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后被“斩杀”吗？美国工人过得如何？

原编者按

《“入关”后被“斩杀”吗?美国工人过得如何?》一文，以批判性的历史视角与详实的经济数据，剖析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美国后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文章通过追问“美国工人是否真的从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中获益”与“‘工人贵族’概念对于美国工人是否依然成立”两个核心问题，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资本集中与阶级分化的真实图景。

作者指出，尽管美国资本通过全球价值链与跨国生产网络抽取丰厚利润回到美国，但美国工人阶级却未能分享这一“红利”，反而面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剥削率上升的困境。文章进一步揭示，所谓“工人贵族”是一种时空错位的指认——真正的受益者是顶层的1%资本与管理精英，而非广大工人。这一分化并非源于“贵族化”，不是对有组织、有技能的工人阶级上层或工联主义政党领袖的系统性收买，而是资本通过全球逐底竞争、技术替代、工会削弱等手段系统性地压制劳工的结果。

本文不仅是对“入关学”与“工人贵族论”的理论回应，更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工人阶级处境的诊断。它提醒我们：在资本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工人的团结不应被民族主义或地域对立所割裂，工人要破除后发民族国家入关的谎言和成为工人贵族的美梦，而将行动建立在对抗共同剥削的阶级意识上。

注：本文标题为自拟，原文标题为：The Global Class War，内容根据编译者有所改动，原文可见：https://catalyst-journal.com/2019/07/the-global-class-war

文| Ramaa Vasudevan

译后记| 叁零柒计划编辑部

编译|谭普罗

按| 兰玲花

排版| Ivan

序

在孟加拉国达卡闷热、拥挤的服装血汗工厂中加班的制衣工人们、在深圳电子厂每日12小时轮班制作金属、塑料电子零件的工人们、在墨西哥华雷斯城出口加工区危险环境下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人们——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这些工人身上找寻一些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其共同之处便在于被跨国资本的全球剥削网络同时奴役与压榨。

而在另一端的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工人正按分包合同工作、怀俄明州的合同工人正在为AT&T等大型移动运营商搭建信号塔、密歇根州的汽车厂工人刚刚被聘用、宾州的包装工人在亚马逊仓库中分拣、阿拉巴马州的临时工正在大型零售店中忙着上架货物，而佛罗里达州快餐店中的零工正翻烤着一个汉堡。

那么，孟加拉国、中国和墨西哥工人的经历与这些美国工人的经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一种来自于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将“工人贵族”与“入关学”这一分属左右的两个概念联系了起来，指出：发达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工人阶级构成了“工人贵族”——其相对优渥的生活水平，源自对欠发达外围地区工人的剥削。同时，也有观点指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围地区工人的“超额剥削”获取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如萨米尔·阿明)。这一理论框架认为，美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与孟加拉国、中国、墨西哥工人的剥削率是存在差异的：美国工人承受的剥削率较低，而这一点正是建立在对后者，即外围欠发达国家工人超额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而这一论述则导向了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入关学”，即认为必须通过帝国主义争霸由中国取代美国的地位(即“入关”)，而后中国的工人阶级才可以过上相对优渥的生活。这一论述的前置条件便是：“入关学”支持者将美国工人与外围地区工人置于结构性对立的位置，并且暗示美国工人参与了帝国主义租金(即帝国主义赚取超额利润)的分配。

对此，两个问题随即浮出水面：

其一、美国工人是否真的通过帝国主义的“成功入关”而获利？

其二、“工人贵族”这一概念在当下是否仍然真实有效？

01

美国资本的成功“入关”

随着冷战终结、苏东阵营的解体与新自由主义浪潮横扫全球，美国成功地主导了全球贸易体系与资本秩序——正如尼克松曾经兴奋预言道的那样：这是一个“不战而胜”的结局。

近几十年来，企业资本的规模和全球影响力急剧扩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斡旋的救助计划，以及美国主导的贸易投资条约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贸易保护措施与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被系统性拆除。外围国家经济体向全球资本市场的变动敞开大门，全球各个国家地区被融入跨国公司的资本积累发展逻辑之中。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使其得以调动全球市场，在此背景下，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跨国资本开始构建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全球分工体系。

资本的集中化进程已突破国界限制。20世纪90年代，第一波大规模跨境并购浪潮兴起。图1显示了该时期以来跨境并购交易额与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数据。跨境并购的激增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扩张，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并建立起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与各国有利的政策监管环境，共同为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条件，使其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

图1 跨境并购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万亿美元)，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8》附表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对全球资本控制网络的支配性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一项关于全球企业控制权与所有权互联网络的最新研究显示，由147家核心企业构成的集团掌控了全球企业网络40%的控制权。另一项相关研究则强调了美国企业在此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金融资本则是构建这一网络的核心力量。资本通过交叉持股的分散结构行使控制权;此外，金融的惩戒性权力——即威胁收购——被用来强化控制与垄断。新自由主义时期释放的技术、贸易与金融力量，巩固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首的全球资本权力。

由此，美国跨国企业已深度地嵌入了由海外子公司构成的全球分散化生产网络，其利润来源也愈发地依赖海外市场。这一全球化的整合所催生出的新型全球分工体系使得美国企业获利丰厚。与此同时，它们正加速投资专利、版权、商标与品牌等无形资产，通过掌控这些资产抢占全球剩余的更大份额。通过对此类无形资产的广泛控制所带来的回报，已成为巩固美国企业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

图2呈现了两组数据：一是美国企业总利润中来自海外市场的收入占比(衡量企业部门海外收益的广义指标)，二是美国跨国企业总利润中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占比(聚焦于跨国企业及其海外子公司的狭义指标)。两项指标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占比自本世纪初以来的上升幅度更为显著。

图2 美国海外利润占比，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企业数据，国民收入与产品账户(NIPA)表6.16

通过观察美国海外投资净收入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正从全球资本网络的特权地位中收割红利。图3展示了美国的海外投资净收入，即其海外资产收益与支付给外国投资者的对美国本土资产投资的收益之差。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长期面临经常账户赤字且始终处于全球净债务国地位，美国却持续从其海外资产中获取正向净收益——其海外资产收入始终高于对持有美国资产的外国投资者的偿付。这一矛盾现象恰恰凸显了美国凭借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权地位所攫取的超额溢价。

图3 美国海外净投资收入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百分比)，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一幅非常直观的图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竞争对手在政治上完全失败，国际关系上取得成功，本国资本在全球市场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换而言之，美国已然“入关”成功。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提问：对本国工人来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权地位意味着什么？美国工人们是否真的从本国企业的全球霸权中获益？

02

陷入停滞的工人阶级——利润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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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可能和“入关学”支持者们所设想的情形有所出入：美国的工人们并未享受到上述成果，并且事实似乎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迈进。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即劳动者以劳动力交换经济产出所得的报酬份额——从1980年的约63%下降至2014年的约60%。若单独考察非农业部门的走势，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则更为显著：2001年约为64%，到2016年已跌至58%(见图4)。

图4 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数据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

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事实上远超工人实际工资增长。与1947-1973年的“黄金时期”(当时劳动生产率增速仅比时薪高0.23%)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3-2014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速超出时薪增涨约0.8%。更有甚者，这一差距在2000年后急剧扩大——2000-2014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速比时薪增速高出1.2%(已剔除消费品价格与总产出价格差异的影响)。劳动强度不断加大、产出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工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工资补偿，这实质上意味着剥削率正不断上升。

我们似乎很难认为，一个经受着剥削率不断上升以及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群体属于某种政治分析上既得利益的“工人贵族”[1]。那是否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其中的部分中高收入群体来对这一概念展开追溯与判断?收入前10%的群体或许是较为合理的考察对象。图5展示了这一收入在前10%的群体之中，不同收入层次分段的平均工资与底层90%劳动者平均工资的对比关系。这一分析旨在揭示：顶层群体的收益是否建立在对广大劳动者群体的剥削之上。研究特别将顶层十分位数细分为三个群体进行趋势追踪：第90-95百分位群体(前10%到5%)、第95-99百分位群体(前5%到1%)以及位居顶端的1%(99-100百分位)群体。

[1]：译者注：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既可以反映阶级力量对比，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程度，尽管这并非一个完美的代理变量。假如将GDP，即新增价值，近似地看做工人阶级创造的所有新增价值，而将其中的工资近似地看做劳动力价值，那么劳动收入占比的确是一个与剥削率负相关的变量。劳动生产率GDP/H的增速，与实际工资率W/H的增速，也刻画了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

图5 工资收入前10%群体的平均收入(相比于后90%平均收入的比值)，数据来源：Saez与Piketty所建数据集，更新至2017年的表格与图表，Excel格式，2019年3月更新(https://eml.berkeley.edu/~saez/)

1950年至2012年间，收入分布在第90-95百分位人群的平均收入从底层90%人群平均收入的约2.2倍增长至2.9倍(长虚线);而第95-99百分位人群的平均收入则从底层90%的3.1倍增长至4.5倍(短虚线)。这两个收入层级可能主要由主管、专家及部分高技能工人构成。尽管这两个层级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底层群体，但其收入与底层90%人群平均工资的比例关系在整体上保持相对稳定——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仅呈现小幅增长。这一比例的稳定性表明：尽管该群体的平均收入高于更广泛的工人阶级，但在工资不平等加剧的时期，其相对优势并未显著扩大。

我们已经看到，工人群体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且未能分享国内生产率提升的成果。同时，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相对优越的工人群体——包括专家、管理人员及高技能工人——从美国全球霸权的增长回报中获益(他们的收入增长)。那么，美国帝国主义地位带来的红利究竟流向了何方?

若观察收入分配格局，一个事实清晰可见：前1%群体攫取了美国全球霸权带来的大部分红利。1980至2012年间，前1%群体的工资收入占比从6.4%升至11%。与收入前10%的其他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1%的平均收入从初始时期的底层90%群体收入的6-7倍，飙升至21世纪00年代的15-17倍(见图5)。

进一步考察这前1%群体的构成，会发现收入金字塔顶端主要由金融与非金融企业高管、律师、非金融企业运营管理者及工程、计算机和技术领域专业人士主导。1979至2005年间，高管收入的增长贡献了前1%群体收入占比增长的60%。这些趋势表明，收入正加速向管理-专业阶层的最高层级集中。

一份泄露的花旗银行内部备忘录将美国收入顶层1%群体中职业经理人与高管的主导地位概括为：该国最富有人群已从“依赖剪息票、坐享股息的传统食利阶层，转型为受股东纵容的管理贵族阶层”。不过，尽管工资性收入(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在前1%群体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上升，但2010-2017年间，该阶层家庭仍有40%-45%的收入源自企业所有权与资产控制，而非“劳动”所得。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尽管皮凯蒂笔下的“超级经理人”们通过薪酬暴涨与巨额奖金，从而推动了收入前1%群体工资收入的高度集中，但美国金融与非金融部门高管薪酬与奖金中，股票关联性报酬(如高额的股票或期权)的占比正在显著且持续攀升。数据显示：《福布斯》800强企业高管薪酬中股票关联性报酬的平均占比，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54%跃升至21世纪00年代的73%。此类收入更应被界定为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衍生的收益，而非基于劳动付出的工资所得。事实上，顶层管理者的天价薪酬本质上已成为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制度化工具。

基于美国国税局纳税申报数据的研究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通管理阶层在纳税单位总量中的占比保持相对稳定(约35%)，而资本家-高管阶层的占比则从1980年的约8%上升至2000年代的23%。在此期间，资本家阶层平均收入与工人收入的比值从12倍激增至30倍以上，而管理-监督阶层的比值仅从2.7倍微升至3.5倍。

美国收入前1%群体在工资分配中收入占比的上升，反映的是在全球生产网络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这一群体所攫取的份额不断扩展。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收益本质是基于资产、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收益，而并非对劳动的超额补偿。因此，真正在这一体系中获益的并非工人阶级，收入前1%的群体的获利自然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工人贵族化的过程。而是在管理阶层的崛起与其头尾两极分化的背景下，所展现出的一幅新型阶级图景。

03

竞争与控制：一场阶级战争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美国劳动收入份额(工资或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的下降趋势?

一种解释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自动化和机械化推动了机器对工人的替代，特别是在采矿和制造业等领域。另一种解释则依赖于贸易竞争的影响，以及制造业向低工资国家转移(即离岸外包)。其他一些解释指向市场集中度的上升，例如随着高新技术行业中“明星企业”(如亚马逊、苹果)的崛起，其在产品市场中的垄断权力也随之确立。此外，用工大户们为了压低工资，对工人和劳动力市场行使买方垄断权力，也被认为是收入份额下降的关键原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买方垄断”一词，这一表达表面上只是在描述沃尔玛这种大型雇主在“购买劳动力”时所拥有的特殊买方地位;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去历史化、“无害化”的表述方式，用于掩饰资本对工人展开的有组织的支配与控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归根结底，仍然可能需要归结于资本通过有组织的支配与控制来压制工人阶级，并系统性地提高剥削率。技术革新与全球化已经成为被资本利用的工具，从而展开对工人阶级的攻势，强化剥削程度。

金融逻辑(即被冠冕堂皇地称之为“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强制推行了一套残酷的裁员与分配制度：在向股东和高管发放巨额奖金与股息的同时，实施多轮裁员与关厂。这些机制将全球生产的剩余价值更大比例地吸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精英手中。从新型国际分工中攫取的巨额收益并未被用于扩大生产性投资或创造就业，而是被用于积累金融资产与无形资产、实施企业并购、资助股票回购，并被掌控企业全球运营的企业高管与职业经理人瓜分。

企业高管的关键要务之一，便是在全球生产的剩余价值这个池子中分到更大的一杯羹。当顶层高管为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展开博弈时，在科层结构职中居于下位的管理-监督层(位于薪资分布90-99百分位，即前10%到1%者)则通过强制推行各种手段，对劳动者实施规训与监控，以持续提高其管辖范围内对工人的剥削率。

上述的手段究竟包括哪些?我们可以看到，在竞争压力和恶意收购威胁的推动下，在20世纪80年代，工业的系统性重组开始了。这一进程的特征便是大规模裁员、全职工人的临时工化、削减本土运营成本与福利保障，与此同时，还伴随着生产环节的离岸外包与产业转移。对工人分而治之的策略也加剧了工人群体被管控的严格程度。

以精益生产为核心的新型劳动组织模式的普遍推行(也包括所谓“持续改善”机制给员工所带来的压力，所谓“持续改善”，便是指公司向员工施压，要求“无论当前状况有多好，总是有改进的空间”)，使得劳动节奏与强度快速攀升。

在所谓“降本增效”的名义下，固定岗位被系统性裁撤，取而代之的是临时工/外包工构成的弹性雇佣网络。这才是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增长的“秘诀”。工作合同被“弹性化”、雇佣关系被“断裂”[2]，这些都了导致劳动条件持续恶化、工资福利遭受持续打压。由此可见，催生出上述这些精益生产与雇佣关系断裂化的新型管理模式，实质上已经成为对美国工人强化剥削的工具手段。

对制造业工人的系统性驱逐，加之待业状态产业后备军规模的持续扩张，进一步巩固了资本的权力地位。劳动市场被按照资本的需求重新塑造：随着制造业（及批发贸易）中稳定岗位的消失，工人被迫涌入商业服务、餐饮、教育及医疗等低薪部门[3]。高生产率制造业部门就业增长的长期停滞，导致劳动力大规模淤积于低端服务业。此种结构转型在美国内部催生出一个被边缘化的劳工底层，其存在本身便是企业资本得以广泛压低薪资的筹码所在。

固然，廉价进口商品助推了去工业化进程与相应的受冲击部门的就业萎缩，但上述结构转型的压迫效应，早已不局限于受进口竞争所冲击部门的劳动者，而是对整个美国工人阶级系统性的工资压制。

一系列的策略被用于压低工人的工资。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工人得到的法律保护与福利保障被持续侵蚀，临时工取代正式工的浪潮蔓延开来，以及，一系列的协同攻势被用于对付工会与集体谈判权——包括“工作权利法”的流行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具体运作中的反劳工倾向。工会会员率从1983年的20.1%下降到2018年的10.1%。[4]

在对工资展开压制的策略中，资本集体力量如何进行协同部署是清晰可见的。不仅是苹果、谷歌等硅谷大型科技公司利用互不挖角协议来压低薪酬，麦当劳等快餐企业的低薪部门竟也充斥着竞业条款——这些条款被用于阻止加盟商之间相互挖走劳动力。从Uber到TaskRabbit，我们可以看到日益膨胀的零工经济已经牢牢扎根于基于新技术的劳动市场平台。这一类平台正在吸收两类劳动者：一是从正规就业中被裁撤驱赶出的剩余工人，二是被迫同时从事多份低薪工作的工人。通过这一方式，平台经济将工人重新归类为独立承包者，并将风险与运营成本转嫁给受雇的人员，这进一步巩固了资本的统治地位。[5]

国家政策同样被资本利益裹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护工人的政策与制度遭到系统性废除。1979年，为了对抗通胀，联邦基金利率大幅提高，这成为国内阶级关系重构的重要工具。1981年，对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的镇压，标志着战后劳资协议的正式破裂——该劳资协议模式曾确保工人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这一协议模式曾经作为应对大萧条与二战的机制，在战后得以被确立，同时也是对工人组织力量潜力的认可。其瓦解标志着资本集团对工人组织的反扑。由此，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降，而全球经济扩张带来的所有收益都被占据统治阶级的那1%资本家所攫取。[6][7]

降低用工成本，加大对国内工人的剥削由此成为了某种竞争性的必然选择。而美国劳工收入份额的下降，以及美国工人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差距的扩大则是这种必然所导致的结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资本对国内工人日益增强的支配与控制，与其吸收全球劳工并将其纳入自身积累轨迹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

[2]：译者注：分包制与特许经营模式的扩散使得工作外包给彼此激烈竞争的小公司，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例子就是外卖骑手并不直接与外卖平台签订合同，而是各类的外包人力中介公司。

[3]：译者注：这些行业都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比高的所谓成熟的经济模式，本质上意味着一小部分人从事高端的医疗、法律合规、金融、管理等岗位，而绝大部分人只能在另外一些低薪的岗位上。这与之前“劳动收入”分化呼应。此外，一个经验性事实是，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低于制造业部门，这在劳动收入占比不变的情况下，恶化了服务业工人的薪资状况。

[4]：译者注：工会权利法，指禁止雇主和工会之间达成工会保障协议的州法律；简单来说，工作权利法的目的并不是为工人提供就业保障，而是保障工人可以不加入工会的权利。

[5]：译者注：Uber为国外主流网约车平台，TaskRabbit为搬家、送货和杂工等散工用工市场平台。

[6]：译者注：1979年，美联储在时任主席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实施了一项货币政策改革，大幅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抑制当时的通货膨胀。美国由此进入持续约3年的经济衰退期，失业率大幅飙升，工会遭受重创。

[7]：译者注：1981年，为反对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要求增加工资和确保工人安全，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宣布进行罢工，尽管有13,000名管制员工参与罢工，但罢工遭到里根政府镇压，11345名员工遭到解雇，罢工最终失败。此次罢工失败加速了美国工会运动的衰落。自此，大型私营雇主被鼓励雇佣替代人选替换参与罢工的工人，而非选择和工人开展劳资谈判。

04

全球逐底竞争[8]

由美国企业主导的资本全球攻势，一方面加剧了管理阶层内部的头尾两级分化，另一方面也撕裂了本国工人阶级。但这种撕裂并非通过培养工人贵族才得以实现，而是通过释放企业的“活力”，解开束缚资本的“枷锁”——换而言之，就是让企业可以尽情剥削，不再理会工人的诉求。而资本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底气，也正是由于美国工人不仅要彼此内卷，更在去工业化的背景下，被迫与全球工人展开竞争。这一残酷的逐底竞争，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资本不断扩张，不断将全球各个地区的工人纳入自身体系的结果。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追逐——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对“劳动力成本”的套利——实质上扩大了可供企业资本集体剥削的劳动力市场。

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时期通过剥夺、驱赶农民进城以及福利国家解体等政策所导致的无产阶级工人队伍数量的迅速上升，更在于剖析跨境的经济协调——这种协调构建了更为紧密的全球经济体（包括将东欧与中国整合进入其中），使得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可以面对一个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随着美国跨国资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剥削亚非拉的低薪工人、不断延伸其跨境控制网络、从中榨取并占有剩余价值，美国跨国资本的剥削率得以全面提升。这才是美国企业资本全球扩张和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本质意义——企业资本不仅没有通过扩张与本国工人分享其所带来的任何收益，恰恰相反，这将是其强化对本国工人剥削的基础。

图6 全球范围内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https://sites.google.com/site/loukaskarabarbounis/research). *I am grateful to Huong Le for assistance with the data for this figure.

图6大致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过去35年间，全球商业部门增加值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这种趋势是无法用劳动力从高劳动收入份额行业向低劳动收入份额行业的转移来解释，而是反映出所有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性下降。

简而言之，不同地区的工人被迫相互竞争，可供资本剥削的劳动力后备军规模不断扩大，与之相应的便是资本有底气对工人进行更严格的纪律约束，这迫使工人们更加努力地、更快地工作。然而，工人却无法从这种超额付出中获得任何超额回报。

并且，全球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在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均可以被观察到。而具体不同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如何变动，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的差异，比如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受保护程度、该国的金融贸易全球资本的接轨的一体化程度以及采用的政策制度特点等等。有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全球资本，十分激进地实施针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它们撕毁对工人的法律保障，加剧工人的弱势处境；同时通过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与市场准入便利化，为外资进入铺路。

主导全球贸易的2000家顶级跨国公司，其资产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从1996-2000年的115.8%激增至2011-2015年的229%，同时利润额以年均约8.5%的速度增长。另有两大趋势进一步印证了正是这些全球跨国企业资本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其一，如果我们不考虑这2000家头部跨国公司的利润，全球总利润份额仍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由这些跨国公司所推动；

其二，2000家头部跨国公司的利润份额与全球劳动份额的下降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其利润的加速扩张可以解释大约三分之二的劳动份额的下降。

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协调、运输成本骤降，这使得生产过程得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碎片化：一是在海外设立子公司，二是与其他国家的生产单位签订非关联合同[9]。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各地的大批工人阶级被纳入发达国家跨国资本巨头的控制网络，低技能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所谓的“全球价值链”得以建立与扩张，跨国资本也因此构建起一套服务于自身需求的全球分工体系。金融一体化是这一发展的关键支柱。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的生产碎片化，正是全球企业资本权力集中化的重要体现。

全球价值链中收益较高的部分集中在设计和研发、营销以及相关业务领域。所有这些高附加值环节均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那些企业总部。而被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与组装环节，无论在附加值还是利润中的占比都低得多。因此，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龙头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组装单位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越是靠离岸外包，企业所占利润份额越是提升。

1995至2008年间，全球560条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6.5%，其中大部分降幅源于中低技能工人份额的缩减。一项更新的全面研究显示，2000年至2014年间，全球劳动收入份额总体下降3%，其主要驱动因素同样是中低技能工人占比的持续下滑。进一步细分数据可见：高收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份额下降了3%，而发展中国家仅微降0.2%（不包括中国——中国劳动份额的上升主要源于就业岗位的增加，而非工资水平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技能生产环节集中于发达国家，其劳动份额的降幅却远超低收入国家。而与此同时，外围国家工人仍然被迫承受着恶劣的工作条件、强制加班、长期解雇以及法律保护和监管的缺失。

[8]：译者注：逐底竞争，简而言之即全球化背景下的内卷。指国家放宽对企业的管制以及税率，以吸引活留住企业。这使得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的企业向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倒逼前者降低监管标准与劳动力成本。

[9]：译者注：非关联合同指的是，将原本实质上紧密关联的事务，分到不同的“独立”合同中，以实现隔离风险、规避监管等目的。

05

薛定谔的“工人贵族”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分析开篇我们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了。前文的讨论已经几乎覆盖了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将重点放在第二个问题之上：即，“工人贵族”这一概念在当下是否仍然真实有效？

值得一提的是，“工人贵族”事实上是列宁从19世纪末期英国资本主义史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再向前追溯时，我们或许可以追溯到恩格斯（例如恩格斯为其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于1892年再版时所写的导言，这篇导言论及了英国工联在工人阶级中形成了贵族）。在此时，这一概念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霍布斯邦对此指出：“（工人贵族这一概念）在1880年英国政治-社会的争论中，却很熟悉。（争论中的各方）普遍都接受，这个时期英国工人阶级中存在一个——虽占总人口的少数，但数量却不小的利益阶层。工匠身份（即被雇用的熟练工——成年男性或工人）最经常被认为是其中一员，最特别的是，那些被组织进工联或其他工人阶级组织的也被视为是该阶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霍布斯邦认为，“工人贵族”一词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现状，即的确存在某种“工人阶级的上层”，并且这种现状“仅明显可见地存在于19世纪后半的英国”。恩格斯对此的表述与解释为：因为英国垄断世界工业，才可能出现工人贵族。

事实上，早期对“工人贵族”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工联主义的警惕与批判之上的。因为工联主义者的斗争必然需要依托工会而展开，而考虑到不同工会的劳动条件有极大的差异，结果便是，改善工作状况的斗争，极可能只会在各自的工会独立展开。而纯粹的经济主义运动，被认为会割裂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强分彼此，追逐自身利益。如果有需要，甚至会有工人和自己的雇主联手，牺牲其他工人。列宁便数次引用了1890年伯明翰联盟（Birmingham Alliances）的例子，这是一个松散联合的钢铁生产商集团，维持某些钢铁产品的价格和产量配额，进而形成一种卡特尔。这被认为将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与政治意识，并且削弱或抑制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

正是在这里，情况发生了改变。在列宁于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撰写的《论农业问题大纲初稿》（Preliminary Draft Theses on the Agrarian Question for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较为完备的观点论述：

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自己狭隘的行业或商业利益，沾沾自喜地只顾改善自身状况（这种改善在小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有时还可以容忍），他们就不可能完成将人类从资本的压迫和战争中解放出来的划时代的使命。许多先进国家的“工人贵族”正是如此，他们构成了第二国际所谓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他们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死敌和叛徒，是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无产阶级只有出来充当全体被剥削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充当他们的领袖，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行动，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阶级。

而在1916年的《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列宁提到：

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每年拿出一两亿法郎，在经济上收买“自己的”工人中间的上层分子，因为他们的超额利润大概有10亿之多。

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的民族变为叮在他人身上的“永久”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等来“安享清福”... 重要的是，工人贵族阶层分离出去而投靠资产阶级的过程，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并且已经完成了，而这种经济事实，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要为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形式，是不怎么“费劲”的。

在这里，“工人贵族”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某种客观存在的无产阶级上层，到工联主义的经济主义倾向，最后演变为“政治上的出卖与投靠”。但这一论述转变中，最重要的部分恰恰是在文本之外的。

有必要回顾的是，列宁的分析是在尝试对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解释，即第二国际的分裂与崩溃（或者说，被背叛）。事实上，列宁在这一系列的论述中，“工人贵族”一词有着相当强的针对性。在《分裂》一文中，列宁如数家珍般点出了一系列的名字，包括但不限于考茨基、希法亭、劳合－乔治、谢德曼、列金、韩德逊、海德门、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等等。从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列宁事实上想表达的内容，那就是革命者必须拒绝机会主义与沙文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必须走向分裂，从而，一个共产主义的劳工运动才可以取代社会民主党的（有投降倾向的）运动。

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事实上为“工人贵族”这一概念的分析提供了相当强的限制，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第二国际在列宁所述的“投靠”之前，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工人组织力量，也正因如此才构成一种“投靠”。而在新自由主义40年的统治之下，工会体系与福利国家体系都已然崩溃，全球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统治阶级无需收买，无产阶级也无以投靠。

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进程不仅巩固了资本相对于劳工的全球霸权地位，还通过这些生产网络塑造了新型国际分工体系。这一进程不仅带来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从而推动了劳动社会生产率的全球性提升，还导致了“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在阐述资本主义竞争法则时，马克思指出，个别资本家并不仅仅剥削自己雇佣的工人，而是通过资本整体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剥削来参与其中，因此也共同影响着整体的剥削水平——“这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情（译者注：即阶级同仇敌忾，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在立场上的一致性，sympathy译为同情为人民出版社错译），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因为“平均利润率取决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因此，“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工人贵族论和超额剥削论忽视了这个核心过程，即随着资本集中力量并将全球工人纳入其控制范围，世界各地工人的总体剥削程度都是在不断加剧的。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与全球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同一资本集中和集中的过程所导致的结果——这一过程使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工人陷入彼此竞争的全球“逐底竞争”。而对工人贵族论的看法，关乎到政治战略将如何选择。这一观点将外围地区低工资工人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工人的利益对立起来强分彼此，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即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挪用与询唤。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认识到：尽管跨国资本展现出强大韧性，但其高度互联性恰恰也是其脆弱的原因。全球资本网络的局部动荡可能引发系统性的连锁反应，破坏其积累机制。在应对跨国资本推动的全球“逐底竞争”过程中，这一观点对于任何工人阶级组织斗争的策略至关重要，因为跨国资本迫使全球工人适应并塑造自己，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分工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1999年西雅图抗议运动的精神所在，尽管9/11事件后的震荡使得运动的势头逐渐消退。

西雅图之战二十年后的今天，在金融危机的废墟上，资本仍在加剧工人阶级内部分化、深化不平等。这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后果：全球的工人阶级被放任少数精英独占增长红利的积累体制所边缘化，工人阶级的挫败与愤怒正汇聚成反抗的暗涌。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组织化斗争，击碎曾经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共济会同盟”。

06

译后记：斩杀的笑点在于是谁在刷伤害

公民伯里克利的新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tByBxEwc/）介绍了“斩杀线”是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商品化后的病症，也解释了不同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保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保障线”被打破，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技术治理和管理成本提升，继续压低劳动者的保障水平。这正与上文的主要内容相呼应。

“多劳者多得”构建了个人效益的神话，它将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简化为生产效率，严重侵蚀了个体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而理想的社会应是能够实现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人人拥有活下去的权利，按劳取酬甚至按需分配，持续削减剥削和不公，让全体成员都能享有尊严与平等。

在当下，临时工/外包工构成的弹性雇佣网络让“降本增效”成为重要的劳动形式，计件工资和末位淘汰成了这种效益神话最了当的解释。这一切似乎构成了一位英国女士想象的图景：“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用来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安全网则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

但是她没有说的是，这种向上的竞争，向下的淘汰的思路侵袭了整个社会，包括经营、债务、体育、教育、个人心理健康等等领域因为这种新自由主义而窒息。甚至在互联网上，个体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可以被拿来展示和消费。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斩杀这个来自游戏中的俚语，它意指造成高额并且终结性的伤害。当“保障线”的网越来越低，哪怕人们被“锁”住了血。人们的生命值还会得到增长吗？为什么为什么游戏中的伤害它始终存在呢？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