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马杜罗被美国特种部队绑架的消息，震撼了全世界。最近一段时间，从正在酝酿中的《俄乌互不侵犯条约》，到美国绑架马杜罗，拟派卢比奥担任“委内瑞拉总督”，如果对殖民主义历史特别是二战历史熟悉的人，看到这些名词，能感觉世界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旧的国际关系中。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帝国主义在很多方面卷土重来，世界重新进入了大动荡的前夜。

一、旗帜鲜明反对美国绑架，但要重视分析内因

委内瑞拉作为拉美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其石油储量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是美国能源资本觊觎的目标。自查韦斯政府推行“玻利瓦尔革命”以来，委内瑞拉尝试通过石油资源国有化等政策摆脱美国控制，这直接触动了美国垄断资本的核心利益。多年来，美国通过经济制裁、金融封锁、扶持反对派、煽动内乱等手段，持续打压委内瑞拉政权：2019年扶持瓜伊多自封 “临时总统”，2020 年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石油制裁，2023年以来更是加大对委内瑞拉军方的渗透与收买。马杜罗被绑架，正是这种长期干涉的极端表现——美国试图通过推翻合法政权，扶植傀儡代理人，重新将委内瑞拉纳入其势力范围。

马杜罗被绑架的确是帝国主义的罪恶，但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才是最主要的，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长期的经济不景气，腐败问题严重才是出现此次事件的更重要的原因。委内瑞拉近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津巴布韦一并成为世界奇观，腐败指数也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民众普遍有怨气，近年马杜罗的支持率只剩下25%，可以说基本失去了民心，这种情绪传导到了军队和特工群体，以致他们很容易被收买和策反，马杜罗的警卫甚至要换成古巴的军人，才能暂时保证他的安全，可见这个国家内部矛盾已经到了何等的程度。

换言之，不能把此次绑架单纯看作是美国的坏和海豹突击队的英勇神武，也不能说仅仅反对美帝，而支持另一个帝国的崛起和与美国的争霸。要深入分析其中的内在原因。毛泽东建国后长期拒绝穿防弹衣，认为人民群众会保护他，而这也确实是事实。卡斯特罗身处的古巴距离美国只有100多公里，可以说近在咫尺，而委内瑞拉距离美国直线距离也要1600多公里，委内瑞拉国土面积是古巴的九倍，战略纵深远超古巴，资源禀赋更是古巴不能比的。美国多次想打击古巴，但未能得逞，同样被美国制裁，古巴的经济状况也远好于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总统居然只能寻求古巴军人的保护，而且被如此轻易的绑架走，这充分说明了此次事件中必须要反思委内瑞拉自身存在的问题。这种反思，对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对于国际共运的复兴都有重要意义。

二、玻利瓦尔革命的误区

在五百年前资本主义诞生之后，就同时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人们熟知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但实际上还存在很多流派的社会主义，比如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到了20世纪，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在亚非拉国家还出现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等几十种社会主义流派，据统计，在20世纪中叶，曾有几十个国家把社会主义写进了宪法。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等国干脆把社会主义写进了国名。发达国家的人们也有生态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

究其原因，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曾给世界带来了进步，但也充满了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得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替代方案即社会主义。随着帝国主义即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其负面性越发显著。发展中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个个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来源，本国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随着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发展也呈现出工会力量下降和工人福利待遇被削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一种替代方案，但因为上一轮国际共运的失败，人们似乎都想挣脱革命导师的教导，闯出一条新路，寻找一条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主义一般来说都反对暴力革命道路，反对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这林林总总的社会主义中，就有查韦斯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

关于查韦斯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已经有很多探讨。查韦斯得到了军队的支持，靠选举上台，被政变推翻，但又奇迹般地被救回。他高举玻利瓦尔革命的旗帜，政治上尝试参与式民主，扩大民众权利，经济上实行国有化加上合作社，社会层面推行免费教育和医疗。查韦斯建立了指导思想是玻利瓦尔主义、罗德里格斯和萨莫拉思想，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基督教主义、解放神学和人道主义的多元混合体的统一社会主义党，其社会主义色彩在拉美泛左翼政权中最为鲜明。

这种号称是革命，实际上是改良的调和主义的方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最终证明是失败的。

这种失败反映在经济和政治上。历史上，委内瑞拉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曾是重油加工技术的拥有者和应用者，具备完整的炼油产业链。但经过玻利瓦尔革命之后，2013年至2023年，委内瑞拉石油产量从日均300万桶暴跌至不足70万桶，而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却始终维持在60%以上。

另一方面，查韦斯的福利政策虽暂时缓解了贫困问题，但并未改变少数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本质。根据2022年委内瑞拉全国生活条件调查(ENCovi)数据，该国基尼系数高达0.603，处于严重不平等区间：占人口10%的富人掌握着全国约50-55%的收入，而底层50%的民众仅占有约15-20%的收入，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差距达70倍。经济衰退期，这种贫富分化演变为生存危机：2018 年至2022年，委内瑞拉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0000%以上，大量民众面临饥饿、缺医少药的困境，超过700万人逃离海外。这种生存焦虑，为外部势力渗透、内部矛盾激化提供了土壤。

委内瑞拉的腐败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海关敲诈勒索成为常态，普通游客入境需向官员支付 “买路钱”;国家石油公司的原油被大量走私，高层与跨国资本勾结，将石油收入转入私人账户;福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物资被官员截留、倒卖，真正需要帮助的民众难以受益。在透明国际 2023 年全球腐败指数中，委内瑞拉排名第177位，属于“极度腐败”国家。

这种经济上的衰退和政治腐败是委内瑞拉政局动荡的内在原因。

那么，一个号称是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总统和政府，却为何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腐败呢?

这里面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制裁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冻结了委内瑞拉的海外资产，同时从2019年其对委内瑞拉石油禁运，石油产业是其经济支柱，打击自然不小。但是，委政府在制裁前本来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经济结构，其长期依赖石油换取外汇形成了路径依赖，始终无法调整产业结构，比如，委内瑞拉可耕地有约300万公顷，主粮却大部分不能自给，曾经辉煌的钢铁工业也近乎崩溃，这些就不能说是制裁的结果了。

查韦斯—马杜罗的政策失误是导致如今状况更重要的原因。查韦斯依靠选举上台，军队支持是其执政的重要基础，其建立的统一社会主义政党派系林立，意见不统一，不能真正代表劳动人民利益。这个政府没有经历过革命洗礼，查韦斯、马杜罗长期面临政变的现实危险，他们又需要隔几年参加选举获得执政地位，所以他们为了稳固执政，采取的措施一个是重用军人，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和安全保障，第二个是为了选举，必须短期内给民众大量的福利(毛泽东说的“小仁政”)，缺乏长远规划。另外，他们的政策和策略左右摇摆，存在机会主义倾向。

这里的第一个失误是重用军人而没有改造军人。这次绑架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军队出了大量的内鬼。查韦斯和马杜罗的政权是建立在1999年宪法基础上的，但委内瑞拉军队(FANB)中仍有不少军官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亲美时期)受训或提拔的。少数军官对美国存在天然的亲近感或利益输送关系。

军队是旧势力中最顽固的集团，而且是最少受到社会监督的群体，即使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而查韦斯和马杜罗却重用军人管理经济，2017年，马杜罗为了维持军队的忠诚，直接任命国民卫队少将Manuel Quevedo担任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新总裁。根据委内瑞拉透明报2021年的报告，军人至少在103家上市公司董事会和34个政府部委中的11个中任职，结果承平日久又忙着做生意的军队直接荒废了训练，查韦斯重金购买的大量雷达、防空导弹、战斗机变成了废铁。军人管理经济还滋生了腐败，委内瑞拉军方还利用外汇管制漏洞与官方—黑市汇率差，通过控制外汇交易渠道获取高额寻租收益，其实际获利远高于公开薪资。这是委内瑞拉腐败问题难以遏制的体制原因。

第二个是经济发展缺乏长期规划。这与前面所讲的重用军人也有密切关系。除了利润丰厚的石油，委内瑞拉本来还有着很好的钢铁工业基础，查韦斯—马杜罗政府将西多尔等核心钢企国有化，原私有时期高效管理体系被拆解，代之以缺乏工业运营能力的官员与军方人员管控。国有化引发劳资混乱、外资撤离，企业失去技术与管理支持，产能从 2007年峰值快速下滑，2016年粗钢仅30.7万吨，为峰值的6%。国有钢企沦为政治工具，资源被挪用、腐败严重，设备维护与技术升级停滞，生产线逐步瘫痪。

第三，存在政策和策略的机会主义倾向。在历史上，与委内瑞拉查韦斯最具有可比性的是阿连德，他们都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都通过选举担任本国总统，推行的改革措施也相似，只不过阿连德被军队政变推翻，查韦斯得到了军队支持，粉碎了政变阴谋，推行改革的时间长于阿连德，但两者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在于他们不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比如迷信选举，不清算旧势力特别是完整保留了旧式军队，而且还存在左倾机会主义，周恩来在70年代高度关注智利的政局并代表中国政府支持阿连德总统，但他曾多次提醒“不要搞得太左”“步子不要太快，对外资要区别对待，对中产阶级要联合，要注意做好军队工作，警惕发生突然事变。”这体现了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革命家的洞察力，但阿连德并未认真听取这些意见，短期内出台了大量改革措施，对外资也没有区别对待，对中产阶级打击过重，使得阿连德虽然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但支持率只能维持在44%(不到一半)，对皮诺切特初期的违法行为也没有认真追究，最终导致以身殉职。查韦斯政府与阿连德类似，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也有“左”的错误。比如阶级路线上的问题。查韦斯时代的阶级路线明确倾向于城乡贫民和工人阶级，但对中产阶级打击过于严厉，1998年和2000年两次当选总统时支持率都是56%，2006年短暂冲到了62%，2012年再次当选总统时支持率又降到了55%，这种支持率不能说低，但确实不稳固。举个例子来说明，他将石油收入大量投入社会福利，这是他赢得底层支持的原因，同时对炼油设施的资本性支出有所增加，但未能有效转化成产能。原因在于2000年代石油产业国有化后，政府仅仅根据政治立场就辞退了2万员工(包括67%的主管人员，67%的中层管理人员，56%的技术人员，数据见社科院赵重阳《查韦斯执政以来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打击面过大，其中不少工程师只能流落到国外工作，导致技术传承断裂。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PDVSA管理层被政治任命取代，专业管理能力下降，无法有效维护复杂的炼油系统。

查韦斯执政后期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马杜罗上台之后，不是依靠工人阶级，扭转经济颓势和遏制腐败，打击权贵资本，自力更生，进一步朝着科学社会主义方向走，而是进一步重用军人，加强威权统治，收紧舆论，不仅打压上层阶级的反对派，也打压工会和工人运动，这种统治方式类似波拿巴主义，在各个阶级之间骑墙，结果失去了所有阶级的支持，历史上无不是以失败而告终。马杜罗时期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失去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也没有能获得中产阶级的支持，军人阶层也是貌合神离，执政完全失去了根基。

三、玻利瓦尔革命的失败不能说明自由主义的胜利

玻利瓦尔革命的失败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绝非自由主义的胜利宣言。清华大学的刘瑜正确地指出了玻利瓦尔革命存在的问题，但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更加市场化。

自由主义者习惯于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退潮的角度去观察委内瑞拉问题，完全抛开了帝国主义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存在实际的控制和剥削关系，这种视角以维护私有产权、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警惕民粹主义为核心，同时也反对美国插手其内政(详见彭湃新闻2017年报道《委制宪大会抗议声中成立：民众不满马杜罗，对反对派也没信心》)，与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中小企业主、国企中层)的利益和价值高度契合，实际上代表了中产阶级的立场。

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严重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各国在90年代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经济的确有所复苏;然而，从工人和农民的立场来看，这场变革却是一场灾难。就拿刘瑜认为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智利来说，在1980年，皮诺切特比较早地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但那是以铜矿工人15%的失业率为代价的，更不用说改革失败的阿根廷，国企工人从1990年120万锐减为1999年的30万，私有化之后，即使留下的人员工资也下降了20-30%。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更是雪上加霜。委内瑞拉困境的核心是在帝国主义体系下，落后国家通过一般的市场化发展路径，能否实现本国的经济独立和人民的福祉?答案是否定的。若照搬市场化，只会让跨国资本凭借积累起来的技术优势重新掌控经济命脉，加剧贫富分化。巴西的农业就是明显的例子：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巴西国内大庄园主和跨国农业公司(如ADM、邦吉)低价收购小农土地，发展经济作物(大豆、咖啡)种植园，“大豆种植潮”导致200万小农失去土地，沦为农业工人，日薪不足五美元，且没有劳动保护。在这种背景下，查韦斯推动国有化与合作社建设的努力，其方向仍具有合理性。真正的出路就是根据本国国情，逐步推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非退回自由主义的老路。

自由主义针对委内瑞拉问题的各种评论，实际上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下寻找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药方，其隐含的前提是没有一个全新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人人平等，合作生产)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类似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种药方找来找去，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秦晖近期哀叹的西方民主的衰落(“拯救德先生”)，实际上也反映了他虽然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危机频频却找不到更好出路的思想困境。崇尚自由民主的秦晖最后只能从先秦儒家那里，从所谓小共同体那里，从地方主义那里，寻找破解现代社会困境之道。

四、从玻利瓦尔革命的失败看当代共运的出路

从十多年前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被和平主义葬送，到委内瑞拉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失败反复证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能通过改良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不能靠恩赐获得，这是历史证明了无数次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强大的既得利益和历史惯性必然会阻挠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所以，马列断言，社会主义的实现除了暴力革命，别无他路。

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具体分析的话，要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保护工农利益，就必须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进行长期的经济规划和艰苦奋斗，不这样就无法提升工农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意识，就无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和历史惯性，就无法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宣言》当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包括无产阶级要组成先进的政党，要在运动中强调所有制问题，直至“消灭私有制”，依然适用。

首先，要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查韦斯建立的统一社会主义党内部派系林立，不同派系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如军方、官僚、小资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诉求在派系博弈中被边缘化。例如，当炼油厂工人提出改善工作条件的诉求时，政府因担心触动军方或资本利益而拖延回应，最终导致工人不满情绪累积。要建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除了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没有别的道路。

革命政党要高度重视政策策略，防止左右倾机会主义。周恩来70年代对智利阿连德的重要提醒即“步子不要太快，对外资要区别对待，对中产阶级要联合，要注意做好军队工作，警惕发生突然事变”，直到现在依然值得借鉴。

其次，要正确认识普选权。恩格斯晚年认为，普选权是需要的，但只能成为测量无产阶级成熟的尺度，而不能有任何更多的意义。在革命高潮时期，党要领导工人阶级建立革命武装，同时争取政府军队的倒戈，推翻反动政府，让革命成为“人民的盛大节日”;同时在革命中教育人民，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整个人民团结成铜墙铁壁，这样的话，任何帝国主义的颠覆都会被撞得头破血流。查韦斯、马杜罗都是靠选举上台，却没有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

再次，革命力量必须掌握并改造旧式军队。近现代历史反复证明，军队往往是旧势力中最顽固的集团。智利民选的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上台不久，改革刚刚启动，便在军事政变中以身殉职。查韦斯虽掌握了军队，却未能对其加以根本改造;马杜罗重用军人，担任国企董事长和政府部长，但没有换来军队的忠诚，内鬼比比皆是。就像毛泽东如果不经过三湾改编，带领旧式军队上山，他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吗?

最后，要重视经济建设。经济建设需要依靠民众的艰苦奋斗，也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一个号称是社会主义的政府不能仅仅把民众简化为被动的接受者(福利领取者)和政治支持者(选票投出者)，而要调动他们建设的参与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要遵循经济规律，不能以政治代替经济。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要坚持的，但这不代表不要发展。查韦斯推行的参与式民主形式是值得借鉴的，但这种民主形式的有效实行必须以暴力革命之后社会经过一次彻底改造为前提。如果旧的权势阶层还在社会各个领域实际掌权的话，任何领导人包括查韦斯这样能掌握军队的强势领导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解决社会问题。

五、帝国主义争霸的激烈化，共运复兴的历史契机

马杜罗被绑架确实震动世界，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坏事可以变好事。世界正站在大动荡的历史关口，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持续发酵。发达国家深陷经济衰退泥潭，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高企与通胀肆虐相互交织，为转嫁内部矛盾，帝国主义势力再度掀起全球争霸的狂潮。落后国家沦为这场博弈的角斗场，资源掠夺、代理人战争与政治干涉轮番上演。放眼全球，拉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制裁的双重绞杀下挣扎，非洲大陆的资源被跨国资本肆意掠夺，中东地区的冲突不断升级，伊朗血流成河。帝国主义的争霸越是激烈，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与压迫就越是残酷，而这种压迫恰恰孕育着革命的土壤。比如，经历了多年战乱的叙利亚的废墟之上，外国侵略军横行无忌，中央军阀与地方割据势力各据一方，教派冲突与利益争夺撕裂社会，独独缺少了能够凝聚民众意志、引领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政党与革命武装。这就好比解放前的中国，如果只有日本鬼子，蒋介石和阎锡山，独独没有红军，人民的悲惨状况如何能改变?

历史的辩证法从未失效：大动荡往往催生大变革，大压迫必然引发大反抗。帝国主义的衰落与霸权的崩塌，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如今的共运事业，亟需以科学理论为指引，以坚强组织为核心，将觉醒的民众团结起来，打破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的双重枷锁。这场大动荡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新征程的开端，共运的复兴终将在帝国主义争霸的废墟上，为人类开辟出一条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