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将“法权意识”分为“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和“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1]，而前者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的另类表述，而前者的最高表现形态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后者的最高表现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拒绝与支配是具有同等效力的人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后来自然异化为阶级法权和阶级权力。法权，意即无须论证的天然合法的权利：有资产阶级法权，也有无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拒绝法权——比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和无产阶级拒绝法权——比如“造反有理”的观念，都是在阶级斗争中无须论证的天然合法的权利。

历史上，支配权力的极端表现是压迫，拒绝权力的极端表现则是革命。革命是人民的无需论论的权利，这种权利集合起来便是“造反有理”。

故此，拿破仑在康普福米欧和平会议[2]前表示：“法兰西共和国不需要承认，正如太阳不需要承认一样”，黑格尔说：“这句话的涵义，不外指事物实存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保证了承认，更不用人们明白表示。”[3]拿破仑和黑格尔的话说明：运用资产阶级专政天然合理，无需法律论证。

故此，列宁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也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4]

故此，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5]

“剥削有理”是私有阶级无需法律论证的法权，“造反有理”是无产阶级无需法律论证的法权。

故此，毛泽东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目的是就弘扬无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法权的最高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做出的伟大发现。马克思说：致于说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

故此：“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7]

至于法权与法律的关系，法权是阶级无需论证的天然权利，而法律则是对这个天然权利的法学确认。1927年4月12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记录。会议主要讨论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8]

我年轻时读不懂这些，快六十了才渐渐明白毛主席的意思，这时才读懂了列宁的两个法权的表述及马克思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六十不虚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