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同志》（十一）——反潮流（上）

《李进同志》(十一)——反潮流（上）

1966年11月，李进曾警告说，GPCR的领导者绝不会满足于对政治过失的浅尝辄止的整顿。因为敌人的根子已经深深扎下，必须彻底清算。她强调：“我们不仅要算这五十天的账、十七年的账，而且要算三十年代的账。”

所谓“五十天”，指的是从六月初到七月中旬这段时间。在这段日子里，主席被迫离开了BJ这个“针戳不破，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那里，胡服、156等人把持大权，通过向大学和其他斗争舞台派遣工作组来疯狂迫害镇压革命群众。随后，主席以长江畅游为号角，以惊涛骇浪之姿重返政治舞台，并以召唤数百万红卫兵入京的壮举，重新夺回了首都的主动权。

“十七年”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在这些年里，主席一直都未能完全掌握她所认为理应属于无产阶级的全部权力〔注：“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BJ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与斯诺的谈话——关于GPCR》(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至于“三十年代”，那是左翼世界主义风起云涌的鼎盛时期。正是在那个年代，她初次奋力挣扎，试图以**人和演员的双重身份中闯出自己的天地，却屡屡遭到ZC阶级左派的压制和打击。

在这种大风大浪的斗争氛围中，党内老一辈干部之间的界限日益清晰。胡服、156、陶Z、周扬、夏衍、田汉等人被彻底揭露为地地道道的走资B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文化反G命分子，是人民的死敌。他们的垮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们妄图复辟资B主义，妄图扭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潮流，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与此同时，ZD、CY、谭ZL等人则表现出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他们并未像胡服、156之流那样赤裸裸地同主席作对，但他们骨子里带有深重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一方面，他们想要跟随主席前进;另一方面，却又舍不得丢弃个人的地位和既得的利益，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这种半心半意、亦步亦趋的态度，正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GPCR的暴风骤雨中，这种犹疑不决的立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引导群众、不能指挥革命前进的。

当时，革命派的革命目标是建立一种“纯洁阶级队伍”的新秩序，并形成既有原则又具灵活性的革命机制。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他们把学生那种严格而迅速的学习、行动和遗忘的革命标准，推广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农民和工人虽然接受较慢，但一旦改造过来，就能在新的无产阶级秩序下得到更好掌握和领导。

在这些群众性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李进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通过各种宣传工具传播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革命思想。除了在革命样板戏和革命芭蕾方面取得了实际战果之外，她还坚决地把斗争矛头指向电影界，因为她深信电影是塑造公众舆论最有力的武器。她的直接目标和根本目的，都是为全国树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的典型。为此，她日夜教育文艺工作者要做到抛弃私心、勇于开展自我批评和批评别人。毛主席早就指出，革命的最高理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

随着1966年底旧的宣传部被GPCR彻底摧毁，新闻舆论大权牢牢掌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手中。大量ZC阶级、XZ主义报刊被坚决停刊。过去那些出版社妄图恢复三十年代的所谓“文艺创造力”，实际上不过是复辟ZC阶级文化垃圾的黑线，如今已被革命群众当场粉碎。电影制片厂被革命群众封闭清理，编剧、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中隐藏的牛G蛇神被揭发出来，进行PD，彻底清除出视野。凡未经中央批准的新片一律不得上映;过去ZC阶级影评家、影史学者所写下的大量文章，则被革命舆论狠狠批判为彻头彻尾的ZC阶级垃圾。与此同时，那些三十年代所谓“左翼文艺”中夹带的庸俗电影崇拜，也被文化革命小组的革命战士们彻底清算干净。

1967年2月1日，李进在GPCR的洪流中，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亲自召集了两个已经被革命群众接管的电影制片厂代表，向他们揭示并痛斥了隐藏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她当众指出：“夏象陈荒煤、夏衍、肖望东等，现在他们倒舒服了你们要有气向他们出，不要让他们在一边，坐山观虎斗，我们自己每天斗来斗去，睡不好觉，都瘦了，可他们在那里睡大觉，可胖了。这不行，不能叫他们把我们搞瘦。我们要把他们搞瘦，要叫他们睡不好觉，要经常的斗，白天让他们劳动，晚上要他们写材料交待罪行，每天交一份。”

在李进和革命群众的坚决批判下，这些长期把持文艺大权、妄图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动分子原形毕露。他们不仅在影片中玩弄阴谋诡计，企图通过拍摄来突出胡服、156、陶Z这些走资派，抬高他们的地位，掩盖他们的罪行，而且还妄图通过所谓“纪录片”宣扬ZC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毒害人民群众。

但是，在电影战线，同样必须坚持毛主席教导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摧毁旧世界，才能建设新世界。问题是：革命的新生力量从何而来?三十年代在上海所谓“地下文艺”活动中爬出来的那些人，虽然曾打着“左翼艺术”的幌子，但他们骨子里早已腐烂透顶。在国民党那里，他们阿谀奉承，情同意和;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却百般抵制、处处设防。

李进揭露道，这些“恶棍”居然炮制了一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但他们的险恶用心是要把光线和镜头投射到胡服身上，以制造ZC阶级的舆论。凡是涉及胡服、156、陶Z的镜头，必须坚决删除。至于那部拍摄胡服和其妻WGM在1963年出访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片，更是赤裸裸地宣扬“ZC阶级宫廷生活”的毒草。

李进说：“毛主席最不喜欢给他拍电影，在延安我认识主席时就是这样，我知道革命的摄影师都是想多拍一些领袖的资料。现在一切打着‘革命’旗号的摄影人都要拍摄主席的工作镜头，这是完全错误的。主席除了重大典礼外，不允许别人随便拍摄他的工作场景。而ZC阶级分子则为了博取一点虚假的光荣，拼命钻营镜头。胡服这个人尤其卑劣，他总喜欢挨着主席站，好像在同主席讲话，实际上不过是装模作样，借机抬高自己。他从来不愿意退后一步，表现出谦虚。”

在这场伟大的GPCR中，并不是所有的进程都一帆风顺。运动中始终充斥着复杂的阶级斗争与混乱，因为ZC阶级当权派决不会心甘情愿地交出他们的特权。他们必然会疯狂百倍、千倍地反扑，企图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GPCR。正如李进所指出的：在电影战线，破坏活动猖獗一时。有人强行夺走摄影机与胶片，霸占国家的汽车，甚至侵吞住房。这些罪恶行径，绝非中央的旨意，而是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B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垂死挣扎。

在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下，电影生产重新开始。李进明确指出，必须依靠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必须同电影战线上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紧密团结，开展对ZC阶级的坚决斗争。她斩钉截铁地号召：“那些牛G蛇神，决不能让他们死灰复燃!地主、富农、反G命、坏分子、右派，必须牢牢盯紧。只有左派可以造反，右派绝对不允许翻天!”

然而，李进同时严肃警告：左派队伍中有时会滋生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内讧的危险，必须高度警惕。右派正是妄想利用这一点，挑拨群众互相残杀，以便坐收渔利。正如戚B禹同志尖锐指出的：“当群众武斗得不可开交时，黑帮就在一旁拍手叫好!”

在谈到最根本的问题时，李进又进一步提出：GPCR不仅仅是外部的斗争，更是一场对内心世界的革命。正如她在谈话中反复强调的：造反，是一个既外向又内向、既是群众的又是个人的斗争过程。矛盾不仅存在于敌我之间，存在于人民内部，更存在于每一个革命者头脑中的自我问题。她引用前一天(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社论进一步阐明：

“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夺权斗争：夺党内走资B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我的头脑里也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我就时刻告戒自己头脑里的阴暗面。只有在思想上彻底夺了‘私’字的权，才能保证夺走资B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彻底胜利。”

“头脑里的夺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必须进行这个斗争。这需要有刺刀见红的勇敢精神。而进行这个斗争的最好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投入到工厂和农村GPCR的洪流中去，和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乃是克服知识分子种种弱点实行革命化的唯一途径。革命工人、革命农民的大联合，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和主力。”

当红卫兵们向她请教如何实现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的伟大联盟时，李进明确地回答道：

“不要向我请示。我们都是同志!”

“李进，请代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转达我们的敬意。”

二

4月12日，在WGM于清华大学遭到群众PD后的第二天，李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她的语气透出一种革命者的高度严肃，表明她对这场针对ZC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的斗争极为重视。面对以林彪为首、久经沙场且善于在动荡中谋取最大政治利益的军委同志们，李进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谦逊与理性，这与ZC阶级政客依靠煽动人心的蛊惑术形成了鲜明对照。

李进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主要工作：

“我是一个普通的**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

她把自己与主席的特殊关系比作文化教育领域的“流动哨兵”，翻阅报刊杂志，挑出值得关注的材料，无论好坏，都呈给毛主席阅览。

她接着说：

“主席对我们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 ”

“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那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

“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么新鲜。这篇讲话强调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为了阐明主席的教导，即领导人不应靠资本生活，而应为人民提供新的服务，她重复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历史轶事。她说：

“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蜇。(音;上下结构字，上为‘龙’字，下为‘言’字。──编者。)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的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蜇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ZC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ZC阶级夺回去。...... 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ZC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ZC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ZC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GPCR，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ZC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ZC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XZ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BJ，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CQ同志、姚WY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CQ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FGM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GPCR。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CQ和WY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WY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么，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音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ZC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XZ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1964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

“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

“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

“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

“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方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FGM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XZ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

“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三天后，一个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李进再次出现在群众中间。她与刚刚被任命为副总理、并经历了两年政治风暴考验的公安部领导人谢富Z同志一起，主持了BJ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庆祝大会。谢富Z担任该委员会主任。

“目前全国的形势，总的方面说来是很好的，是大好的。这个大好形势是毛主席领导着我们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结果，也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的结果。但是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有反复的。这是正常的现象。绝对平衡的事情，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没有反复，那是很少的事情。经过反复的较量，无产阶级同ZC阶级在GPCR中反复的较量、搏斗，才能锻炼我们。没有反复，怎么能锻炼我们。反复，不是坏事。在当前WC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ZB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她接着宣布首都的一项新政策。这一新政策由工农兵三结合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三结合组成，这两种三结合模式将成为全国行政、教育和生产单位的指导方针。她从BJ的胜利中概括道，权力已从新生的ZC阶级手中夺回，并以激昂的革命语言告诫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ZB主义道路当权派，是ZB主义复辟的代表，是BJ市反G命XZ主义集团的后台”，已被推翻。她强调，社会主义与XZ主义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必须继续，并且要通过斗、批、改的无间断进程来推行。她指出，政治局势中永远不会有永久的平衡，因此，必须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循环过程来不断推进。但她同时明确指示，“必须尽一切代价避免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