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战略竞争”之下，风险意识需要加强

——2026年展望(之五)

曾几何时，以普世价值为思想支撑的“颜色革命”席卷全球，一度被形容为世界大潮，看起来居然也浩浩汤汤，并也号称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此之时，不但许多中小国家饱受其苦、直至罹难，甚至就连中国，也面临其强烈的冲击，不得不应对因之扑面而来的危险与危机。

现在，“颜色革命”总体上已呈退潮之势，而中美关系也已进入“战略竞争”的新阶段，全球战略局势正朝着“新战国格局”方向演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没有“颜色革命”这个危险，这是一个很是值得深入讨论的大问题。

综合研判与分析所处的背景、环境与条件，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发生“颜色革命”的风险仍然不可忽视，理由根据在于如下几点：

其一、有一大批追随西方的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有一大批追随美西方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理性精神与价值情感两个方面高度皈依美西方，尽管现如今美西方各国在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方面搞得一团糟，但这样的情形并不会成为这些人悬崖勒马、浪子回头的根据，相反，他们始终不渝地要为美西方辩护张目，继续按照美西方发出的指令清单，挖掘各种理由去推行以及践行美西方针对世界各国所开出的药方，以此维护美西方的主导地位，同时也维护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殊品味与特别价值。因此，尽管“普世价值”以及新自由主义学说这些东西在中国越来越臭，但仍被那些西化的知识分子奉为至宝，仍然为他们所极力地加以宣扬和传播。这些追随美西方的知识分子构成强大阵势，并且始终还能找到相应的信众与追随，因而其存在本身就构成一种显著的政治危机策源地，并将从这个源地源源不断地派生出各种思潮、舆情乃至运动，对社会造成一波接一波的冲击。

其二、存在诸多受西方控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势力

对于当代社会版图与战略面貌，人们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同时又要认识到消极的要素，否则就不是辩证的态度。具体到社会的各种势力而言，中国人民拥护**，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秉持爱国与民族的立场，这是主体与主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事实上，还有些人拒绝爱国与民族立场，这是公认的事实。这类性质的社会势力以各种面貌广泛分布在社会中，有些已经走向公开明朗化，譬如“带路党”、“第五纵队”等，有些还有待进一步剖析、辨识和认知，譬如新兴资本势力中的一些人，一些新兴商业资本帝国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西方势力的控制与支配，是美西方安插在中国社会内的重要内应，也是美西方撬动中国十分重要的战略工具，关键的时刻就能派上用场，发挥惊人的作用。

其三、“战略竞争”将加剧“颜色革命”风险而不是减少这个风险

霸权美国针对中国量身定制了“战略竞争”这一方案，该战略方案具体内容不得而知，目前人们所看到、所感知的，最突出的是经贸战争，其次是芯片等高技术封锁，在此之外还伴有一些间歇性的军事挑衅与战争讹诈，这些都是人们的直观感受，由此造成的印象，是相当一些人以为这就是“战略竞争”的基本概貌了。

我们说，这些东西其实只可算所是“战略竞争”一点表象与皮毛，“战略竞争”真实与真正的内涵在于思想价值、制度模式、战略权力和历史道路等的竞争，终极要点是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说，最高层次的问题依然是政治问题，是哪个旗帜最后胜出、哪条道路最后走通的问题。在这样的竞争中，经济风险、安全风险和战争风险当然都客观存在，但最根本的依然是政治风险，因为其它风险都具有一定的弹性，或者说可塑性，只有政治风险才具有突出的颠覆性、破坏性，前苏联垮台就是很好的案例。这就意味着，“战略竞争”的最后归宿，还得回归到政治上来，最终的胜负依然取决于能否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这是其最后的落脚点。

对照和对比前苏联，现如今中国在政治上并非变得安稳无虞，恰恰相反，苏联曾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苏联人在面对美西方的时候有发自骨子里道德文化骄傲，有强烈的自信、自尊与自豪，俄罗斯的政治与精英阶层尽管幼稚，但却不会屈膝，这个国家与民族历史上从未受到西方殖民，殖民地的奴性思维与习惯在俄罗斯民族那里没有市场，但中国的条件却远不如苏联，由于半封建半殖民所造就的买办阶层与奴性思维既有严重的历史残留，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酵滋长，因而造就一批跪拜美西方甘当美西方奴仆的团伙与阶层。不要以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就不会出现卖国现象，事实上，经济上的优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就弥补思想价值和战略实力的短板，而这恰恰是当今中国最为致命的要穴。一批国家与民族的异己势力正在潜行暗藏、积蓄聚集，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暴起发难，这绝非是危言耸听吓唬人。

当然，我们相信上述历史悲剧并不会真的发生，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愿意往这个方向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趋势。尽管如此，但相关的危险性与破坏性却不容低估。本着“曲突徙薪”的精神，时刻预防和纠治危险苗头就变得十分紧要。

第一，避免“颜色革命”的风险应该成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目前，一些干部很怕被贴上“保守”的标签，或粘上“落后”的色彩，表现在言行上，就是要距离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越远越好，要距离美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管理方式越近越好，简单地说，就是越西方化越好。在这些人的思想价值体系中，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观念十分强烈，对这些人而言，只要一说到阶级和阶级斗争，那就头疼得不得了，他们对于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也从来不想感兴趣，在这些人身上，所有政治概念和政治话语都是上面强压下来的东西，都是不得不照本宣科、口是心非的宗教咒语和政治口头禅;在这些人的心中，当权就是为了捞钱，并美其名曰“发展经济”，这其中有点公心者主要为所在单位地方捞钱，缺少或者没有公心者则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为自己捞钱，于是乎，有的地方俨然是大批金钱类官员充斥在经济型政府的殿堂之中，同有钱人越来越亲近，同老百姓越来越疏远，并且有蔚然形成一种风潮之势。

此种风潮之下，相关的两种效应就变得空前突出，一是贪赃纳贿泛滥成灾，腐败官员前腐后继;二是政治思想失守，对那些明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舆论，很多人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装做看不见听不到，相关职能部门尤其是这样。上述二者相辅相成，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尽管在经济治理上可圈可点，但政治治理依然百孔千疮，留下许多空白和漏洞。从本质上说，这也是一种“和平演变”。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需要动大手术，需要采取十分严厉的举措，应该让各级政权和所有执政者都重回“政治第一”的执政轨道上来，并且付诸实际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与表面上，这是防止“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才能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把维护政治安全摆上应有的位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第二，加大力度打击亲美西方势力，努力清除思想殖民的恶劣影响

打击亲美西方势力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重头戏。政治建设如同战争行动，核心目标都是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在政治建设上，保护自己的具体做法就是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一种能动与积极的自我保护，但仅此还不够，还要努力去消灭敌人。如果丢掉了基本的敌情观念，忘记自己还有敌人需要消灭，那将是非常危险的盲目。事实上，**需要抗击的敌人还很多，内外都有，各方面都有，其中就包括那些美西方的“带路党”、“第五纵队”，这是中国社会已经崭露头角、明白无误的亲美西方势力，还有那些同美西方暗通款曲，正在积蓄力量而要伺机作难的人等，这些是潜藏埋伏或蛰伏的亲美西方势力，他们藏身在中国社会各层面，一般都有着良好的掩护，披着华丽的外衣。打击上述这些势力，重在铲除其土壤根基，什么土壤或什么根基上惯于发育生长这些东西，就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治理，做釜底抽薪的功夫，这其中，思想殖民活动显然就是一种，必须努力予以清除。

第三，加强正面引导和教育，强化社会主义叙事，强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叙事

改革开放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完善、焕发新的生机。但是，一些用心不良的人就是要将改革开放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别有用心地将改革开放的政策举措以及具体行动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当靶子来打。这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大旗，实际上却挖空心思地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极尽所能地宣传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逻辑和价值伦理观念，并且还美其名曰“新启蒙”。这股思潮一直在中国翻涌泛滥。

正是在这股思潮以及其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几十年在中国社会并非是社会主义观念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扎根，相反，在所谓高端与精英阶层中，社会主义观念一直都在被弱化、矮化与丑化，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是式微薄弱，尤其是在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一些学术机构中，始终麋集着一大批自由化和西化分子，这些势力至今也没有受到有效的整理与规治，只不过在其中有些人闹得过火过分的时候，有关单位部门就做一点安抚、维稳、化解的工作而已，其实就是应付了事，治标不治本，总体上看并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更见不到专政工具的身影。

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政治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复兴，其历史特征则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发扬光大，因而，这一复兴具有强烈的民族属性和政治属性，必须在全社会全面深入并且全方位地加强社会主义叙事，强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叙事，为此就要反击和抗拒美西方所贩卖的资本主义价值伦理和思想体系。确切地说，不解决上述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一些学术机构中那些人的问题，想要确立什么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与此相对应的是，持续发酵的“新启蒙”运动，个中注定蕴藏越来越严重的政治风险。

当然，上述所提几点是典型的知易行难，属于人世间极不等闲的“非常之事”，需要在适合历史条件下的“非常之人”。但需要牢记的是，在退出历史舞台遭遇最后的失败以前，中国人民敌对势力不会放弃他们工具箱里的任何一件工具，这其中首要的就是美西方的这个“颜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