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独立的思维是基因选择赋予人类的天资，这使得人作为绵延的群体能够在对周围存在的主观认识与描述的积累中构建起属于人眼中的世界。譬如，人人都认得那种由几条桌腿支起一块平面的物件：中国人称它为“桌子”，美国人则唤作“table”。可若抛开人类的语言与认知框架，以自然本身的视角去追问，桌子之为桌子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更进一步说，倘若抽离了人的思维活动，我们此刻对它的这番描述，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发问。或许，人类认知中的一切事物，不过是自然之物被主观思维异化后，所生成的一套仅在人类社会内部流转、传承的符号信号。而凭借人脑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能抵达的终点，终究只是一种植根于自然基底，却又被人类视角所框定的答案。

但这实际上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只需要以人类观去思考便能够实现所需要的。不过关键的是，人的社会会不断产出问题，而其中思考的出发是对于解决问题的一种意识上的主观趋向性，能够解决的前提则是思维过程的连续、深刻，这种前提并非灵机一动的巧思，而是自我思维革命的成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像零件被固定进了一台名为“制度”的机器，个体时间的自然性被完全改变，不论是流水线前麻木的工人，还是办公室内颓唐的白领，无不对如此窘况抱有深重的怨气。当然，情绪上的宣泄是人之常情，但不满中实际隐藏的是对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那么重要的便是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美好的生活，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不希望如此，而到达彼方的必然经过便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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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弃浅薄的“深刻见解”

达拉克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偏差，指能力欠缺的人会因自身认知不足，无法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从而产生对自我认知的过度自信;而能力出众的人则可能因深知领域复杂性，反而低估自身水平。不妨就如今的网络政治讨论环境来说，“经济学家不懂经济”、“政治家不懂政治”诸如此类论断不胜枚举。事实上这是现实与期望相违下群众基于朴素认知的自诩理性的情绪化观点表达，这种“理性”其实是建立在其自我保有的认识同接收到的外界观点达成正相关后的感性再输出。可以说，对于大多数人，其当前观点完全取决于他们看到的上一个说法。

单来说可以描述成一个环形回归的过程，只不过这是一个建立在三维空间上的回归，最终抵达的也一定是更高平面上的点。很显然，当今大多数人处于出发的阶段，其重点在于打破固有认识，这可以比作为从零到一的过程，毫无疑问是具有突破性的。不过问题也出在从零到一，因为零一之间并非只是一的差距，而是无和有的二元对立，前后强大的反差会强化人对于“一”的认同并加剧与“零”的对立。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会在接触“外界”后认识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从对权威的绝对信奉转变成为对任何形式具有公信力的信息的绝对不信任，但实际上构建思维的平面并没有改变，也可以说是正是因为思维平面的一定导致了前后的认知悖反。

可以说其思考“一”的方式并未摆脱“零”的局限，一切的基础依旧建立在他人的阐释，无非是道听途说了些反主流反权威的论断便恍觉超脱人间，独醒于世。比如总有人批判公有制时会用公妻制来作为矛盾点诉诸，认为自己仿佛巧妙地抓住了哲人思维的漏洞。但实际上他们对公有制的理解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财富即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它性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关系，也就是把妇女变成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这实则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形式。

不过反过来看，这种朴素的思辨同样也可以视作一种对于参与政治并试图改变什么的强烈渴望。这毫无疑问是值得提倡的，拓宽思维的边界固然是好事，但关键在于让这份开拓最终走向螺旋上升的认知回归——也就是形成一套完整的思维逻辑链，舍弃浅薄的“深刻见解”。否则只会陷入庸俗的民粹情绪宣泄，这并不能对解决现实问题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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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三维视角与“客体观”

我们所处的当然是一个三维的世界，不过就如同人往往会对熟悉的东西的质的特性而感到陌生一样，人也往往会忽略一切事物的三维特质，反而不断加深对其在某一二维平面特质的印象，并再由此强化并形成一种似乎客观的刻板印象，“客观”在于其确实描述了对象某一方面的特质，但这也会在人的脑中形成对物的标准化认知，使其在自我认知中成为于某些方面具有特征正义性的“神像”，而这种正义性会在认知中覆盖物的任何面。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有的人认识到了革命家可能在个人生活或者情感层面与常人无异、或违背伦理会导致其信仰与崇拜完全崩塌，最终落入与原本认知的对立。可以说意识中的人在人的意识中被异化成了带有标签的物，其在人的意识中的一切运动一定要按照标签所展示的同一性进行，并且这一认知观也会延伸到各处。这实际上与求神拜佛无异，无非只是神佛没有自主行为能力，不会辜负人的认知期待，而物质期待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人作为 “思考” 这一活动的发起者，其所有行为必然会裹挟着 “自我” 的主体色彩。正如前文所言，人反复深化事物在某一维度的平面印象，本质上是为了让事物能在该层面呼应自身的期待，从而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然而，这种以自我为轴心的认知方式，也必然会造成客观认知的偏差——周遭万物都会因与 “我” 的关联，在自我意识中被赋予特定的价值立场;而 “我” 自身，也会在这种用主观意识异化外物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自我异化。

由此可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客体化的视角。以自然的立场出发，全方位审视事物的固有属性与内在需求;跳出单一的主观维度，从多元视角切入思考，如此方能破除认知的藩篱，真正达成合乎事物本质规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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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抽象”思维

在早期马克思的眼中看来，思维的抽象或许是某种需要可以去避免的东西，因就像被视为不能把握现实的东西，或者至少被视为是和只能片面地解释世界的东西一样的。但事实上不论是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他都身体力行地使用了“价值”、“劳动”这类抽象概念作为认知中介来描述现象。在他之后的认知中也明白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只有用抽象的概念，才能把握现实世界——由它的现象渗透到它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写的:“如果事物的外在表象和事物的本质直接一致，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事实上“客体意识”也是对自我意识的抽象化代换，将思考行为发出者的主观意识同客观自然进行部分替换进而实现一种思考维度的转变。“抽象”并非是互联网中对于物与物间的关联性构建与娱乐化表达，其真正关键在于去具象化，以一种“物层面”的方式去思考，这需要跨过个人情绪并抛弃过去的认知。理解物，要先理解物“运动”的逻辑，那么就需要理解“运动”的“抽象”——一种基于纯粹理性的;基于物形成自身，把自身跟自身对峙，并调解自身，把自身表述为正题、反题、合题，并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的彻头彻尾、从一切开始时的从头思考。粗浅地来理解就是打破、抹除当下对物的一切认知，从头、从正、从反、从一切能想到并不断加之此前不能想到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它。品评物的“运动”不仅需要依附其本身质的特性与所处环境，同样重要的是将物从一切定义它的现实物质化表象中剥离出来，像是对待数学问题一样，借由多个能够对不同单一性质进行点对点抽象化概述、解释的理性表述对其进行符合科学逻辑的分析。社会科学由于其相较理工学基础语言的通俗性，往往每个人都似乎有提出观点并加以论证的能力，但实际上多数都无法脱离浅薄的情绪驱使以及带有些“烟火气“的朴素生活特质。

譬如对 “国家” 的理解：对多数人而言，国家往往被塑造成一种天然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令人敬畏的 “绝对正义” 象征，是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终极归属 ——以国家之名的行为被默认为不容置疑，即便结果背离预期，也只会被归结为执行过程中出现了 “坏人”，而非对国家本身的属性产生反思。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既不是由脚下的方寸之地，叠加被构想出来的、自带神圣光环的剩余疆域所构成的地理概念，更不是拥有独立意志的人格化主体。究其本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输出行为与意志的媒介;其所有行动，都是群体意志、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并不存在专属于 “国家” 这一名词的独立主观性，而是一个由多重维度交织而成的复杂集合体。人们对国家的认知差异，归根结底，正源于思考过程中抽象思维的运用程度——那些停留在具象化、情感化认知层面的理解，与穿透表象的、本质性的抽象思考，最终指向了截然不同的认知结果。

“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人都是社会组成的基本点，若想“动全身”，先要“牵一发”。新自我思维的诞生一定伴随着旧意识的“自杀”，改造我们的学习也就是改造我们自己，也就是改造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