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上围绕历史观的讨论日益活跃，各类“新史观”层出不穷。然而，历史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追溯过往的猎奇，还是探寻规律的镜鉴?本文认为，历史观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投射，不同的史观服务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唯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以革命为导向审视历史，才能揭示苦难的根源与解放的路径，超越民族叙表象，触及阶级压迫的实质。

一、历史观的阶级性：为谁服务，为何研究？

历史研究从来不是超然的学问，而是阶级话语权的战场。反动的统治阶级宣扬“英雄史观”，将历史进程归功于少数精英，以此论证剥削秩序的“天然合理”，要求被压迫者“安于天命”。这种史观的实质是维护旧制度，否定人民变革的可能。

与之相对，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坚持“人民创造历史”，旨在唤醒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揭示私有制是苦难的根源。正如毛泽东与蒋介石同读《资治通鉴》却得出相反结论：前者从历史中寻找群众革命的依据，后者则用以固化精英统治。若历史研究脱离人民立场，陷入对帝王将相的粉饰或对“精英决定论”的推崇，便走上了掩盖压迫、否定革命的歧路。

二、民族压迫的实质：阶级矛盾下的利益合谋

“清朝入关中断中华文明”“民族压迫导致落后”等叙事，常被简化为民族对立问题。然而，文明冲突的表象下，核心是阶级压迫的延续。清朝虽为满洲政权，却全盘继承并强化了儒家的等级秩序，与历代汉族王朝一样，依靠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剥削。所谓“闭关锁国导致落后”的论断，亦忽略了清代中国在全球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的事实——白银流入并未惠及劳苦大众，而是堆积于统治集团手中。

民族压迫的本质是阶级压迫的延伸。无论是元清时期的异族统治，还是汉唐明等汉族王朝，底层民众承受的苦难并无本质区别。日本法西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残酷镇压本族人民;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矛盾实则是特权阶层对各族劳动者的共同剥削。历史表明，压迫的根源并非民族身份，而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分化。

三、民族团结的幻象与真实：私有制下的合谋与公有制下的平等

在私有制社会中，“民族团结”常沦为统治阶层的合谋口号。历代王朝无论汉族或少数民族主导，均联合其他民族的上层精英，共同压迫底层民众。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残酷，与满洲贵族并无二致，印证了阶级利益的跨民族勾结。

真正的民族团结，唯有在消灭剥削制度后才可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特权，首次在各民族劳动者间构建了平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这一判断揭示了民族矛盾的阶级根源，而“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则指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实质平等。反之，若在私有制下放任阶级分化，即便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韩国)也会因阶级对立而撕裂，遑论多民族国家的虚假“团结”。

四、历史研究的使命：从批判到解放的革命史观

研究历史若止于考据或猎奇，便丧失了其批判性与实践性。无产阶级的历史观，旨在从过往斗争中提炼规律，服务于今天的解放事业。它揭示：劳苦大众的苦难并非源于生产力落后或民族差异，而是阶级剥削的结果;任何私有制下的“繁荣”(如工业革命后的英国)都以劳动者的血泪为代价。

因此，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唤醒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推动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唯有打破生产资料的私有垄断，才能终结民族对立与阶级压迫的循环。正如马克思所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忽略这一主线，任何“新史观”终将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精致伪装。

结语：走向人民的历史叙事

历史观之争，实为道路之争、阶级之争。剥离阶级分析的民族叙事，只会模糊压迫的根源;脱离人民立场的史学研究，终将沦为统治叙事的注脚。在纷繁的史观论辩中，我们需要回归一个根本问题：历史研究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特权，还是为了多数人的解放?答案决定了我们如何书写过去，更决定了我们如何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