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的导火索：被放大的男性失德个案

如今的网络空间里，不少女性仿佛患上了“厌男”症，提起异性就满是抵触，仿佛和男性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与隔阂。这种情绪的滋生，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和部分男性的不当行为脱不开关系，但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个例被无限放大，最终扭曲了大众的认知。

不可否认，有些男性受不良风气影响，活得浮躁又功利。他们沉迷豪车名表的攀比，热衷高端消费的炫耀，整日出入娱乐场所，好吃懒做却总幻想一夜暴富，心里打着坑蒙拐骗的主意，却又没那个胆量。他们从小没接受过正确的恋爱观教育，骨子里藏着对女性的轻视——把女性当成打发时间的工具、装点面子的饰品，从没想过要在感情里平等相待。

更让人反感的是，还有些男性惯于用“伪装”捕猎。他们面对女性时，总是摆出卑微谦卑的姿态，看起来温顺无害，实则骨子里极度自大。这份刻意装出来的“谦和”，不过是麻痹女性的手段，等对方放松警惕，自私与冷漠便会暴露无遗。也正因如此，才会有那么多令人下头的事件：恋爱时的甜言蜜语，转头变成家暴的拳头;分手时本该体面收场，最后沦落到要回礼物红包的算计。

这些事情刺痛了很多女性，让她们产生警惕和抗拒，这本是人之常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却被部分媒体当成博取流量的噱头。它们专门挑拣这类极端个案，用夸张标题和片面叙事大肆渲染，全然不顾事情全貌。而当下的人们，仿佛一个个孤立的“信息孤岛”，对社会的认知大多来自媒体报道，久而久之，这些被放大的负面案例，就成了很多女性对男性的“整体印象”，偏见与抵触的情绪，也就在这样的渲染中慢慢滋生。

人群画像：小资女性是重灾区

在这场喧嚣的争论里，很难看到底层劳动人民的身影——不管是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大哥，菜市场吆喝叫卖的大姐，还是车间里埋头苦干的师傅，他们大多对这类话题提不起兴趣。原因很简单，劳动人民的每一天都被实实在在的生活填满：赶工期、算收成、操心一家人的柴米油盐，他们的双脚牢牢踩在社会现实的土地上，对世界的认知来自日复一日的实践。在他们眼里，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从来不是“男”或“女”，而是“实在不实在”“靠谱不靠谱”，那些空泛的性别对立话术，在柴米油盐的现实面前，实在显得苍白无力。

相反，“男女对立”情绪的高发区，往往集中在两类群体：学生群体和小资群体，其中又以女学生和小资女较为突出(当然在整个群体中，都是个别的，占极小的比例，请勿对号入座)。

某些学生群体，尤其是个别被娇生惯养的女学生，生活圈大多局限在校园里，脱离了社会生产实践，日子过得相对无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能置身事外——当下社会的内卷压力、竞争焦虑，同样会通过升学、就业的预期传递到她们身上。她们会感到迷茫和焦虑，却又找不到这些压力的真正根源。这时，那些包装精美的“女权话术”趁虚而入，把所有不顺心都归咎于“异性的压迫”，这种简单直接的归因方式，恰好迎合了她们无处安放的情绪。靠一纸保证书，成功把学弟搞抑郁退学，并将自己推上了流量顶端的武大媛姐不就是这种人吗?

而小资群体中的小资女性，态度则更深地植根于自身的阶层属性。这个群体的生活大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追求着“岁月静好”的小确幸，秉持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她们既没有底层劳动者改变命运的强烈动力，也没有跻身上层的资本，于是便养成了摇摆不定的心态。在她们的价值排序里，崇拜的是手握资源的强者，是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而那些埋头苦干、生活朴素的底层男性，显然不符合她们的“理想标准”，甚至会被视为“拖累”和“对立面”。这种阶层偏见，再加上情绪的催化，催生出那些脱离实际的“田园女权”言论，将矛头对准了同为普通人的底层异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小资女性群体还长期受到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双重围猎。这种围猎看似将利剑对准女性，实则把男性女性一起扎得透心凉。资本语境下，大方热情的传统美德被彻底扭曲：女性被灌输“只有高消费、把自己包装得精致，才能体现价值”，于是“老娘与海”的旅游美照、西餐咖啡的精致打卡、金银珠宝的名牌堆砌，成了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尺;男性则被规训“必须赚很多钱给女性花”，要大方多金、一掷千金，仿佛只有满足消费主义的标准，才算得上“合格的男性”。

关于这种围猎的深层目的，我在《高价彩礼的本质》一文中也有过论述。资本的算盘打得很精：一方面通过消费主义洗脑，麻痹女性对现实不公的感知，让她们沉溺于精致的物质幻梦，忘记追问自身困境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掏空她们的积蓄，让她们为了追求更高的消费水准，不得不更卖力地为资本打工，创造更多剩余价值。在这种忽悠和洗脑之下，女性的价值观难免发生扭曲，满脑子都是消费和金钱，自然会把资产阶级顶层男性当成理想型——毕竟只有这些人，才能满足她们被资本塑造的物质需求。

这时有人会问，凭什么说同样都是学生，某些学生就更容易陷入性别对立，同样是小资群体，为什么小资女性就更容易产生“厌男”情绪?这是不是戴着有色眼镜?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确实存在对女性的不公平。女性相比男性，承受的压力和不公确实更多。女性要生儿育女、照顾家庭，这对于资本来说并非利好，所以女性在资本面前必然会受到歧视，在单位升职、工作安排以及求职等各方面，都比男性面临更多的不公平。但这个原罪，是资本的原罪，问题出在资本身上，而非男性身上。实际上，一个职场女性，不仅会受到男性的压迫，同样会受到女性上司的压迫，还会间接受到男性上司妻子的压迫——毕竟压迫打工者得到的利润，对于资本家家庭来说，是夫妻共享的。

这就注定了女性在男女平权问题上，要比男性更为敏感。这种敏感不能说是错的，反而很正常，也是广大男性应当理解的。不能因为女性敏感，就觉得对方无理取闹，毕竟她们作为男性的姐妹、伴侣与同胞，合理的诉求理应受到重视。

世界观的差异：阶层位置决定认知倾向

一个人秉持什么样的世界观，其实与这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尤其是经济生活中的位置密切相关，更与其基本需求、人生追求紧紧绑定。

如果一个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底层位置，上升渠道被堵死，人生改观的可能被压到极低，那么他必然会追问“这个世界怎么了”“我的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会开始反思舆论灌输的种种“毒鸡汤”——“勤劳致富”“知识改变命运”这些曾被奉为圭臬的口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会被他重新审视。他不会再轻信那些迷魂药式的宣传，而是习惯于从社会现实的角度考虑问题，此时他的唯物主义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若再能接触并接受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这种立足现实的立场会更加坚定。

与之相反，假如一个人上升渠道畅通，尤其是当依附于上流社会、依附于比自己经济和政治地位更高的人能带来巨大利益时，他就会天然产生一种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会让他倾向于相信主流宣传的内容，愿意被各种话术“忽悠”，变得听话、“感恩”，满口所谓的“正能量”。毕竟，顺从强者的规则，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优解。

而小资女性这个阶层，恰好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带，堪称“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她们的心态充满纠结与矛盾：一方面，也想靠着自我奋斗向上爬，却又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下的竞争环境里，自我奋斗的作用早已被稀释——论吃苦，比不过底层劳动者;论聪明才智，也不过是普通人水平，卷又卷不赢。另一方面，想依附上层阶级换取资源，却又缺乏足够的资本，不管是相貌、才能，还是情商、情绪价值，都不足以让上层人另眼相看。

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处境，最终催生了扭曲的心态：她们瞧不起底层人的辛苦与朴素，觉得底层男性“脏”“丑”“猥琐”;可上层人又根本瞧不上她们，不屑于为她们提供跃升的跳板。两头碰壁的憋屈与愤懑，总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她们不敢也不愿指向上层男性，只能将满腔怨气倾泻到最弱势的底层男性身上。这也是当下部分群体出现“厌男”倾向，且这种厌弃往往精准指向底层男性的核心原因。

说到底，小资女性对底层男性的厌恶，并非天生如此，而是社会规训与资本操控的结果。在资本膨胀的社会里，必须营造出这样一种舆论氛围：有钱不劳而获的人高高在上，辛苦劳动却囊中羞涩的人，则被贴上“猥琐”“狡诈”“无能”的标签。这种舆论导向，恰好契合了资本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毕竟只有让底层人互相敌视，才不会有人去质疑资本的剥削本质。而那些深陷男女对立、鼓吹田园女权甚至滋生“厌男”情绪的女性，还有被消费主义规训的部分男性，不知不觉间就成了资本的枪，被精准操控的流量和煽动的情绪牵着走，沦为资本维持恶劣舆论氛围的工具。

实际上，男女对立话题也好，“厌男”情绪也好，或者部分男性存在的“厌女”倾向也好，这些问题既不能怪男性，也不能怪女性。

这些问题是少数男性失德个案被媒体刻意放大、资本通过拜金主义与消费主义对两性进行双重规训、小资女性等群体因阶层困境产生心态扭曲，以及私有化膨胀下社会矛盾转移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

归根结底：还是私有观念膨胀带来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