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黔交界的武陵山脉间，“中国汞都”——万山，曾经闻名遐迩。贵州铜仁市万山区曾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坐落于此的贵州汞矿，汞资源储量居亚洲首位，汞产品产量跻身世界第三，拥有3000年采矿冶炼史。从资源未获充分发掘利用，到遭外国资本强制开采，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发展，其发展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为快速壮大国民经济实力，贵重金属开采被置于重要战略位置。在中国**的领导下，翻身做主的矿山职工迸发强烈生产热情，推动矿山生产实现跨越式变革。1950年，水银产量较1949年的6.34吨实现翻倍增长，达到近15吨;1952年增至50余吨，1953年进一步攀升至70余吨。

人才与技术是提升生产水平的核心支撑与决定性因素。史料显示，1953年贵州汞矿职工总数超2000人，其中科技人员仅6名，占职工总数的0.8%，工程师仅1名，科技力量薄弱问题突出。

为改善这一状况，依据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1953年11月至1958年12月下旬，苏联先后派遣莫什尼科夫、克莫日阿、兹维列夫、拉尔钦柯、毛依谢耶夫、伊万诺夫、兰德格拉夫、库克林、费多尔丘克、杜尔钦斯基、粤译洛娃、费道洛夫、达拉班涤、谢格洛夫等近20名专家赴黔，或常驻贵州汞矿指导探矿、采矿、冶炼等技术工作，推动矿山生产建设迈入新阶段。至1958年，朱砂产量从1951年的0.436吨提升至49.397吨，汞产量从53.57吨增长至477.17吨。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8月，苏联率先从贵州汞矿撤走援华专家，刚刚踏上科技现代化征程的矿山陷入技术困境。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同年7月31日，北戴河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及外贸相关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在赫鲁晓夫政府对中国实施高压政策的背景下，与会人员了解相关情况后，普遍激发起勒紧腰带偿还外债的激昂斗志。部分同志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倡议。毛泽东连续吸烟，认真聆听每位同志发言，最终以坚定的语气明确表态：‘明年还清这个账!’”

据《中苏联合公报》记载，1960年至1965年，中国累计向苏联偿还债务23亿元，年均偿还额超4亿元。偿债物资包括“有色金属(朱砂、水银、铅、锡等)、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绸缎、缝制品、针织品及其他工业品、手工艺品”。在此过程中，贵州汞矿生产的朱砂、水银经新疆口岸持续运往苏联，成为偿债物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难当头之际，贵州汞矿以国家荣誉与民族尊严为重，毅然选择无私奉献。时任汞矿党委书记王恩涛在苏联专家撤走后，振臂高呼：“洋拐杖丢了，我们用土拐杖也要把贵州汞矿撑起来!”

在此背景下，矿山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向千吨矿山进军”的战略口号，全矿迅速掀起“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作贡献”的实干热潮。党委书记王恩涛以身作则，带头参与“八小时外”义务劳动，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全矿广泛开展以“比高产、比质量、比效率、比安全、比成本”为核心的“五比活动”，形成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职工工作积极性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彼时正值全国“三年困难时期”，贵州汞矿职工粮食供应仅为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以1961年为例，万山区非农业人口月均供粮仅14.52市斤)，却需承担两倍于往常的工作量，长期超负荷劳作。

退休工人姚兰花回忆：“那个年代，我们除了每天8小时正常工作外，还需参与4小时义务劳动，任务未完成便继续奋战，直至竣工才能下班，日均工作16小时是常态。饥饿时只能硬扛，家里也没有余粮，就这样咬牙坚持了下来。”退休工人杨昌海亦向调研人员提及：“我是设备工，负责操作压风机、柴油机，每月粮食定量19斤。当时生活条件艰苦，饮食缺乏油水，正常情况下，一名成年劳动力每月需四五十斤粮食才能维持基本温饱，19斤远远不足。无奈之下，吃饭时就采摘些野菜，带到机房用榔头捶碎后拌入饭中食用。”

汞矿二代罗加维在《与父母在贵州汞矿的日子》篇章中记述：父母总会从自己本就稀少的餐食中匀出一部分分给子女，再留存少许，次日清晨加入自家种植的蔬菜，煮成仅有几粒米饭的水泡饭作为早餐。由于长期劳累、饮食匮乏且工作繁忙，父母全身浮肿、身体极度虚弱，哥哥姐姐也瘦得皮包骨。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贵州汞矿职工攻坚克难、大胆创新。杉木董坑口凿岩工杨再发革新采矿工艺，将“七眼掏心”改为“五眼掏心”，生产效率较苏联专家此前采用的工艺提升20%，该工艺被冶金厅命名为“杨再发排炮法”;选矿女工杨菊花首创双手选矿法，创造日均手选精矿4吨的世界同行业纪录，较1953年全矿人均生产效率提升60余倍。

现居贵阳市观山湖区的原贵州汞矿退休工人姚素英老人，在接受《丹心报国-中国万山的不悔答卷》课题组采访时，谈及那段岁月仍记忆犹新：“那段时期，我担任黑硐子坑口女子选矿二班班长，杨菊花任三班班长。矿里经常在我们坑口组织选矿竞赛，有时也赴其他坑口交流比拼。矿里规定，日均选矿4吨以上为甲等，我常获甲等评价，杨菊花亦如此。她不仅选矿数量更多、质量更优，还乐于助人，因此被公认为劳动模范。”

“高炉之父”樊隆晖在全家因饥饿导致浮肿、妻子甚至饿晕在工作岗位的困境中，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强忍饥饿，成功设计并建造数十座冶炼高炉、沸腾炉、蒸馏炉，技术水平达到甚至超越当时世界先进标准。这些高炉全面取代了民国以来各类原始土灶，冶汞回收率提升至92%，该技术随后在全国同行业推广应用。

除冶炼设备革新外，矿山在多个领域实现自主创新与跨越式发展。1960年5月，贵州汞矿自主设计的运矿电机车正式投产;1962年8月，委托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的50吨/日浮选厂在四坑建成并开展试验性生产，不仅矿石品位提升达到预期目标，低品位矿石回收率亦达85%~92%;同期，投资40万元建成的50吨/日浮选厂投入使用，成功处理一坑多年遗留的露天粉矿，效果良好;1962年12月，大龙4500千瓦火电厂机组并网发电，全面满足矿区用电需求，彻底结束了矿区依赖油灯照明的历史;1963年8月，矿石装卸电耙投入使用;1964年10月，凿岩机正式应用于井下掘进作业，矿山采矿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据后世评价，在偿还苏联外债的艰难时期，贵州汞矿创造了矿史空前的“两个之最”：一是劳模数量最多，涌现出杨再发、杨菊花等一大批省部级及以上劳动模范;二是产量最高，在职工人数与1958年“大跃进”时期基本持平的情况下，产量实现翻倍增长——1958年朱砂产量49.397吨、水银产量477.17吨，1960年朱砂产量增至84.02吨、水银产量达1260.05吨，1961年朱砂产量85.00吨、水银产量1262.288吨，1962年朱砂产量32.028吨、水银产量1005.93吨。直至1964年，随着外债偿还接近尾声，朱砂与水银产量逐步趋于稳定，当年朱砂产量7.896吨、水银产量486.242吨。

1963年10月，全国有色金属工业系统总工程师会议在北京召开，贵州汞矿矿长鲁义权、工程师樊隆晖等参会人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据樊隆晖子女樊一帆、樊静帆回忆：“父亲从北京归来时心情格外振奋，拿出在怀仁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兴奋地告知我们：‘总理握着我的双手说，为偿还苏联外债，你们辛苦了!你们生产的是爱国汞啊!’”“爱国汞”这一称号由此在贵州汞矿及全国有色金属工业系统广泛流传。

“洋拐杖”撤走后，贵州汞矿全体职工以实际行动践行“土拐杖同样能办好矿山”的誓言。自苏联专家撤离至矿源枯竭前，贵州汞矿历届领导班子、科技人员及广大职工秉持自力更生、科技创新的精神，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产出“红菱牌”朱砂、“银河牌”水银等国际免检产品;制定汞矿行业生产标准;完成各类技术发明与革新500余项，其中包括李平修研制的新型采矿炸药、杨辉顺首创的合金钻头修复技术、黄家柱研制的国内首款塑料汞罐、龙明齐攻关组发明的井下运输安全“捞车器”、张钦泉设计改造的世界一流选矿设备等;同时，为全国同类企业输送技术及管理人才逾万名。

1987年7月27日至28日，时任苏联国家矿物原料与地质勘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B.H.费多尔丘克博士，借受中国矿产储量管理委员会邀请赴北京讲学的契机，专程前往万山访问，探望老友并重温曾经工作的“第二故乡”。在参观矿山冶炼、选矿设施后，费多尔丘克博士评价指出，贵州汞矿的选矿与冶炼技术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