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给了我新的艺术生命

我虽然是党培养的一个青年演员，十四岁就开始学戏，但是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才真正开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扮演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从演才子佳人到演江水英，不能不经历一场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思想革命。

一九五六年，我从小学毕业后就考进了安徽宿县京剧团。由于文艺黑线的影响，剧团里谈不上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有的人要损人可以把你损死，要摔人也可以把你捧上天。有人就对我说，“你这块料就是好角儿，你要有好老师就来采了。”我也自认为是块“好料”，所以一面拼命学戏，一面后悔进了小剧团。从此，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坏思想就象霉菌一样开始在我脑子里安上家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我被送进上海戏曲学校。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下，学的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什么“地毯里出洋房”，“一招鲜，吃遍天”,“唱好了，吃蹦虾仁;唱不好，吃黄连汤，苦一辈子”，这类反动思想可以公开宣扬。在艺术至上、业务第一的背后，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政治。文艺黑线要把我培养成为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尖子”，贯彻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尖子”。这个“尖”冒得越高，就跟工农兵，跟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离得越远。

我刚进戏校的时候，作风还比较朴素，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还看不惯。可是慢慢地，从看不惯也变为看得惯，最后自己也学会了。本来我穿的衣服都是家里寄来的，后来却嫌妈做的衣服太“土气”了。起初我在政治上还要求进步，半年以后就入了团。可是这点政治热情不久也淡薄了。心想还是业务最要紧，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所以那时就只顾学戏，在舞台上演才子佳人，在生活中就模仿什么“夫人”的“高贵”，“闺秀”的“风度”。有的同志忠告我：“你变了，变得洋气了。”我还强辩：“怎么变了?我不过是跟着走罢了。”坏就坏在这“跟着走”三个字。跟着谁走呢?“跟”的是文艺黑线，“走”的是资本主义邪路。

一九六四年，伟大的京剧革命开始了，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诞生了。对于文艺战线这一场深刻的革命，我当时并不理解。上海青年京剧团(我在一九六一年被分配到这个团)是文艺黑线严加控制的一个单位。走资派搬来了田汉所谓的现代戏和传统戏“两条腿走路”的反革命方针，对抗京剧革命。为了装潢门面，他们也不得不排演一些现代戏，但暗地里却对我们说：“老戏不能忘，将来还是要演的。”实际上就是准备着有朝一日反攻倒算。而我那时根本不懂，演什么样的戏的问题，就是一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我以为，把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住人的戏演给工农兵看，就算是为工农兵服务了。刘少奇及周扬一伙就是这么说的。一九六O年我们下农村演出《三不愿意》，为了使农民听得懂，还特地用上海话唱，结果贫下中农根本就不要看这种庸俗无聊的东西。

在京剧革命的推动下，我虽然也希望能演一些革命现代戏，可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即使演现代戏也演不好。记得有一次排《审椅子》，因为从来没见过女生产队长是什么样儿的，只用了半天时间，到农村找了个女队长，看了看她的举止神态，听了听她的介绍，就算是“下生活”了。这怎么能塑造好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文艺黑线的反革命专政，给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整个文艺战线的方向、路线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立足点和世界观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或者说就自觉地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了。思想革命，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由别人来代替的。革命的道路还得自己去走，自己亲身去实践。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开始认识到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是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的必由之路，也想到自己是在红旗下成长的，劳动人民用血汗养大的青年演员，应该走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道路。但是真正要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老路走惯了，走新路就会不习惯。而革命的道路，因为要不断革命，就决不会是舒舒服服、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着斗争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也造了文艺黑线的反。但是造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就不是那么自觉了。正因立足点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所以就抵挡不住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的和右的各种谬论的影响。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也不能正确对待。反而一碰钉子就“逍遥”起来，曾有一度，功也不练了，嗓子也不吊了。我还对自己作了个“分析”：演铁梅吧，年龄太大;演阿庆嫂吧，不是那种料。大嗓子没有，武功不会，反正是希望不大。我开始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状态被分配到《龙江颂》剧组的。这同我所要扮演的江水英，当然是相矛盾的。

我还曾错误地认为，演现代戏要比演旧戏容易得多，只要跟生活中一样走路说话就是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排演《龙江颂》的时候，一上舞台，竟不知道手往哪里放，脚步怎么跨，觉得头脑空空，茫无头绪。过去演旧戏，只要照老师教的一套程式依样画葫芦，谁也不会来考究你究竟演得象不象，因为谁也没见过古代的才子佳人是什么模样的。现在演江水英，可得根据现实生活和剧本的规定去创造。英雄人物江水英是什么样儿的，广大观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心里都有个“谱”，离了这个“谱”，走了样，他们就通不过。但是这个“谱”，在我心里却是一盆浆糊。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由于长期脱离工农兵，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我既不了解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心中也没有他们的感性的形象，怎么会不感到空虚呢?要改变这种局面，化空虚为充实，逐步缩小自己同英雄人物之间的思想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0年，我们剧组先后五次下农村。我逐步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长期”、“无条件”和“全心全意”是最要紧的。而要做到这三条，关键在于有没有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自觉要求。这种要求当然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从不自觉到自觉，需要一个痛苦的磨练的过程。

记得第一次下农村，时间不到一个月，因为是带着一种被动的精神状态下去的，因此在劳动中总是怕脏，怕苦，怕累。还一心想找个“模特儿”，可是女干部只有一个女民兵队长，觉得跟江水英也对不上口。这样的下生活，自然收获不大。

真正开始触动我的思想，使我觉得收获比较大的，是三次去嘉定县外岗公社葛隆大队。葛隆是上海郊区有名的先进大队。我第一次去葛隆，领导上就关照要作长期打算。而我因为缺少这种思想准备，开头总是别别扭扭的。但是，贫下中农的光辉榜样毕竟在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时间一长，几度来回，和贫下中农接触多了，感受就不一样了。例如在“双抢”的时候，贫下中农早晨天不亮就出工，晚上挑灯夜战，几乎有使不完的精力。问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干劲，他们回答说，为革命种田，宁可自己受点累，也不能浪费集体一颗粮，影响国家计划。这朴素的语言，包含着多么高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比比自己，每天劳动只不过几个小时，贫下中农又总是把轻活让给我们，还觉得很辛苦，差距是太大了，自己确实是太娇气了。这种劳动上的差距，不正是思想上的差距的表现吗?

过去，我每次下乡总怕自己晒黑了。可是，和贫下中农共间生活和战斗一个时期，就慢慢觉得在劳动中晒黑了皮肤，锻炼了思想，是一种光荣。后来，我又进一步体会到：贫下中农不但形象是美的，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思想品质更美。

这里且说说我从一位女支部书记身上得到的感受。这位同志是在贫下中农中土生土长的，没有“官”的样子。葛隆的贫下中农都把她当作贴心人和领路人，有事都愿去找她解决。工作忙，会议多，但她从不脱离劳动。她对队里的家家户户都很关心，对后进群众更是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做思想工作。她很善于团结同志。有一位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过她，而且反对错了，但她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帮助和团结这位同志一道革命，使葛隆大队的党群、干群和干部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象这样的同志，在农村中很多。她们的为人是那样纯朴,那样亲切热情，思想境界是那样高，那样美，同她们相比，我就觉得自己身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气，实在虚假得很，不改不行了。

在火热的农村生活中，当我真正下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我才亲切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一教导的无比正确。在广大的社会主义农村，有着成千上万的江水英式的英雄人物。可惜，过去由于文艺黑线的专政，使我们不能去接近他们，学习他们，表现他们。原先我演的江水英，贫下中农批评说象个知识分子。这就是因为自己长期脱离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对自己要表演的对象不熟不懂，结果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意识中的东西带到舞台上去了。领导上要我表演出江水英的朴素、亲切、大方。这六个字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崇高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可我总觉得演不出来。例如江水英对李志田做思想工作要亲切、细致、耐心，可我从来也没当过干部，怎么个表演法，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对着李志田老是微笑,也不等于亲切啊!经过几次下乡，使我心目中有了活生生的形象，原先空虚的头脑才开始充实起来。这时才体会到演江水英这样的英雄人物，表演上是越纯朴越好，不要什么花哨的东西。

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到自己肩负着为工农兵服务的责任的重大意义。觉得这么好的贫下中农，这么好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怎么能不去表现他们呢?我们试验演出《龙江颂》，请贫下中农提意见，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这和过去演《三不愿意》的情景恰好是个鲜明的对照。贫下中农的殷切期望，使我感到应该赶快把江水英的光辉形象在京剧舞台上树立起来，演不好江水荚，实在对不起贫下中农。

只有思想革命才能带动艺术革命。过去演才子佳人，往往是“从自我出发”的。演江水英如果也“从自我出发”，从我原先熟悉的一套程式出发，必然要歪曲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从英雄人物出发，就要否定“自我”。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原先驾轻就热的一套东西不适应了，即使能用的也要经过改造。是守旧还是革新?这不单是艺术创造的问题，首先还是思想革命的问题。我过去学的是青衣。青衣的身段和唱念追求典雅妩媚，而江水英的身段和唱念必须刚健、挺拨、开阔;青衣唱和念的发声只用假嗓，而江水英的唱必须真假嗓相结合，念必须用真嗓，要富有时代气息，符合这一英雄人物的性格特点。这一连串的矛盾不通过深入工农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是解决不了的。就以真假嗓结合的问题来说，看起来只是声腔上的变革，实际上也是一场思想革命。开初我总怕练了真嗓会把假嗓练坏，丢掉了这个唱旦角的“本钱”，所以真嗓总是出不来。这里就有一个为工农兵还是为自己的问题。如果是为革命、为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练嗓子，就会丢开一切思想包袱，努力去克服自己原有的弱点，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艺术表演上来说，声腔只是一种手段，关键还在于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和把握了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做到以情带声。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真假嗓结合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当然，技巧的锻炼是重要的，但技巧总是为一定的思想内容服务的。我在实践中体会到在世界观改造上下功夫，努力缩小自己和英雄人物之间的差距，使自己在演出时内心充满激情，这才是最根本的。这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

几年来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文艺黑线曾经一步步把我引进修正主义的死胡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挽救过来，引导我走上了为工农兵服务、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光明大道，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江水英是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扮演的第一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也是我的新的艺术生命的开始。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就我来说，这种变化和改造还只是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第一步就经历了许多斗争。以后还会有新的斗争。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辈子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