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网中，近两万份新上传的法律文书，审判员、法官助理的名字全变成了“XXX”这个新闻。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为了保护法官免受报复。

但这恰恰引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现代法治社会构建的基石，正是公民让渡出一部分私力救济权(如复仇)，交由国家公权力来维护正义，以换取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连手握公权、理应最受其保护的法官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

需要靠“隐名”这种方式来获得安全感，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说服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去相信这部法律能够为他带来公平和正义?

当法官自己都对这套体系缺乏信心时，又怎能苛求民众报以信任?

现在很多人都在喊，缺信心，缺信心，这其实是在抱怨，是在发牢骚，是在吐槽。

是否也该好好想一想，原来的自信去哪了，信心被谁破坏掉了?

不过在我看来，将这一系列操作简单归因于“逃避监督”，或许还不够深入。

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在何种思维模式下，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我一直认为，司法系统过度吸纳“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青年人)，并非一种理想的人才结构。

这些年轻人或许拥有扎实的法律知识，但他们缺少在社会熔炉中摸爬滚打的经历，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底层的艰辛与智慧，缺乏切身的体认。

他们的世界观，更容易被主流宣传和抽象的条文所塑造。

当法律规范给予他们巨大的自由裁量权时，问题便随之而来。

由于缺乏对“权力”本身重量的深刻理解，他们在行使权力时，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不成熟的两极化：

在强者面前，可能因天真而显得软弱，缺乏博弈的智慧;

而在弱者面前，又可能因傲慢而不近人情，或因“圣母心”而脱离实际。

这种错位，导致他们处理问题时常常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困境。

因此，当面临舆论监督的压力时，他们最本能的反应，不是如何通过更严谨的论证、更扎实的程序来赢得信任，

而是选择最简单的方式——关闭窗口，拉上帘子。

隐去姓名，正是这种心态的延续：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那个可能“暴露问题”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