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2下乡五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2下乡五

13.拒绝当队长

生产队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改选队长的。有的队队长干得好可以连任多年，而有的队一年就可能更换一两次队长。要当个好队长也不容易，不是谁想干就一定能干好的。

1971年春节刚过，我们二小队又决定增选队长。因为这三年以来，除了谢队长没动之外，邰队长被打伤后换了两次人，大家都不太满意，一直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代替邰队长。

可是这次选队长在大队干部的组织下选了三次，都因选票太分散没选成。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扩大化”后，原来“文革”的两派基本上是一派是扛锹的挖派，一派是受挫折的被挖派，人心不齐了。

三次都没选成，后来大家一致同意再选一次，这次谁的票最多谁就当队长，不管这次选出的人票数能不能过半数。

无记名投票结束，我得票居然最多。我当场说我不会接受这个大家的美意，我是知青，我要继续当个好社员。可大家不依不饶，说投票前全体社员已经有言在先，你尽管得票也没过半数，但以后谁也不敢不支持你，这是事先大家都同意的方案。

我不好再驳社员的面子，偷偷和大队领导讲了我不会接这个差的理由。大队领导最后通知大家，把选出的结果上报公社，由公社决定。

公社也同意我当队长。他们认为这件事只要做好我父亲的工作，我不接受也得接受。

我料到了这步棋，提前和父亲讲了，父亲同意了我不当队长的想法。公社派人来到我家后没有做通父亲的工作，这次队长我自然没有当成。

有几个想法，是我不当队长的原因。

首先，在那个年代要当好一个队长，要想把群众领向富裕队的水平很难实现。应该承认下乡三年，干农活我是可以了，但我还缺乏相当多的农业生产经验。远的不说，队里的三十来块地每块地种啥最合适?什么茬口改种什么最好?这些都是学问!我的水平不比社员高。

其次，我是高中毕业生，书本知识难道真的一辈子用不上了?我的心还没死。如果我当了队长，我承认社员包括没投我票的也会支持我的工作，但谁来当顶多一年分红一个劳动日也就多一两角钱，你干不出太大的名头。而我的性格是：干啥也好，要么不干，要么干出点像样的成绩。

再次是“文革”，特别是“扩大化”使我伤透了心。我当时心气并不高，没精神头操这三四百口人的心。

“我是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只是这种心理的托口词而已。

14.别小看了农民队伍

不要以为生产队是农村的最基层机构，社员们都是农民，只会干农活儿[ 这是现在许多知识分子经常犯的毛病。]。

在农村生产队里，工农商学兵，干过什么的都有。我们小队三百六十多口人，八九十户人家里，有1960年、1961年工人下放[ 指当时为了减轻城市负担，强制让一部分人迁到农村，转为农村户口的举措。这事应该是杨尚昆主抓的。]的;有祖辈经商的;有在部队当过团长的;有做皮匠、木匠、瓦匠、铁匠、瓦盆匠、编笆匠;有原戏班子的;有在北山里[ 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的俗称。]伐过木的;打过鱼的……五行八桌样样能人都有。

这些人干农活可能确实稀松平常不咋样，但若做起自己本行，那还真能组成一个小社会。

这些人的经历也各有千秋，不都从小就是农民。

在我们村，有给吴大帅[ 吴俊升，郑家屯人，张作霖的拜把兄弟，管吉林省的军队，后死于日本人的皇姑屯炸车事件。他当场死亡，张重伤，后亦不治。他是张学良少帅和于凤至的媒人，绰号吴大舌头。他应该有一个亲戚的后代是我小学同学，叫吴长全，现在(2018年)巴镇一小当老师。]做过饭的，有黄埔军校毕业的[ 钱旭，钱叔的父亲，杭州人。吴越钱氏后人(族人中著名人物有钱玄同、钱理群、钱三强、钱学森等，历史资料表明查良镛家和徐志摩家都曾经与钱家联姻)，1953年起在当地做教师，后于当地去世。]，有过去当过伪满警察的[ 霍七十三，爸爸曾经带他去割谷子，割得不好的那个就是他。听妈妈讲伪满时期他曾经在二龙地区管卫生，戴白手套摸住户家的房梁，只要手套上有尘土住户家就要被狠狠收拾，以至有的妇女正在擦玻璃听说霍来了会把玻璃打碎。]，有做过伪满旗公署署长的[ 包宝音图，虽然他级别高但并没有做什么恶事，所以解放后也没被打击报复。]，有当过土匪头子的[ 我后姥的前夫就是一个，姓刘，枪法极好。据说在四十米外平放一个子弹壳，他一枪就能让射出的子弹头钻进弹壳的开口里。络子的枪法都是出了名的，老人们讲辽沈战役时解放军曾经收过一批络子。据讲他们吊儿朗当根本没有纪律可言，但只要只要敌人在城墙上一露头立刻就会被他们‘点了名’。后因纪律实在太差，清除了出去。]，等等。

你要真想了解生产队，还必须了解这些人。从这些人的口中，你可以了解到过去的很多事。至今，我还不了解他们。

别小看了农民队伍，我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领导层都应该把农民的利益看得重要些，否则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很难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15.走向工作岗位的风波

公社送走了两次工农兵大学生入学后，1971年4月上旬，旗里“五七师范”招学员，又给了公社两个指标。文教助理梁老伯又找到我，说我要报上名公社肯定还是让我去。他还说：“这次报名的不少，况且培训半年就直接到学校上班工作。头三个月个人只拿伙食费，后三个月带薪培训。你家庭困难，这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发展机会，你赶快办理群众推荐书。你要是不去，公社就批别人了。”

因为这次不像入大学，需要两三年家中的费用支出，父亲也同意我报名。我和大队讲了我要报名的事，大队让小队召开社员大会，记录一下评议内容，大队再盖章通过。

我原以为，我要报名去是顺理成章的事，公社、大队都同意，群众对我更不会有意见。

谁知，在小队群众会召开时，民兵连长李××[ 李丈海，现在(2003年)也是西巴村的官儿，不是村长就是主任，这个领导他可做得年长了。]说了一句：“我妹妹也要报名去。”这样，社员没有一个发言的了。旗宣传队当时还在，队长老宫无论怎样动员大家发言，就是没有一个说话的。

一些社员悄悄地来到我身边说：“这不是为难大家吗?老李的妹妹有什么资格和你比呢?不用说她干得如何，她根本也没参加队里的几天活儿，谁了解她[ 李的妹妹也是高三毕业，是返乡知青，但她回乡只断断续续在队里干了半年活儿。]?但我们如果说不同意她去，以后你走了，我们怎么和他再相处?他可一直是队里的官儿啊!”

老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说这事好办。他大声对谢队长说：“谢队长，你分别领他们二人逐一走一走社员家，不用写社员的名字，让社员们都对他们做一个鉴定送公社评议，让谁去由公社决定。”

李知道这样一来他妹妹肯定走不成，就颇有自知之明地让妹妹取消了征求群众意见的过程。而我在队长的带领下走了十几家社员家，评语自然很好。队长说：“谁还不知道你?不用走了，大家肯定都同意你去，李肯定不会让妹妹来做这样的鉴定的。”

就这样，我在大队、公社连夜盖了章，第二天早上赶火车去了师范进修班。

三年下乡的生活自此结束了，我告别了实实在在的农民朋友。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农业知识，带着对农民深厚的感情走向干了后半辈子的教育事业中来。

16.“扩大化”即将来临

先介绍一下背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不久就指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阶级敌人和坏分子只是极少的一小撮。”

这个论断应该承认是对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两派群众相斗，这个原因太复杂，恐怕不是我这个平头小百姓能说得清的。在两派相斗的后期形成的那种武斗局面，毛主席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最根本的利益冲突”，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种做法可以说及时地挽救了大混乱的局面更没有错，不然不知道中国会有怎样的后果。

而内蒙古自治区的扩大化是怎样掀起的呢?这得从“清理阶级队伍”说起。

原来在解放前，内蒙古有少数人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据说这个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内蒙古自治区独立，成立不久就被取缔了。就连这些都是在挖“内人党”时知道的，以前大家还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组织[ 这个组织确实有可能存在，因为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而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当年的苏联老大哥曾非常想让自治区与外蒙古合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当时自治区的某些人想独立，不想并入共和国也是有可能的。自治区最后会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云泽，也就是乌兰夫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别有用心的人[ 见本书后边的参考资料部分。]就是利用内蒙古曾有过这样一个组织，并说这个党还存在，还发展了人，需要“挖出肃清[ 简称挖肃，谐音“挖树”，“内人党”冤案是“文革”最大的冤案。]”。这便有了一挖而不可收拾的内蒙古扩大化。

巴彦塔拉是挖肃重灾区中的重灾区。这是因为这里不但挖“内人党”，还挖“地下反共军[ 听二舅讲是布淇浩村四个年青人成立的组织，目标是迎接蒋委员长光复大陆，确实是一个反动组织。]”。几乎半数的成人都挂上了这顶帽子，有的被挖进去被“触斗[ 触及灵魂，触及皮肉，严酷斗争。]”。有的已放出风说是某某，只差被关进小屋(号)了。

那么“地下反共军”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不知是1960年还是1962年，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那年，本公社曾逮捕过四名青年。这些人有的是地富子弟，有的是二百五半吊子，他们成立了所谓的“地下反共军”被公安局逮捕。他们四人其中有的后来被判了刑。同挖“内人党”的理由一样，公社又同时挖“地下反共军”了。

人们叫挖派为“扛锹派”，其中打手之后被划为了“打砸抢三种人”分子，整个运动叫“挖肃”运动。

下面，讲述一下我的亲身经历、目睹和当时的耳闻。

1968年10月初，就在我和社员们割地时，见大坝上有几人骑马向西村奔跑，说是去抓有问题的坏蛋反革命。之后，不知是何部门的谁的命令，各生产队开始把本队全部有历史问题[ 指地主、富农、伪满时期的警察、当过胡子的、杀过人的、过去有过反动言论被戴过帽子的等。]的人关押起来看管。我在的大队关押了九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地富子弟。

秋收刚完，有一天晚上社员们到大队部开学习会[ 那时，除了夏锄秋收的忙日子，几乎天天开会学习。]。人到得差不多了，会刚开始不一会儿，有个看管这九个人的民兵跑进屋说：“老苏头[ 就是前边提到的割谷子割得特别好的那个老汉，割谷子是在他挨打之后的事，那时他的伤已经好了。]他们要造反!”革委会主任马上命令道：“把他们押进来!”九个人被押上舞台一字站好，低头撅着，进行了短暂的审问。先问老苏头。

“你为什么造反?”

“我们哪有那个胆儿敢造反哪!”

“胡说!你们不打算造反，炕席底下藏着锓刀[ 读“浸”，农村杀猪专用的一种刀具，样子有点像西瓜刀，但比西瓜刀长，也更锋利。]干什么?”

“我们哪敢造反，借我个胆我也不敢想杀人这码事!哪有那回事!刀是人家……”

没等话说完，“你不老实!给我打!”

几个打手持着三角带和钢鞭的便跳上台就打。一顿暴打，把老苏头打昏在地。

“取凉水来，把他弄醒!”

与此同时，又问另外几个人几句。当然回答都不承认造反，更不承认有什么预谋。

“你们都不老实，看来不逐一收拾谁也不会讲。给我打!”

于是又跳上来几个民兵，十来个人打其中的七个[ 两个地富子弟没被打，还算“文明”。]。时不时地还有人领着高喊：“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贼心不死的阶级敌人!”

这时，鞭子声响和炒苞米花声一模一样，里边还夹杂着阵阵哭嚎声。从民兵跑进来报告到此刻前后只有不过十来分钟。

我向后退出了人群。我不想这样打人，也不想跟在人群里边盲目地喊口号。

我沉思着想，就这几个糟烂老头儿，他们有什么力量能造反?要我是民兵，手里站岗还握着大木棒，他们真的要造反，我一人站在门口守着，他们也难跑出被关押的屋子!况且看守的不是一个民兵，而是两三个人呢!

在屋后边站了约半分钟，我出去了。我想真正弄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队部后院就是一小队的院子，只隔着一条街。我自己走进了看院喂马的徐大爷屋，他那会儿坐在上屋小队室，独自一个人看着院子。

我问：“老徐大爷，他们为什么要造反?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他们[ 指打人的这伙民兵。]扯他妈王八犊子!关着的这几个人怕被斗还来不及呢，哪还有心思敢想造反!”

“那老苏头行李下有锓刀是怎么回事?”

“是彭×白天求老苏头磨的，说是他明天要杀猪。老苏头磨完刀要交给我，我说你先给他搁起来吧，他就放在炕头的炕席底下了。这帮小犊子们不知是谁那么缺德，就说人家要造反，跑到前屋告状去了[ 此时徐大爷还不知道前屋仅十来分钟所发生的一切。]。”

短短的几句话让我全明白了。我不便直接回家，又回到了前屋。

这时前屋的一方是非要逼另一方说出是造反，有预谋不可，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叫要对方招供。另一方已是寥寥无几的低声不承认的回答声了。另外几人已打得不能争辩了。高喊口号声也不像开始那么凶了，只有稀下来的皮鞭声和打人者累得喘不上气的问话声。再一细看台上，两个子弟还撅着，其他七人已经被打趴下了。

他们棉衣已被扒下，身上血淋淋的[ 那时很少有穿衬衣的，包括我这个家庭挺困难的高中毕业生。]。用一句话来形容，就像癞蛤蟆的皮被打烂了，高一块低一块，青一块紫一块地流着血。

后来知道，这几个人是“幸运”的。被关进小屋打成内人党、地下反共军的，要比这“收拾”得厉害，而且是几日一问一打，甚至一天从早到晚地逼供信，连打带问，不让睡。越是当过领导，革命功劳大的，被打得越狠，父亲就是典型的例子。而那天挨打的地富只打了一次，难道“幸运”吗?

半个来小时的闹剧[ 我无法用其它词来形容。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下一步“扩大化”先来个杀鸡给猴看的，不是简单的闹剧。]过去了，当然没问出结果，几个人又被关到后院，其中有两个是抬回去的。会散了[ 听妈妈说当时她也在场，把她吓坏了，回家的路上她的腿都感觉一阵阵发软，快走不动路了。那时她还没有和爸爸订婚。]，一场小雨下完了，扩大化的大冰雹马上就要来了。

儿子，你不要以为我说没有衬衣穿是在诉苦，这是当时的实情。对于地主和富农，他们当然感到没有衬衣穿不如解放前。而对于大多数贫下中农社员，解放前东北许多人家炕上是没有炕席的，两三口人盖一条被是常有的事。前后对比，忆苦思甜，大家对生产队的生活并不反感，这就是大家经常乐哈哈地在队里劳动，一天到晚说说闹闹寻开心的又一个原因。人的生活确实不富裕，但人没有精神压力，没有危机感，所以一天到晚吃了干，干了睡，很少想到烦心的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