们的花园》和《人与时》两首新诗，并写作了《我之节烈观》，参与妇女解放问题的相关讨论，冬天写成《孔乙己》(发表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文末并未署写作日期，附有一则“说明”，言及：“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新青年》第6卷4四号]，但3月10日的日记却说，“录文稿一篇讫，约四千余字，寄高一涵并函”[《鲁迅全集》，第15卷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