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关系历来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概括、梳理和归纳都十分不易，有关这一关系的现实状况及未来走向也是这样，人们对此总体上只能做盲人摸象式的考察。但尽管这样，必要的观察判断依然不可或缺，有鉴于此，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要点着手，预测或者窥探一番2026年的走势及未来的趋向。

一、互相否定日益激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一度曾十分看重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以及相关评判意见，总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认同与肯定，各方面都是这样。坦率地说，当此之时，中国很多改革开放政策及相关举措相当程度上都要考虑西方的态度与感受，只要美西方在某个事情或者某个方面给两句好话，往往就欢欣鼓舞、自以为得计，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这样的人在中国一度多得不可胜数，构成压倒性的社会取向。

如此这般的中国社会对美西方完全处于仰视瞻望的虔诚状态，西化严重的知识分子则“凡事都求证于西方”，一般知识分子也失去对美西方褒贬妍媸的勇气和能力，少数对美西方依然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人，则往往要被视为保守顽固分子或极左之徒而在政治遭受遗弃…那时的中国总体上肯定西方的全球地位，肯定西方的发展模式，肯定西方的先进属性，对美西方几乎是肯定一切、认同一切，如果有谁说几句美西方的坏话，很大可能是要遭到猛烈的围攻。可以说，努力获得美西方的肯定与认可，挖空心思搞好同西方的关系，俨然就是改革开放最直接、最具体的目标。相当多的中国人坚信，只要照此道路一直走下去，中国就一定能够融入西方，成为人类先进文明以及发达世界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那时的美西方总体上也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中国，对中国给予诸多的肯定和鼓励，并以此作为引导规范以及约束限制中国的手段与杠杆，譬如他们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肯定中国的发展业绩，肯定中国的文明进步等，他们希望中国能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并坚信结果必然是皈依于西方、接受西方的安排与支配。当然，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不满意、不高兴的时候，他们也将这一手段当成敲打和收拾中国的大棒，譬如人权、民主问题等。

在这个阶段， 中国和美西方总体上是互相欣赏的关系，构成彼此关系的蜜月期，无论政治层面和战略层面一概都是这样。

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中西方之间逐渐从互相欣赏开始变得互相厌恶，这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期间有三次事变影响特别突出，一是“89事件”，二是苏东巨变，三是出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上述三个事件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美西方社会一概都造成巨大的心里和思想冲击。在美西方看来，中国的模样越来越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个性与品质也同他们的要求渐行渐远，发展到现在，他们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和威胁，因而开始全面否定中国，在舆论上思想上和道义上对中国进行系统的批判与攻讦;在中国看来，美西方对中国心怀歹意，妄图通过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搞垮和颠覆中国，西方世界的战略与文明优势正急剧流失，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在历史的下坡路上，已经不成其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与楷模，更不是中国的前途与出路之所在，因而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

如此一来，现如今的中国已完全不能为西方所认可认同，更不可能为西方所接纳，各方面都是这样，而中国也根本不能接纳西方的思想逻辑、价值标准和社会模式。于是中西方之间开始激烈的互相否定的历史进程，美西方批判中国，尽管在物质层面已经力不从心，但主观意愿及其强烈迫切;中国否定西方，尽管在主观上还有所保留，但客观上对西方构成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和挑战。

于是，中西方关系历史性地发展到这一步，那就是中国同西方接轨、融入西方的可能性已经归零，通往西方的道路已彻底堵死，完全行不通了，这是当下中西方关系的第一个突出特点。

二、希望失望循环再生

曾几何时，中国同西方世界彼此之间充满向往，双方都在对方那里寄予了殷切的期待与希望，也都走过了从希望到失望、然后建立起新希望这样一种轮回，而新生的希望却并非良性善意，要么是恶意满满，要么就是分道扬镳、各奔他乡。

曾几何时，猎猎西风、把中国社会吹得面目全非、十分透彻，仅以北京而言，什么欧陆风情、挪威小镇、加州水郡、卡萨布兰卡、梦巴黎、塞纳左岸之类的招牌一度琳琅满目、晃得人们眼花缭乱，相当多的中国人对美西方崇拜得五体投地，掀起史上未有的移民潮、留学潮，在政治上，很多人把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帮助与提携的基础上，寄希望于西方的接纳，这些人的社会发展愿景就是中西方的融合归一，为此他们努力去推动中国同西方世界接轨，矢志要实现中西方的“一体化”。

但现在，这一希望总体上破灭了，最根本的缘由，在于美西方不可能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恰恰相反，事实证明，西方为中国所设定的现代化，只是附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是依赖型的现代化，而不是自主自立的现代化，对于这一点，新加坡总统倒是挑明了把话说得很清楚，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2025年10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他不明白中国为什么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此建议中国放弃“自给自足”路线，继续依赖美欧科技体系，使中美继续建立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现在，一切有基本理性认知能力的中国人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西方究竟要什么样的中国现代化，也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诉求下现代化之间的本质差别。只是由于历史的惯性，一些中国人还在迷恋移民留学这一套，至于那些已经在精神情感和政治立场上皈依西方的人，他们中一部分当然要在西化这个路上一条道跑到黑了。

在过去，西方世界也曾对中国寄予了很多复杂的希望，其中占主导性地位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通过经贸关系，将中国加以和平演变，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的队伍中完全抠出来，成为自主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样板，使中国演变成为现代化的资本殖民地，依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生存，使中国成为西方导演全球战略舞台的得手角色，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最大、最突出的政治与战略希望。此前南斯拉夫也曾是这样，这个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时代一度是西方世界眼中的“好孩子”，结果在冷战结束后立刻变成邪恶与专制轴心的代名词，其实南斯拉夫还是那个南斯拉夫，只不过是时代变迁导致角色变化而已。

但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后来遭遇沉重的打击，由此导致当代中国在西方眼里的角色再一次发生转折性大变，其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大致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在此之后，西方世界的眼里中国就持续地向反面角色转化了，开始成为西方推行普世价值发动颜色革命的对象。在中国引发一场颜色革命，这一点一度成为西方对中国新希望，构成新的对华战略重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颜色革命的基础上，西方又开始对中国实行日益严厉的遏制战略，指望通过“颜色革命 战略遏制”二者的有机组合来搞垮和扳倒中国，以此赢得对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彻底的胜利。

结果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一种设计也无情地破产破灭了。发展到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几乎集体一致地认为，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已遭遇全面的破产，西方对华政策已经遭遇彻底的失败，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固然可怕，可现如今如果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话，则这样的中国将更加可怕，将成为西方霸权更加强有力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是何等的悲哀!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把相关战略责任上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头上，他们失望至极，懊恼不已，于是就翻出当年对苏冷战的旧案加以改造套用在中国身上，并美其名曰“战略竞争”，发动同中国之间的经贸战争，搞“脱钩”、“断链”以及“小院高墙”新阵营等，其实就是要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妄图用一场新冷战来实现打垮中国确保西方世界中心和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也就是说，在屡屡失望以后，西方针对中国又建立起新的希望，他们现在寄希望于赢得对华“战略竞争”的胜利。

与此相并行，中国社会总体也放弃了同西方接轨达成一体化的努力，也基本放弃在西方帮助下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希望之所寄，已经不再瞩目于西方，也不再希求西方的认可与认同，现如今中国所追求的，只是在于能够同西方世界二元并立、并行不悖，各自走好自己历史道路，并在此过程中达成“互相成就、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

简单地说，在希望屡屡破灭的基础上，中西方又都各自建立起新的希望，美西方针对中国的新希望立足于“战略竞争”，而中国针对美西方的希望则寄托在“合作共赢”上，至于双方这一再生的新希望究竟将怎样实现或者怎样破灭，结果还在未来，还要等待历史的检验。

三、管控与失控复杂交织

无论是“战略竞争”还是“合作共赢”，实际层面的操作运行都十分复杂、相当艰难，这其中突出的就是“管控”与“失控”的关系。就理论原则而言，无论是“战略竞争”还是“合作共赢”都不是可以放任自流、信马由缰的事情，都必须加以人为的“管控”，这其中包括宏观设计、具体安排、实际举措、实施步骤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对此，中国有中国的一套，美国有美国的一套;但同时，二者又都存在“失控”的危险，因为无论是“战略竞争”还是“合作共赢”都存在超出既定安排而发生难期不预之意外，从而导致二者在“失控”的路上一路狂飙。就主观愿望而言，中美两国都想“管控”而不想“失控”，但彼此之间进行激烈的对冲互博，无论其过程与结果又都非主观愿望可以决定，完全可能导致或者引发严重的“失控”。因此，无论从理论逻辑出发，还是就主观现实而言，“管控”与“失控”二者都相伴相生，有“管控”就有“失控”，因为“失控”才产生“管控”，二者对立统一。

具体到历史经验上，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就曾上演了一出“管控”与“失控”的精彩活剧，他们之间维持恐怖的核力量平横的办法就是一种管控，具体表现就是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还有后来的什么《中导条约》，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战略“管控”。冷战的结果则是严重的“失控”，因为对苏联而言，把自己搞垮塌、搞解体，无疑就属于最彻底、最完全的战略“失控”，也就是说，美苏之间的“管控”最后以苏联的彻底“失控”而告结束，美国方面的“管控”完美成功，苏联的“管控”则彻底失败了。

现在，中美关系就处于相当复杂的“管控”与“失控”交织运动状态。

首先，中美两国各自都在努力对中美关系加以“管控”，并且都想通过这种“管控”使其按照自己的意志或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尤其对彼此之间所谓的“分歧”，双方正在进行博弈，围绕“分歧”所进行的“管控”，其实就是要制人而非受制于人，其实际情形如同拔河比赛一般较劲;

其次，影响甚至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许多要点都不属于可以“管控”的事项，譬如各自的军备建设，譬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譬如美国所拼凑的AUKUS、QUAD以及亚太版的新北约等。事实上，中美两国的执政当局都心里明白，他们各自的事情中，很多都是无法协商也不能协商的东西，对这些东西而言，所谓的“管控”根本就无从谈起;

最后，中美两国都在为两国关系可能的“失控”做最坏的准备，譬如由经贸战争引发的全面经济战争以及彻底的脱钩，或者由军事冲突、热点纷争引发的大规模战争等。美国方面的战争准备一直都高位运行，这个霸权国家总体上处于战争状态，针对中国更是这样，多年来一直有美军的高级军官持续叫嚣对华“今夜开战”。相对比较，中国的战争准备总体上是潜行暗藏，只不过偶尔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而已。实际上。就整个社会状态而言，当今中国和平主义盛行，发财致富仍然是军政精英集团的头等大事，他们相关于战争的决心、勇气和意志总体上都相当薄弱，只不过在严峻的现实压迫下不得不做相应的准备而已。

虽然说中美关系并不等于中西方关系，但中美关系无疑是中西方关系的核心，其具体走向总体上代表或左右着中西方关系的基本取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和中西方关系完全不具有什么稳定性，未来必将更加跌宕起伏、波涛汹涌。

基于上述三种运动或三个进程，可以概括归纳出未来一个时期中西方关系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其一，在利益关系层面，由分歧向矛盾演化挺进

外交语言经常把中西方之间的问题称之为“分歧”，这大概属于一种粉饰太平的障眼法，事实上中西方之间更多的是结构性的矛盾，是重大的利益冲突，“分歧”与“矛盾”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简单地说，美英两国彼此不一致的地方可能是“分歧”而不是“矛盾”，但如果将中美;两国不一致的地方都描述为“分歧”，则未免避重就轻、言不及义了。现如今的实际情况是，中西方之间确实有一些“分歧”，但相对而言，“矛盾”却更多更大，并且居主要和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西方之间的“分歧”将越来越少、越来越小，相应地，则是彼此“矛盾”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众多现如今还可以用“分歧”加以掩盖的东西，都将演化成为激烈的矛盾冲突。

其二，在价值逻辑上，中国叙事与西方叙事日益对峙

几百年来，西方世界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并非仅仅体现在经济技术上，也不仅仅靠军事力量支撑，更重要的是依赖思想逻辑及话语体系霸权，简明地说，就是西方叙事。西方叙事始终高踞人类社会的山巅，成为西方世界高人一等的理论支撑。当年前苏联集团同西方之间的冷战不仅仅是军事政治冷战，更重要的还是不同社会历史叙事之间的较量。苏联失败解体，意味着一个可以挑战西方叙事话语体系的破产败亡，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出现。

现在，中国叙事正异军突起。这一叙事扎根于中华文明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日益强大的经济技术的支持下，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构建全面的中国话语体系，同西方叙事构成强烈的对应关系。当然，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叙事已经走出中国同西方争夺全球受众，但 “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的局面已十分明显，彼此间的对立和对峙已然形成。

展望未来，中西方各自的叙事并非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相关话语权的争夺必将日益激烈，彼此之间的否定将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其三，在权力分配上，中国主导与西方主导激烈争夺

百年未有大变局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动，那就是要重新分配各国在全球上的位置，这其中，有些国家和集团地位突出，将被置于风口浪尖上，成为人类社会权力再分配的主角，这些国家有美西方世界、俄罗斯、中国，以及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巴西等。其实，从本质上看，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美苏的冷战也罢，都围绕全球权力分配而展开，根本目的都是要分得更大的人类社会支配权。

现在，中国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支配权，战略支配权也逐渐上升上扬，由此导致西方的主导地位遭受空前的挑战，这已成为难以避免的客观进程。坦率地说，西方世界的政客与战略家们并不是傻瓜，他们在这方面的嗅觉相当灵敏，他们完全意识到中国崛起的严峻性，为此早已精心设计、周密安排，对他们而言，所谓的“管控”，其指向主要就在这一点，他们要通过战略管控，最大限度地削弱崛起中国的全球主导地位。道理非常清楚，中国的主导地位加强了，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就被削弱，要保住或进一步加强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坚决地遏阻和压制中国。

由此一来，中国主导与西方主导之间的激烈争夺必将在全球范围内越演越烈。讲“全球范围”其实并不确切，地球之外还应包括月球，月球之外还将延及火星等地…

2026年，上述所有变化都在持续演进的进程之中，但所发生的依然还属于变量范畴，距离质变的转折节点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当然可以从容应对，但也需要直面矛盾、敢于斗争，丢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