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科学院召开的这个座谈会上，郭沫若同志一开始就指出：资产阶级右派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并不是什么学术范围以内的问题，而是一种重大的政治阴谋。许多同志发言都说明了这一点。

右派分子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题目下面，向**、向社会主义实行进攻，他们企图以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篡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想要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指挥我们的国家工作，来迷惑我们的人民群众，从而达到推翻**的领导，使我们国家离开社会主义轨道而走上资本主义轨道的目的。

这些右派分子把他们的反动政治面目，用学术问题做外衣包起来，好像他们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不过是觉得马克思主义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有这样那样的好处，而且是想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向他们指出：你们的问题首先不在这里，而在你们的反动政治立场和政治目的。

这一批右派分子，在政治上是以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来反对**和社会主义，他们在学术上是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和学术在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在社会科学上的反动立场，是由他们政治上的反动立场决定的;他们在学术上的错误观点，是为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

他们说，他们因为多年学了社会学，因而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有感情。但是其实主要的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很有感情，对资产阶级、对地主很有感情，而对于劳动人民没有感情，对于社会主义没有感情。因为他们坚持不要社会主义而要资本主义，所以他们要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上层建筑物，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发达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就失去了使它能够生长发达的土壤气候的条件。

他们中有人感叹说，现在社会科学没有前途了，社会科学无用了。照他们看起来，社会科学在解放以前是有前途的，是有用的，而在解放以后的新中国却发生了有没有前途，有没有用处的问题。他们的说法，乍看起来很奇怪，其实他们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讲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他们感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旧社会里，很有用处，很有前途，到了现在却变得没有用处，没有前途了。应当说，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

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在解放前是否得到广大人民赏识呢?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那时并没有多少人赏识，他们的书籍并没有多少人看。可是那个时候，搞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能够在大学里开课设系，能够出版他们的书籍，能够组织学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都能够做，甚至他们中有人还能够本着他们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观点来参与国事，参与决定国家方针。这就因为广大人民虽然并不赏识他们，可是有人是赏识他们的。赏识他们的是什么人呢?是当时的反动统治者。首先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不遗余力地提倡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社会学在中国就完全是美国人倡导起来的，中国大学中最早设立社会学系的是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都是和美帝国主义直接有关的学校。这里还可以举一个小材料做例子，这是在一九二五年的“社会学杂志”刊载的一则消息：

“纽约社会及宗教研究所因鉴于中国社会经济情形有系统的研究尚不发达，拟开设一社会研究所，竭力提倡。派遣美克尔博士(Dr.Meeker)来华，与各方面接洽，讨论办法，现已在上海设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请陈达、邝云灼、甘伯、刘大钊……诸先生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闻该委员会已亲赴上海、汉口、北京、天津、长沙、广州等处实地接洽，并将于五月间报告纽约社会及宗教研究所其调查的结果。”

因为有帝国主义做后台老板，所以在右派分子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旧中国就不发生有没有前途的问题了。

除了帝国主义外，还有谁赏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呢?还有，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也是赏识的。仍旧拿社会学来做例子吧。据说，国民党反动政府最初并不重视社会学，但后来渐渐地转为提倡和支持了。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言心哲着《现代社会事业》(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说：“十余年前(这是指国民党政府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引者)行政教育当局因为提倡实科之故，对于社会学亦不重视，且有曾将已设立之社会学系加以取消或与他系合并者。”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后，情形改变了。因为这时国民党设立了社会部，这个部先是在国民党内的一个机关，以后改为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个部。部长一直是国民党的一个大特务头子谷正纲。这个以特务为骨干，而以所谓“防止异党活动”，“控制民众运动”为目的的社会部，在成立以后，表示了对社会学研究的关心。据言心哲的书上说，国民党社会部十分重视“社会事业行政人才”的培养，所以积极扶助各大学中的社会学系，当时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都得到了“社会部之经费补助”(同上书，第215页)。当时还有个“中国社会学社”的组织，这个组织也受到国民党社会部支持。在一九四七年十月，这个学社举行了它的最后一次年会。这次年会在南京、北京、广州、成都四个地方同时举行。在南京的总社举行的会议上，谷正纲到会发表演说，当时的报纸这样记载说：“谷氏首称誉该社对我国社会学史及社会行政之贡献，大谓社会行政机关在我国仅有七年之幼稚历史，但社会部成立之始，渠即抱定学术与行政相沟通之宗旨，特设置社会行政计划委员会，其中大部分均聘请各大学之学者担任，故对学社会务至为关心，今后当尽量协助”。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向蒋主席致敬电文”，其中说：“夙仰钧座重视社会建设，鼓励学术研究，用掬悃诚，肃电致敬，伏维垂鉴。”

由此可见，在旧社会，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之所以不发生有没有前途的问题，无非是因为得到了当时的反动统治势力的维护的原故。到了现在，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没有前途的慨叹，也就是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谷正纲之流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完全崩溃了的这个事实的反映。

至于有用还是无用的问题，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社会主义一天天向前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就不能不愈来愈显出它是对于当前的实际生活无用的东西。有一个所谓经济学家最近说过一段话，不妨在这里引用一下，他说：“我们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我们集中领导，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也简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自由竞争，谁也不晓得对方。有些东西很复杂，如对外贸易和银行，因此有分析，为资本主义服务，为其国计民生服务。我们有计划，有平衡，不复杂，搞坏了没有多大关系，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物价生产变动影响那样大。我们不同，有些变动关系不大，物资少，顶多多排队。”这段话因为是个记录稿，所以看起来，不大清楚，但是所说的意思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是说，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等等，所以经济学家大有可为;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面，一切事情都和资本主义经济不同了，我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就没有什么事可干了。在这段话里，把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很“简单”的事情，“搞坏了也没有多大关系”，这当然是胡说。这是故意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说成好像是可以由人们任意安排，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瞧不起这种“简单”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十分欣赏那种“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但是这段话里的确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消灭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还能有什么用处呢?

现在，主张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人，要求在大学里设系，要求自由地出版他们的书籍，要求成立他们的学会，要求在国家制定政策时要参考甚至根据他们的意见，总之，要重视他们，重用他们。他们所要求的这些原来是在旧社会里都是已经做到了的。所以，可以说，他们是要求恢复他们所失去的阵地。

但是人民群众怎么会赏识那些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势力所赏识的货色呢?我们的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像谷正纲那样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来一个“学术和行政相沟通”。我们的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也必须以真正的社会科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来教育青年和人民。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现在已经失去了基础——资本主义制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新社会中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可能像在旧社会中那样得到国家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事。

现在的社会中是否还有人赏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呢?也有人赏识的，这就是反动的章罗联盟。这个章罗联盟不但表示赏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而且还预约了要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恢复它所需要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

有的右派分子说要“揭开两个盖子”。他们说，百家争鸣只是揭开了一个盖子，这还不够，必须来个“互相监督”，那就是揭开了第二个盖子。以前人们还不大清楚他们的意思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很清楚了。原来照他们理解，百家争鸣就是说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经济学、社会学等出笼;但他们认为单有这些东西还站不住，还要政治条件。他们所说的“互相监督”，就是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条件。由此可见，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来“揭开两个盖子”，那么势必还需揭第三个盖子，这就是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恢复了，然后资本主义的政治，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这一切才真正能站住了。正因此，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就成了恢复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中间的一个部分了。

二

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像许多人所指出来的，是根本上反科学的，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但右派分子企图使人相信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的。在《争鸣》月刊座谈会上有人说，不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完全不科学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所掌握的不可能全部是虚假的，都是和客观事物完全不相符合的错觉。”(该刊1957年5月号)

资产阶级社会学书中，当然不是一点事实都没有，如果是那样，连任何骗人作用也没有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常常罗列一些表面现象，片面地描述事实，然后从中任意地引出他们所要得到的结论来。科学是要发现事物的本质，发现客观的规律。说了一点事实并不就是科学。例如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说：因为日本人口多，所以要对外侵略。他是否说了事实呢?第一，日本人口多，这当然是事实。第二，日本曾对外侵略，这也是事实。但是难道人们可以因为他们说了两个事实就认为他们是提出了一个科学结论么?

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否为资产阶级服务呢?他们说不。在上述座谈会的记录中有这样的话：“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是一直存在着的，而且是复杂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不是只代表统治者一方面而完全没有代表反统治者的一方面呢?我想也不可能是如此的。”照此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学是既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方面，也代表被统治者方面，既代表资产阶级，也代表无产阶级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你也称呼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呢?而且因为阶级斗争“复杂”，所以“统治者一方面”和“被统治者一方面”就会分不清楚，他们就会由同一个社会学来“代表”，这种逻辑恐怕也只有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才能懂得。昨天，吴德峰同志发言中提到，上海有个“法律学家”说：资产阶级法律不仅体现资产阶级意志，而且也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这两个说法是可以媲美的。

我想在此顺便提一下陈达的《人口问题》这本书。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发言曾提到陈达的这本书。听说，陈达认为我是“断章取义”，这就是说，我歪曲了他大著中的意思。我以为，在批评任何人的时候，我们都不应当把他所没有说过的意思强加在他的头上。在人代会上的发言中，我不过是根据陈达这本书中的结论中的论述而指出，陈达在一九三四年认为，为了要收复当时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东北四省，必须先使中国的人口减少。这的确是十分荒唐的结论，但是任何人只要翻读一下这本书的最后几页，就可以看到，这个荒唐的结论并不是别人的捏造，而正是陈达自己在白纸上写下的黑字。

让我们读一读陈达书中的原文吧。这里说：“我国今日即使保存现有的国土，已觉有人满之患，何况失去四省?其影响及于我国人民的生活至深且巨。马尔塞斯着‘人口论’时，已觉当时我国人口太密，他以别人的观察为根据，以为我国的国土若加四倍，全国的人民才能得着安舒的生活。我国今日的人口比那时增加许多，但国土反而减少，人民的生活竞争当然愈形剧烈。”(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页430)这里是说，即使东北四省不失去，中国人口也必须大大减少(大概至多只能留下四分之一)才能好好过活，东北四省失去就更糟了。——如果当时陈达从这个前提得出结论说：因此必须赶快起来反抗侵略者，收复东北四省，那么虽然他的人口论的内容是荒谬的，但是他还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可是很奇怪，他从东北被日本占领的事实出发，却得到了应当更加注意减少人口的结论。请看他是这样说的：“为求四省的恢复，我国必需要有军事的准备，这是无疑的;但比较根本的问题恐怕还不是军备而是人口的减缩。人口的数量务求减少，人民的知识务求提高，人民的体力务求强健。易辞言之，我国立国的基础，要建设在有职业，有教育，有爱国心的民众之上，那必须要改良人口的品质。目下国土日蹙，外患日急，我们应该减少人口的数量，提高人民的知识，然后可以实行巩固国防的工作。”(同上书，页430—431)为了不至于有“断章取义”的嫌疑，我只好在这里多引用一点。这里难道不是很清楚么?“人口的数量务求减少”，这除了解释为人口愈少愈好，难道能有别的解释么?“应该减少人口的数量……然后可以实行巩固国防的工作”，这难道不是说，在外国侵略者深入国土的时候，不应当起来抵抗，而应当首先使自己的人口减少么?难道能够“取”出别的“义”来么?当然，这里除了减少人口以外，还提到“改良人口的品质”，“提高人民的知识”等等，但这不过是更加表明了，在当时陈达看来，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件事应当推迟到不知何年何月。应当说，这些言论在当时是完全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供理论根据的，虽然，这不过是十分拙劣的理论根据。

最妙的是，陈达的书中说完上面一段话后，接着就引用了一个国民党老爷的话，这是“国民政府中央委员覃振先生”在所谓“南京纪念周”上讲的话。大概是因为“国民政府中央委员”，所以这个社会学家觉得有必要在自己的书上引用一下。这段话是：“我国民族衰落，气象颓唐;益以灾荒饥馑，死亡率增加。现在人口已不满四万万，故今日而言救国，即在拯救民族，改良人种……时危势急，我应竭政府及社会之力量，以从事保种建国之图。……”简直妙极了。一个“社会学家”说，中国人口太多了，要抗日，必须首先大大地减少人口数量。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老爷说，中国人口太少了(“已不满四万万”)，如果不赶快“拯救民族”，大概中国人就快要绝种了，所以重要的问题也不是抗日，而是要“保种”。这两个看法的结论固然都是和当时主张抗日的全国广大爱国人民相反，认为首要的事不是抗日而是“人口问题”，但是所提出的论据明明是在互相打架。可是这个“社会学家”在引用了这个老爷的话以后接着说：“上述的意见，与我们‘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是相似的”(同上书，页431)。——这简直是连普通的正常的人所共知的逻辑都不管了，那里还谈得到科学?!

为了陈达这本书，我在这里多费了一点时间。我想，这也算提供了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究竟有多少科学性的实例。

但是我认为，应当指出，我们过去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过于不重视，这是一个缺点。对它们不重视固然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实在太缺少科学性了，在读这类著作的时候，实在不能不使人生厌恶之感。但是如果因此而置之不理，也不知道它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胡话，提出了些什么荒唐的论断和论据，这还是不对的。

我们应当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由是：一、资产阶级是阶级社会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本主义占了阶级社会中一个重要时期，而且现在还统治着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个阶级，也包括了解这个阶级的思想动态。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根本的问题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争，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之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斗争决不能放松。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总的结论是反动的，但其中也有些知识材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当然，在利用其材料时，必须批判其反动结论，并且辨别这些材料的真伪。

他们要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表示态度，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以这态度对待中国过去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也以这态度对待外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我们是要重视的，但这重视当然和他们不同。他们说，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基本上是科学的，不但为反动阶级服务，而且也能服务于社会主义，所以应该重视。我们则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体系是彻头彻尾，反科学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只能服务于资产阶级，而决不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主要敌人，所以要重视它。

三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种世界观、两种哲学、两种社会科学的斗争——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资产阶级哲学和无产阶级哲学的斗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一产生后，这种斗争就开始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斗争就越来越激烈了。在中国，自从马克思主义四十年前传到中国后，这个斗争也不断地进行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现代最革命的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思想界的基本状况就是，凡真正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都逐渐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凡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或者和反动势力妥协的人，就反对马克思主义或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接受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我们来写中国近四十年的思想史，其基本线索即在于此。

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处于资产阶级的事业灭亡，而无产阶级的事业一天天兴旺起来的时期。我们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灭资产阶级而兴无产阶级，在思想上也是同样。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物，资本主义制度死亡了，上层建筑当然不能照旧存在。现在在我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消灭了，只剩下了一点尾巴，然而人们头脑中还有资本主义思想，这是因为思想常常是落后于实际的原故，所以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我国现在社会上还有不很小的市场。但总的趋势是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天天灭亡，马克思主义一天天兴隆。这也是客观事实，客观的必然的趋势。

在右派活动中，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反动的政治立场联结在一起，这是很自然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哲学、社会科学上，能否求得真理，和人们的立场有密切关系。离开了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在哲学、社会科学上要前进一步是不可能的。既然过去几十年来，凡是真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那么，到了现在，在人们已经可以自由地接近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什么阻力来妨害人们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当然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愿意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除了坚持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以外，人们都会承认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事实，也就都会承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打开哲学、社会科学上的真理的大门。

但是人们要在自己的全部思想中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这是因为，第一，人们的头脑并不是一张白纸，原来盘据在里面的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会轻易地自动退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必然是在旧的世界观和新的世界观之间的一个斗争过程。第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学会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像右派分子所设想的那样，只是记熟几个公式来套用一下就行。在人们还没有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还没有真正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会随时冒出来，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是会表现出许多矛盾来的。一般地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在个别问题上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在根本的政治问题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学术问题上还没有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观点，还完全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观点，这种种情形都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从右派分子身上看到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观点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的密切联系，从这里得到了对我们极为有益的教训，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简单地看成一回事情。在学术理论上犯错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倾向于资产阶级观点，并不一定同时具有反动的政治倾向。对于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还表现着留恋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而主张资本主义。

有些社会科学界中的右派分子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动面目，自称他们不过是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犯了点错误。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他们根本没有进行自我改造，他们并不是在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社会的进步，恰好相反，他们是在力求“改造”这个社会，想使社会生活来适应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的确另外有一种人，他们是在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但是他们还没有彻底完成这种改造，因而思想上还存在着这种或那种矛盾。他们也会犯一些错误，但他们和右派分子是不同的。

在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在学术上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还有所留恋，这是一个矛盾。长期保存这种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个矛盾必须得到解决。解决这个矛盾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资产阶级右派所指出的路线，那就是坚持学术上的资产阶级观点，并且为它争取领导地位，以至一直走到政治上的反动立场。如果拒绝走这条危险的路线，那就必须坚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自己，继续扩大在自己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领域，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自己的完整的世界观。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既然是无用的了，那么，人们过去在这方面学到的许多知识是否都要一笔勾销呢?那也不是，仍然可以化无用为有用。这里也有两条路线。右派说，既然这些知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用，那就应当恢复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知识就可以重新变为有用了。这是右派分子所提出的路线。我们的路线是另外一条，仍然是通过思想改造，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要通过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去了解资产阶级的思想动态，了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用对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来教育群众，我们还可以在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中吸收有用的材料。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这些事情都作不了;但如果没有对于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的知识，这些事情也作不了。所以我们希望学过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的人，改造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是有特别作用的。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大军，即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军，在这大军中也要包含这一部分人。

毛主席说：“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22。]一切知识分子都要进行这样的思想改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研究的是阶级性很强的科学。他们的根本任务是要研究和解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问题，是要向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所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不能不特别显得迫切需要。

在哲学社会科学上的百家争鸣，是促进科学进步的方针，也是促进思想改造的一种方法。

在百家争鸣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并不是不同的阶级的观点的反映，这种争论并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争;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问题的争论一般是这种情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问题的争论，也有一些属于这种情形。但是在百家争鸣中的确也会出现资产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之争，而且这是在百家争鸣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的方针不是掩盖这种争论，不去进行这种争论，而是充分展开这种争论，因为展开这种争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有好处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有好处的。

应当承认，有这样的人，他们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承认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但是他们在学术问题上还保持着或部分地保持着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能不能马上强迫他们改变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呢?当然不能。思想问题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承认在学术问题上有发表资产阶级观点来进行辩论的自由，当然也同时承认有批评这种观点的自由。既然在政治上有共同承认的标准，那么虽然在学术问题上意见有所不同，而且有资产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的尖锐对立，但是他们相互间应当是能够进行摆事实、说道理的辩论以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的，应当是能够共同为追求真理而进行辩论的。我们相信，通过这种辩论将使马克思主义者得到有益的锻炼，将更加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通过这种辩论，也会使许多人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自己的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的世界观问题。

当然，右派分子也会利用百家争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从他们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出发的，是和他们的反动的政治活动相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并不真是要辩论学术问题，追求真理，不过是借这种名义来达到他们的反动的政治目的。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揭穿他们的反动的政治面目。我们也要进一步对他们所利用的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加以彻底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28。]我们要通过对于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辩论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我们的科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一切方面彻底地战胜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彻底揭露了右派分子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政治企图;我们已经在这个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是很重要的。但是取得这个胜利还不是事情的结束。还有许多工作要作。我们必须充分展开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之间，资产阶级哲学和无产阶级哲学之间，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社会科学之间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是我们以后长期的任务，我们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进行这种斗争。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