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平：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那场“革命”

文革，是一场人民民主运动，是一场被刻意掩盖和抹黑的人民民主运动。

今年，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0年。对于这段历史，有许多站在不同角度的说法和评论，但这不是写作此文的出发点，此文的重点在于对这段历史进行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

什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就是指不管是研究的逻辑和思路，还是根据历史资料所得出的结论等，都要符合或十分接近这场运动发动者的初衷，符合他对于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深邃考虑。如果不是抱着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分析研究，对所占有的历史资料随意裁剪，尤其是按照某种事先确定的调子去进行裁剪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就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科学结论。

六十年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种种说法，如“动乱”说，权力斗争说等等，这些说法尽管盛行一时，也曾经蒙骗过读者一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说法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浅薄性、局限性、功利性甚至矛盾性，越来越被更多的读者所讨厌、所抛弃，就是因为他们仅仅是站在一个平面上去看待那段历史，而不是放在一个立体的空间下去审视那段历史;仅仅是站在个人或者某个特定集团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因而也就不能准确把握这场运动的本质，把握这场运动发动者的初衷，更不能准确解释这一场运动，或者说，按照这场运动发动者的初衷推论下去，不会得出他们那些说法或者结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他们经常犯的一个毛病。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缜密、慎重思考了的，后人如果仅凭某种片面认识，就去评价这场运动，怎么能不走偏、不走样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作为历史事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包括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更是与毛主席对当时党内状况的思考，尤其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后代状况的判断分不开的。6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主席对于“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高干子弟搞不好，就是一个灾难”等一系列判断的正确。毛主席为什么能“比我们早看50年”，就在于毛主席的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多重考虑的基础上：

一是基于中国历史的考虑。作为洞悉中国历史的一代伟人，毛主席深知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政权更迭，大多起源于特权阶级的产生，一旦政权内部产生特权阶级，这个阶级就会越来越大，不可逆转。这种仅仅靠政权内部的力量很难解决的特权阶级，恰恰是一个政权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那个朝代自身已经无法解决腐朽没落的特权阶级而不得不被它所压迫的那个阶级所推翻。为什么会产生特权阶级?核心问题就是没有民主，历朝历代的人民群众没有监督当政者的权力。所以，毛主席就是要在他的晚年，创造一种民主的实现形式，让干部的权力在人民的监督下行使，以防止党的干部变修变质，不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币。

二是**要不同于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提到“**要不同于国民党”。作为被**推翻的政权，蒋介石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政治上没有地位，政权操弄在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官僚买办阶级手里，老百姓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没有话语权;经济上没有地位，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小农经济中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甚至被奴役的地位;文化上没有地位，文化舞台上的主角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从西方泊来的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的资产阶级文化，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的时间里，中国老百姓的处境为什么没有多少变化?我们不妨看一看曾经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张治中的剖析：“我们的病根在哪里?病根就在国民党本身，就在国民党离开了三民主义，丧失了革命主张!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但是取得政权之后就不革命了，三民主义的党取得政权之后就不要三民主义了。”

“何以见得我们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拿民权主义来说，在许多省份许多地方，民权变成自欺欺人的话，大部分的权柄都落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手，所谓‘民权’，变成官权，变成土豪劣绅的权、地主流氓的权。所谓民生主义，主要应在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外间盛传我们是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资本家，但是外间所指斥的官僚资本、豪门资本，能说是毫无根据吗?至于平均地权，不仅孙总理所念念不忘的，‘耕者有其田’杳不可迹，连起码的‘二五减租’也谈不到，二十年来本来可以做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做，民生主义在哪里?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核心问题，而农民人数又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问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虚度了二十多年的光阴，面对着这个核心问题不加以解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肯定地说，从以上分析，我们的病根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以上史料见《张治中回忆录》)

三是苏联因素的影响。到1966年，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立49年了，新中国成立17年。当时苏联出现的情况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苏联政权的运作方式，是毛主席判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未来会出现何种状况、变成何种模样的重要参考，而在以往对“文革”的认识和研究中，这方面的因素恰恰被忽视了。阎明复在《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一书中就提到，苏联高级领导人都有专门的疗养别墅，有专门的医院，有专门的保健医生等。刘少奇1952年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时，苏共中央联络部按照对兄弟国家领导人员到苏联休假的惯例，给每个团员发1万卢布，给工作人员发1000卢布，作为休假中购买纪念品或零花钱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派了一大批干部到苏联学习，苏联的政权运作模式、经济模式包括部队编制体制等，都深受苏联的影响。这里面，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如苏联干部的享受的特权等，有的就被照搬到中国来。苏联解体后，中国国内即便专门研究前苏联经验教训的著述，往往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简单归咎于西方搞的“颜色革命”，而忽略了它的内因，忽视了苏联后期出现的庞大的特权阶级，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

四是新中国成立17年党内的状况。与延安时期相比，与解放战争时期相比，党内的风气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与群众的关系是变得亲密了还是疏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以及党内是否已经出现苏联领导集团中已经出现的问题等，这些都是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需要予以观察和思考的问题。1965年毛主席重登井冈山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讲的话，无疑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一个判断和担忧。

五是对执政党有压力好还是没有压力好?对领导干部有压力好还是没压力好?这个压力来自内部好还是来自外部好?或者说，来自内部的压力能解决好官僚队伍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能更好地解决官僚队伍存在的问题?

六是以上所考虑到的问题，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整党的方式解决，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哪种方式更能有效解决党内存在的这类问题。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只有把以上几种因素都考虑在内，才能接近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真实的想法和动因。因此说，作为一个研究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有思想、有深度的研究者，需要学习毛泽东，要有毛主席那样有宏大的视野、博大的胸怀、深厚的历史积淀、深邃的洞察能力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站在他那样的高度去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全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去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而不是做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

“1789年，世界上未曾有任何其他民族像法国人这样，以史无前例的巨大努力，把过去与未来以及自己的命运截为两段，并用一道鸿沟将之隔离”，这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一段话。与1789年的法国人相似，1979年后，有些中国人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想把前辈在1949到1979这三十年间所取得的成就一笔抹杀，而把所有的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他们总是想“不让旧日的事物进入他们的新世界”，因而千方百计地开动各种机器把他们的前辈说的一塌糊涂，以标榜自己与前辈属于不同的世界;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总想把前辈的那段奋斗历史描述成一段“历史黑洞”，好像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段历史。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个人为制造的“黑洞”，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笼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头上的重重迷雾不断被拨开，它的真实面目——“民主”两个光辉的大字豁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这个“民主”前面还要有一个“大”字，即“大民主”，这不是人为贴上去的标签，而是这场运动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真实面貌：即它是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与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而非人为贴上“动乱”标签的“内乱”，这是一切革命党，更是**自成立以后为人民求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延安窑洞里“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承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的实践和发展。用“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方式，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监督官僚队伍，通过“三结合”的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而不是像中国以往的历朝历代那样，把国家事务变成少数人玩弄权力的游戏，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所不曾有过的，站在这个角度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变革，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这种进步揭示的一个道理就是：国家权力的人民参与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撇开人民群众，封闭运行的国家权力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政治进步，而是政治的大倒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被人为地划成一个政治禁区，不许触碰，不许思考，一切均以固有的调子，几乎到了谈之色变的程度。好在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由谁来涂抹的。不让国人触碰，挡不住外国人触碰;不让这代人谈论，挡不住后代人谈论。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把一个真实的文革告诉下一代，有责任把它放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背景下，把它的历史价值和伟大意义告诉下一代。

文革，是一场人民民主运动，而且是一场被刻意掩盖的人民民主运动，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