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革新：不能以地主阶级中“有好人”而翻土改的案

2026-01-15 新闻

编者按:更关键的不是那些人写不写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历史虚无地写了反倒可以名利双收加官进爵的，这样的现象是什么造成的

若干年前，某作家发表题为《我是一个怯懦的作家》一文，作者称自己因在作品中“不敢”描写“好地主”，而认为自己是一个“怯懦的作家”。

该作家是通过与莫言等“勇敢”的作家对比，发现自己“怯懦”的。在历数自己与某作家多年接触、交往后，“吃惊”地发现那位作家在《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一书中摘录的两位“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描写“好地主”的话语，而自己“只有惭愧”。

看来，“怯懦的作家”是要向某些描写“好地主”的“勇敢”作家看齐的。为此，笔者就怎样认识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好人”和土改斗争的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还是先从该作家所引用的两位“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描写“好地主”的内容说起吧。

一篇是某作家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土地梦》。作家说：“我们村里有几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干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荤腥……那几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远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

另一篇是某作家发表在《小说选刊》上的《记忆与印象》。作品写道：“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他有几千亩地的时候，出门赶集，见到路上有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从不怠慢……长工吃什么他也跟长工一起吃什么……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他不想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

在引述以上两位“勇敢”的作家关于“好地主”的描写后，该作家说：“看了这样的话，我只有惭愧”，并且因为“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我姥姥家是地主”，所以“我最怕的事情，就是人家说我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他还说：“我先前写小说，……知道再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势必要接触到农村的历史时，便主动放弃了小说写作”;尤其是“在强大的现实政治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滑头，是个懦夫”，但是“心里一直对那些敢于正视农村现实，也敢于正视造成现实的历史的作家，怀着深深的敬意，……自己不敢做，做不到的事，别人做了，能不敬重?”

这里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在于：(1)怎样认识历史上的“好地主”以及地主中的“好人”?(2)无论“好地主”还是“坏地主”，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阶级，应不应该成为革命的对象?(3)一些“敢于正视造成现实的历史的作家”们所谓“现实的历史”，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什么人为的力量“造成”的?(4)不能否认我党对土改斗争中“过火”行为的纠正。现就上述几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怎样认识历史上的“好地主”和地主阶级中的“好人”？

历史上，作为地主阶级中某些地主个体，不排除有的是通过勤俭持家“富起来”、成为地主的;也有“在农忙季节自己吃粗粮，让长工吃白面馍”的“好地主”，特别是还有变卖自己家产，资助和支持人民革命的“好地主”，即所说的乡村中的“开明绅士”。所以，就这些人来说，似乎可以像那位作家所说的，并不像他“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

众所周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俄国的列宁、斯大林等人，我国的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王若飞，以及蔡和森、方志敏、邓中夏、彭湃、夏明翰等无数革命先辈，大多是“有产阶级”出身，没有几个“贫下中农”和工人出身，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富裕家庭，放弃优越生活，投身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更有许多老前辈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笔者所在单位一位已过世老同志，大家称她为“霍老太”，是青年时穿着旗袍和高跟鞋，从自己的地主家里跳窗户“逃出来”，投身革命的;经常与笔者一起参加老干部活动的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现已90多岁的离休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儿童团员，后来加入中国**，在热河一带领导过4次(4个村)的土地改革;现在一提起当年投身革命、参加和领导土改斗争，激动、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成百上千。

中国**历来主张“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许多事实说明，一些从富裕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因其家庭富裕而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并能够运用这种知识，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以“大历史观”和“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1)，从而背叛了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而投身革命，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2)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也指出，单靠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崇拜”，只能形成工联主义、形成“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靠”的“经济唯物主义”。因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上述精辟论述告诉我们：不仅应该承认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们中有好人，而且必须承认，只有马、恩、列、斯、毛这样创立和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以及坚信这些伟大理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能领导和带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反动统治，夺取革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奔向人类共产主义。

这是不是轻视工人、农民的伟大历史作用呢?不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毛主席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4)而那种一提到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就认为必定是坏人的思维方式，是拉萨尔所鼓吹的“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5)，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危害极大。

二、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阶级是不是革命对象必须打倒？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社会才产生阶级。列宁对阶级的著名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6)1950年8月20日，我国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指出：“凡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为地主。……”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地主阶级是“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7)

从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阶级的整体来看，并没有因其对待长工态度“好”或者“领着长工干活”，而改变他们作为剥削阶级占有农民劳动成果的基本事实。从依靠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来看，所谓的“好地主”与“坏地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天下乌鸦一般黑”也不无道理。地主阶级就是地主阶级。即便如那位作家所描写的“太姥爷”这个“有几千亩地”的“典型的中国地主”，在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也不能改变其剥削阶级的本质。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使他能够“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呢?是农民和农民的劳动果实，是他靠收取地租来榨取农民血汗的“财富积累”的结果。所以，对于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阶级来说，无论是上述所谓“好地主”，还是“坏地主”，都是“剥夺者”。在中国**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剥夺剥夺者”，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完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这里的差别仅在于“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8)因此，以有所谓“好地主”和地主阶级中有“好人”，翻案土改斗争，否定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规律，是错误的。

三、怎样正视“中国现实”和“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

该“怯懦的作家”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今天中国“强大的现实政治”和“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并赞扬莫言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说莫言“不光关注中国当代现实，同时也关注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对莫言等“在强大的现实政治面前”，“敢于正视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的“勇敢”作家表示“敬重”“怀着深深的敬意”。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辨析”清楚。

1.什么是他们所说的“强大的现实政治”和“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掀开这些“曲里拐弯，遮遮掩掩，想说什么又不明说”(作者用语)的语言面纱来看，无论是“怯懦的”还是“勇敢”的作家，他们所谓的“强大的现实政治”，就是指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就是在中国**领导的人民革命中，打倒、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土改斗争。他们都是抱着对中国**领导的人民革命，对土改斗争的一种敌视、抵制，而又无可奈何的态度;也都与20世纪被打倒、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他们的”地主阶级的同情和怜悯。这实际上还是近百年前反对农民运动的“糟得很”的理论的翻版。

2.早在1927年3月，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农民在乡里造反……乃是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并针锋相对地反驳指责农民运动为“糟得很”的议论，指出：“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针对所谓农民“过分”的议论，毛主席说：“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所谓农民“过火”行为“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9)

3.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天经地义。上述“怯懦的”和“勇敢”的作家们所谓“强大的现实政治”，和“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正是中国**领导的人民革命，打倒、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只有这样“强大的现实政治”，和“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途和制度基础。”(10)这种“现实的历史”和“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正是中国**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领导农民革命的伟大成果!

4.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过去四五十年里，会有那么多敢于对抗这种“强大的现实政治”和“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的翻案土改斗争的报刊、作家、作品，竟还能被评上“鲁迅文学奖”?

正如网上一篇题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自称地主富农的后代》的文章所指出的：“1981年之后，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原来被抄家抄走的一些东西又被归还回去，也有一些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待遇，从原来的专政对象摇身一变，又成了座上客。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们也都纷纷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父母的各种光鲜亮丽的事迹，似乎地主、富农都是好人，反而那些贫下中农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学界否定土改基本上已经成了主流，谁要是为土改说好话，说地主富农不好，反而会被千夫所指，视为另类。”——这也就是一个时期来，突然冒出那么多“勇敢”的、对“强大的现实政治”和“造成这种现实历史”翻案的报刊、作家、作品，和被评上“鲁迅文学奖”的公知、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这种严重的动向和十分危险的信号，值得执政党高度警惕。

四、不能否认我党对土改斗争中“过火”行为的纠正

必须指出：中国**在充分肯定土改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没有丝毫放松对土改中“左”的倾向的批评和纠正。从《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可以看到，仅在1948年1月至5月，毛主席就发表十几篇关于纠正土改斗争中“左”倾错误的文章。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专有一节“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从十二个方面纠正和批评了“左”倾错误(11);《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文，从四个方面批评了土改宣传工作中“包含‘左’倾错误”的文章(12);特别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高度赞扬、支持了晋绥地区党组织纠正了在划成分中，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的“扩大打击面”“打击工商业”以及“乱打乱杀”等三个方面错误，毛主席指出：除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必须判处死刑以外，“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特别作出了“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13)的重要指示。

归根到底是政治立场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14)当前，这种否定土改斗争，颠倒光明和黑暗的逆流，与当年否定农民运动如出一辙。一些所谓“勇敢”的作家、“公知”、虚无主义分子，抱着对地主阶级的同情和对翻身农民和人民革命的仇恨心理，攻击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谓农民的“暴虐的行为”，污蔑土改斗争是“在革命斗争合法性的名义下发生毫无人性可言的群体暴力事件”，谩骂土改农民是“激愤冲动的暴徒”，而地主却是“牺牲”了“鲜活的生命”;说什么我国土改斗争是中国**的“权力实践”从外部“植入”到了农民的头脑中，“人为地制造敌对阶级”，抹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抹杀党领导的土改斗争的合理性、必要性、必然性，这些都是需要警惕的。

近几年，笔者在多篇文章中用了同样一段话、反复阐述这样一个观点：无论当年举着屠刀屠杀农民的胡汉三、南霸天们，还是今天为地主阶级翻案、攻击土改斗争为“暴力”、污蔑农民为“暴徒”的历史虚无主义，都是一副“还乡团”的嘴脸，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回到民国去”，要我们党和国家改旗易帜，从否定土改斗争入手，达到他们否定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否定中国**的伟大历史功绩，进而否定中国**在中国执政的合理性、必然性。

笔者老是在想：中国人民是凭什么站起来的?不就是在**领导下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吗?否定了土改斗争，就等于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等于否定了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正确性、合理性、合法性;否定了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正确性、合理性、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中国**领导人民革命的正确性、合理性、合法性。如此一来，中国**还有什么资本在中国执政?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还能“站得住”吗?难道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多年来所鼓吹“民国热”，不就是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重新回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这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能够容忍的吗?

毛主席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15)2023年6月30日，**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也指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16)

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理论评论家，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客观、正确认识中国**领导的土改斗争的正确性、必要性，才能做到像**所说的“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写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的作品。不论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作家，都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学习一些社会发展史，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跟风，不迷向，不凭想当然去写;影视、戏剧演员、明星，也应该是这样，不能别人让演什么，拿个本子来就演。

注释：

(1)(16)**《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10-411页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17-318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15页

(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年9月版第366页

(6)《列宁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11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222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15-16、17页

(10)党的十八大报告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268-1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