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纪事】十一，没啥别没钱

十一，没啥别没钱

1，穷日子的穷算计

军训期间最惨重的损失，是眼镜坏了。而且是从鼻梁中间一断两半，修都没法修。我没了眼镜就成了半个瞎子，赶紧从卫生队要了点白胶布缠缠勉强戴上，像是京剧里的“三花脸”。好歹对付到军训结束回到大连，立即去眼镜店，不料没有与镜片相匹配的眼镜架，只得全部重配。一下子用掉了十几块钱，我的钱包几乎支撑不住了。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很有底气的。先前我当养路工的工资不低，每月45.8元，通常用于伙食费15元、自费买书订报纸10元、日常生活开支10元，可以结余10元左右。当了三年养路工，多少积攒了一些钱，算来共有260元。在那年月，可算是个“小财主”了。

正所谓“财大气粗”，有了钱，难免大手大脚。入学时路过北京，曾在西单商场看到一块进口的欧米茄手表，不要手表票，价格是二百多元。这种机会很难得，当时有些心动，很想买下来作为上大学的“自我奖励”，但最终还是吝啬了一下，买了一支英雄金笔作为替代。它的笔尖是真正的14K金，写起字来顺滑流畅，手感好极了。有了它，我原来很感珍贵的两支永生牌铱金笔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然而好事不长久。大学报到后我去邮局给家里发电报“报喜”，在填写电报单的时候，旁边一人很客气地向我借笔用用，我想也没想就把自己的金笔递给了他。拍完电报我急急忙忙去赶电车回学校，正要上车突然想起了笔的事情，拔腿疾奔回到邮局，那人早已没了踪影!想不到看去文质彬彬的家伙，却是这样一个龌龊小人，让我真想破口大骂发泄一通!

这也算是一个人生小插曲吧。幸亏我在北京时候“吝啬”了一下，当时如果一时冲动买了手表，后来的日子就很难熬下去了。

入学后工资取消，被工农兵学员每月15.5元的生活费取代。过惯了大手大脚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穷光蛋，兜里的钞票必须细水长流慢慢消耗了。不过，我觉得积蓄的二百多元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只要精打细算，也许还是能够撑到毕业的。想当初我下乡插队的时候，家里仅给了20元钱，好歹也坚持了一两年呢。

我算了一下细账。假设我们的学制是四年，将有4个寒假、3个暑假;暑假太短不必离校，支出可以忽略不计，但寒假较长又有春节，必须回家。每个寒假的往返路费及零星开支大约要30元，四次总共120元;但是在家一个月白吃饭，可以省下生活费15元，四个寒假能节约60元，这样，总支出可降为60元。此外，假设每月有2元钱杂项支出——比如文具、牙膏、书籍、公交车费之类，四年大约还需要八九十元。

“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还有一项大开支没有计算呢!那就是嘴馋难耐的问题。食堂的伙食刮尽了肚子里的油水，我改不了当养路工的习惯，不时就得去市里的饭馆“改善”一下。对此，我也认真计算了一下：去掉寒假的时间，四年有不到二百个公休日，如果平均两周出去“改善”一次，每次消费不超过1元钱，总共不过100元。

如此算下来，尽管比养路工时期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但我的存款似乎还能略有宽余呢!

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地“下馆子”，只要别太贪嘴，每次控制在1元钱以下，就不至于超支。

若在如今，1元钱简直不算钱，顶多买包牙签;可在“物价稳定”的当年，就不算小数目了。那时一斤切面才两毛一、一斤鸡蛋才六毛四——当然还得有粮票或鸡蛋票才行。

毕业30年后的2006年，我重返大连，看到有轨电车还在满街跑，真是一种难得的城市记忆。

那一年我把大连市里的大小饭馆品尝了不少，只是不能再点南煎丸子樱桃肉那些价格昂贵的菜肴了，只敢吃海蛎子炒鸡蛋、白菜熘肉片之类的家常菜。在价钱许可的前提下，有时候也会忍不住要一份以前没吃过的东西尝尝鲜。比如有一次在秋林公司旁边一个挺像样的餐馆，我看到菜谱上有一道“拔丝苹果”，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价钱倒是不贵。点菜的时候，服务员的目光有些异样，我也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给我端来一碗米饭和一碗凉水，搞得我挺奇怪，不知那凉水有什么用。接着就是“拔丝苹果”了，黄澄澄亮晶晶的一盘子，用筷子夹起一块会拉出很长的丝线，看着十分漂亮。吃到嘴里才知道，那不就是苹果片裹糖浆嘛!这道菜整个都是甜的，对嗜糖的人来说倒是蛮过瘾;要命地是，放了没几分钟就凝成一大坨，筷子根本扒拉不开，我这才想起刚才服务员的异样目光，知道是自己“土鳖”了一把，这“拔丝苹果”原本就不是下饭的菜!不过它到底也是好东西，不能轻易浪费了，没办法我只有下手拉扯，一口“拔丝”一口饭，总算吃完了。这才发现那碗凉水没派上用场，心想它也许是用来缓解甜腻的吧?便端起来几口喝了。在旁边站着的服务员再也忍不住了，笑得捂着嘴往后厨跑。我知道自己肯定有什么事情做错了，可又不便询问，只能故作镇静目不斜视地出了餐馆。

后来我一直没好意思问过别人，过了许多年，才明白了那碗凉水的用途。伟大领袖不是说过嘛：“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我在这里成心不说，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不明就里的读者自己通过实践去猜一猜吧，亲口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拔丝”、该如何吃“拔丝”了。

至于那碗米饭，倒是相当让人怀念的。随着物质供应情况日益恶化，饭馆里渐渐已经不能供给纯粹的细粮了。即使是在大连最高档的饭馆，主食也必须“粗细搭配”，买三两米饭，需要配一两玉米面饼子或窝头，吃不吃是顾客的事情，粮票照收4两。

经过多次体验，我发现了一个好去处。在天津街的尽头有家不大的锅贴店，老板不吝用油，刚出锅的锅贴煎得通体焦黄、嗞嗞作响，即便是掺了一些玉米面也不影响口感，真是天下难寻的美味!当然聪明的吃客绝不会只有我一个，这小店每天从早到晚座无虚席，即使限量供应每人不得超过半斤，依然需要排队两三个小时才能吃上。为了消磨时光，我总是起早赶去，争当开门时的第一批顾客;买了饭筹牌牌之后，先溜达去友好广场，那里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叫“进步”，一家原先叫“中苏”、后来叫“友好”，看一场就近场次的电影，然后再回来等上半个来小时，就该轮到自己那份锅贴了。半斤锅贴七毛钱，加上一杯啤酒一毛、电影票一毛、来回电车费8分，总共九毛八，比计划的一元还省了二分钱。

1974年10月6日，我和孔庆文上街，他给我在中山广场拍了这张照片。看表情似乎心情不错，其实那天我过得并不愉快。当天的日记写道：“今天星期天，到街上照了几张相，买了一顶棉帽，又买了一双鞋。本因现在‘经济危机’，想省几个钱，买了一双‘老头鞋’，可偏是‘屋漏又遭连阴雨’，莫名其妙地丢了两块多钱，真正丧气!只好来个阿Q精神，只当自己下馆子吃掉了吧。鞋又买得不合适，一只大一只小，只得跑到天津街去换。一来一去误了几个小时，想想又觉得窝囊得可笑。”

让我没想到的是，刚刚过去的一年，竟会发生那么多的计划外开支。比如几个大项：春节回家往返途中，在上海游览了两天，明显超支;暑假时托同学购买绘图仪器，一下子就花了将近40元;夏天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衣，13元;买双布鞋两块五，用的是一张五元的纸币，商店找回两块五，我刚出店门不久就丢了，真是丧气透顶!

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零星开支。比如照相需要买胶卷，我总是买一毛钱一卷的处理胶卷，但拍了照片就要冲洗印制，开销远超过胶卷;上趟街来回电车票8分钱，去星海公园游泳来回电车票一毛六;写封信连邮票加信封就是一毛钱;还有买美术参考书、买油画笔具与颜料、买牙膏肥皂等日用杂品……看似不起眼，积少成多就不得了。

我终于不敢再下馆子了，为了解馋，甚至不惜起大早去很远处的一个小早点铺买烧饼。经过许多同学的考察与实践，证实那家饭铺的烧饼分量较足，掺的玉米面也较少。每个烧饼一两粮票5分钱，只是每人限买4个。我和金文华轮班，每人隔天去排一次队，可以享受两个热腾腾香喷喷的大烧饼。那代价是必须天不亮就出门，每次要排近一个小时的队。随着买烧饼的人越来越多，排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如此太辛苦，后来就很少去了。

无论我如何节约，总有坐吃山空的时候。有个月底，我和金文华都已经弹尽粮绝，搜尽我俩所有的口袋，居然找出来一毛九分钱，真让人兴奋。可惜商店里没啥好买的，那时候较好的红元帅苹果是两毛七一斤，虽然不贵也消受不起;最终买了一斤小国光苹果，我俩嘎吱嘎吱啃了，也算解了一次馋。

与此同时，口腔溃疡总是时好时坏，多次反复，折腾得我忍无可忍。医生先说是饮食不好营养不良，开了许多维生素B维生素C之类的药片，可吃了多少也总不见好;而其他同学和我吃的是一样的饭菜，却一个个活蹦乱跳，没有像我这么难受的。医生又说我是情绪波动精神紧张，需要调整心态加强休息多喝开水避免上火。这话似乎有些道理，我的情绪确实因为某种特殊缘由有些波动，但也不至于表现为反复无常的口腔溃疡;再说光喝开水除了更加饥肠辘辘之外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岂不是让人愈发情绪波动精神紧张!

说来说去，病只能慢慢熬着的，钱是万万不能没有的。

2，一点往事

写到这里，岔开话头，谈点别的事情。

说到这次上大学，每个人都有一大堆故事，但我的故事里有一点与其他人不同。因为，我不仅是上大学，还是回故乡。大连，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啊!

人的一生，有时会因为某个特殊原因而发生突然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我的命运是如此，我父母的命运也是如此。

他们原本素不相识，就是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命运发生突变，从而走到了一起。

我父亲是河南滑县人。正在开封师范读书的时候，突发“七七事变”，他毅然终止学业，投笔从戎。先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后到晋察冀边区从事军工生产。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组织的安排，他绕道朝鲜，于1947年抵达已被苏联军队掌控的大连，参与接管工业企业，到著名的建新公司工作。据说，建新公司当时是**和解放军史上最大的现代化军工企业。

我母亲是江苏无锡人。早年参加新四军领导下的太湖游击支队，从事民运工作，经常穿梭于游击区和敌占区，与日本鬼子和伪军面对面周旋过，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危急场面。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国共双方重庆谈判的约定，新四军主力撤至长江以北，她随大部队到了山东。后来停战协定破裂，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新四军改为中共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这时，组织上抽调一部分干部前往东北参加工业建设，她也在其中，于1947年10月到大连建新公司工作。

后来的故事，与当年的许多人相似。

持续多年的战争，使不少干部成为“大龄未婚青年”。于是，由党组织出面担当红娘，造就了很多姻缘。“组织介绍”，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现在的年轻人，未必能够理解呢。

1948年10月，他们结婚。第二年，有了我;隔了两年，有了我弟弟光华;又过了3年，有了我妹妹小青。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是“组织介绍”的成果。

父亲和母亲没有结婚照，这张照片是用他们在1948年时各自的照片合成的。由于我的“PS”技法低劣，显得很不自然。

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直到高中一年级的上学期，我人生的前16年，都是在大连这座城市度过的。这里留有太多的记忆。

1966年2月，由于父亲调动工作，我们全家随之迁居北京。刚刚过了几个月，“无产阶级文化大××”便全面展开。我在“大串联”的时候回过大连一次，仅仅呆了几天。此后，是三年“造反”、近两年插队、再加三年养路工生活，转眼七八年时间过去了，没想到我还会重返这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对于我这次上大学，许多熟人和朋友可能都会认为是借助了我父亲的力量。但是，却没有人直接问过我，大概是怕有伤脸面的缘故吧?

产生这种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就我父亲而言，毕竟在大连工作了20年，不可能没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尽管他现在仍在干校劳动，看去无职无权，但要想给自己的孩子办个上大学的事情，也未必毫无可能。

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有许多人对“文化大××”充满怀念，认为那时风气清明、干部清廉，是难得的莺歌燕舞的好时代。我只能说，这些人的记性实在太差，把那些腥风血雨阴暗龌龊的事情忘了个干净。比如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这件事情，实际上多有见不得人的情况，否则，中央也不会早在1972年就特地下发了一个“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19号文件。

而1973年我们所经历那场考试，虽然最终流产，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不正之风”有所遏制。就拿我们班的同学来说，也许不能排除有“走后门”而来的，但更多的人具有较好的文化底子，是那场考试给了这些人难得的机会。

至于我，最自豪的一点就是：无论是当初从农村招工去铁路，还是这次上大学，与父亲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我入学报到之前，家里对这件事情甚至毫无所知。能以这样的方式回返大连，让我自得之极!

当然，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我的命运，其实与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风光的时候，我是响当当的“干部子弟”、名正言顺的“革命接班人”;他倒霉的时候，我则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充其量只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此，尽管我上大学的事情与父亲没有直接关系，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是我始终无法摆脱的。比如，若不是他被“解放”、被恢复“组织生活”，我连入团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到上大学了。

不过，当年的我还没有这样的认识。我沉浸在自我陶醉的情绪里，总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源于个人的能力。我甚至因为没有自吹自擂的机会而感到十分扫兴。由此不难看到，“干部子弟”那根妄自尊大的小尾巴，始终牢固地长在我的屁股后面，一有机会就要翘起来招摇几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还会不断膨胀，让我闹出许多愚蠢的笑话。

话扯远了。其实我本来是想说，我对大连的感情，是非同一般的。

上大学后我使用新日记本写的第一篇日记，说的就是大连。

1973年9月23日，星期日。

来到我亲爱的故乡大连已经一个星期了。今天才有时间出去转了转。从火车站走了几个商店，到友好广场，又走过整条天津街，看到大连的市容变化不太大。我又走过我度过幼年的大连幼儿园，穿过劳动公园──这里管理得依然很好。大连的一些公园是外地所比不上的。

当走到家里所在地时，真认不出来了。周围盖了很多大楼。那座熟悉的小楼、那条街道，是我度过16年时间的地方，比我想像的似乎要小得多得多。

走到了肖羽家门口，想到7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不知变化如何，就没有进去。

顺着我所走过一千次的道路向斯大林广场走去，在庞为平家的楼底下犹豫了半天。最后硬着头皮进去了。开门的是庞为平的父亲。妹妹庞小谊居然第一眼就认出了我。庞为平到同学那里去了，但下午两点多钟他居然又回来了。他是1968年下乡的，1969年摔坏了腰，一直休养。小谊1970年下乡，也生病了。

待到晚上，吃了饭到肖羽家，他家的人居然都能认出我。7点半肖羽才回来。聊了一会，为了在9点半赶回学校，就回去了。他们一直送到车站。

没想到老同学们都还在大连。

对我来说，以前每一次命运的转换，前途总是无法预料，但这次有所不同。从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上完大学之后，本着“哪来哪去”的原则，我将返回原单位。因此，我在大连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几年，以后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回来。我必须抓紧机会，多走走多看看，让这座城市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所以，这一天我乘电车到火车站以后，接下来的路就全是步行了。

通过我在日记中的简单记述，对于熟悉大连的人来说，不难了解这一天的具体路线。

那天印象最深的是海味饭店吃的午饭。我觉得大连的饭馆要比宝鸡还便宜：一杯啤酒一毛钱，一盘下酒的酱鸡脖才两毛钱，加上一份怀旧的樱桃肉和一碗米饭，总共不到两块钱。习惯了当养路工时“高收入”的大手大脚，这点开销实在不算什么。更何况这还是我重返故乡的“纪念餐”呢!

我对这顿饭之所以记忆深刻，不仅因为这是我到大连后的第一次“挥霍”，更因为后来物价急速上涨，这顿饭将是相当值得回味的了。

下午的重点，是寻访故人。

走过我家原先所在的保健街，心跳陡然加快。没想到周边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儿童医院新建了大楼，使老街显得更加狭窄短小。我家的院门关着，隔着院墙眺望小楼，想必它早已换了新的主人;正是中午，也不便打扰，只能过门而不入了。

肖羽是我的中学同学，就住在南山的坡上，以前我俩经常结伴一起上学。只是多年没有联系，不知他家是否还在原处，我未敢贸然敲门。

庞为平是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学，他妹妹庞小谊又是我妹妹的同学，所以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一直到我去陕北插队，还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但是，那两年全中国的人都遭遇了极大的动荡，比如我家，我和弟弟下乡插队，父母和妹妹去五七干校，后来我又被招工进铁路，我和庞为平就此失去了联系。

这次回大连，他是我第一个想找的人。

我的运气真好，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他们全家人居然都在!

庞为平的父亲庞殿英，原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工作。在当时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位熟悉的和蔼长者。我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化工系的主要领导;“文×”以后担任了大连工学院的副院长——当然这是后话了。庞为平的母亲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见我突然出现，像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一样兴奋，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所给予我的关怀，完全不亚于我的母亲。

庞为平的父亲在“文革”初期曾受到冲击，也许是“历史清白”的缘故，较早便获得“解放”;庞为平的父母虽曾下放干校，所幸时间不长;小妹妹小耀年幼，还在上学;这些情况，可能是他们家没有外迁的原因。不过，庞为平和庞小谊兄妹俩先后下乡插队，最终都因伤病不得不回家休养。

庞为平的运气不好。刚插队一年，干农活的时候马车翻了，腰部严重受伤，无法继续在农村劳动，折腾了几年，好不容易办理了“病退”。我们见面的前几天，街道刚刚给他安排了工作，是大连市场卖鱼的售货员。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因为就他的腰伤而言，根本不能长时间站立，这工作完全无法承受。所以，他仍处于“待业”的状态。

庞为平的母亲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饭招待我，餐后我俩再去肖羽家。肖羽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基本都是插队知青。我们本来就很熟，聊得很尽兴。

从小学到初中，庞为平(左)和我(中)一直是同学。1965年8月，我们又一同考上母校大连一中的高中。他与另一位同学常维琦(右)去学校领取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特地送来我家。

3，我的另一个“家”

借写这部书稿的机会，我要向庞为平一家表示最最衷心的感谢，尤其是他的妈妈。她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在我重返故土孤身求学的时候，她让我真切体会了家的温暖，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庞家原籍山西，所以他家的语言也有多种表现方式：家里人交谈是鼻音很重的纯山西话，对外使用不太规范的普通话，同学朋友之间则是带“海蛎子味儿”的大连话。庞叔叔是位和蔼的家长，在温和中自有一份威严，但并不让人感到拘束，这点与我父亲很相像。阿姨则是辛勤的家庭主妇，总在忙忙碌碌，把窄小局促的屋子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由于从小常去他家，我习惯了叫庞为平的爸爸为“庞叔叔”、叫他的妈妈为“阿姨”，以致从来不知道她的姓名，这是让我感到惭愧的一件事情。

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每次我去，她都是关切地问这问那、嘱咐这嘱咐那，比我自己的母亲还要用心呢，所以我去他家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样——这话也不完全对，因为我母亲是个躁脾气，我自己的家常会有一些啰唆事麻烦事让人闹心;而阿姨这里总是很平静很安宁，似乎是一个与尘世喧嚣无关的小港湾。

当然，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烦恼，只是她努力不让别人看到而已。比如，正在待业的庞为平兄妹，工作无着，前程堪忧，本是让人颇为操心的事情，而阿姨却看得很开，把心放得很宽。如同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瓦西里所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对生活总是抱着乐观的态度。

若说家庭宛如一杆秤，庞叔叔是那压秤的砣，阿姨就是定盘的星。

在我的印象中，阿姨永远是一副笃笃定定的样子;身上的衣服尽管很旧了，却总是利利索索的;一头微卷的齐颈短发，始终齐齐整整的。每次我去，一拉开房门，最先听到的就是她那亲切的声音：“来啦……”一股温暖的微风，扑面而来。

从我第一天出现在他们家，阿姨就说：“每个礼拜天，一定要来家里吃饭。”那语气是十分坚定的、不容犹疑的。

于是庞家就成了我主要蹭饭的地方，远远超过了去沈鹤鸣的海校。这让我心里很不安。

去沈鹤鸣那里蹭饭，我多少还有点阿Q精神，可以用歪理宽慰自己，认为部队待遇好，沈鹤鸣工资高，吃的是食堂的客饭，不吃白不吃。可是在庞家就不同了，大家的粮食定量有限，我去多吃一口，他们就必然少吃一口;而且每次去不是饺子就是馒头，最简单的也是面条，偶尔还有极其珍稀的大米饭，消耗的可都是细粮呢!一周之内的其他6天，他们全家差不多顿顿都得吃玉米面高粱米，才能省下星期天的这顿细粮。我得有多厚的脸皮，才能不知好歹地去蹭这顿饭啊!

可是，不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在他家吃过中午饭，我照例告辞的时候，阿姨总要嘱咐一句：“下礼拜天早点来呀，咱们蒸萝卜馅包子!”或是：“下礼拜天咱们擀面条。”如此连下个礼拜天都安排好了，让我难以想出拒绝的理由来。

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我只好以下厂实习、去农场劳动等种种借口“请假”。万一有哪一次忘了提前打招呼，她会派庞为平直接来学校，看看我是不是病了，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消息?那时候没有电话，真是麻烦得很。

其实我是很愿意常去他家的，吃饭是一方面，关键是还有许多“精神食粮”。庞为平不知道哪儿来的路子，经常能搞到一些“内部书籍”，除了国外经典名著，还有一些新出版的作品，像内部发行的苏联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等等，我都是在他家读到的。尽管我们是老朋友了，但我知道规矩，从不开口向他借书拿回学校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些都是“禁书”，万一被别人发现可不得了，我不能给他家和我自己找麻烦。所以，每次我都是抓紧时间囫囵吞枣赶紧读完。

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这些“苏修”的书既然很“反动”，为什么还会被翻译成中文、还会“内部出版”呢?连我们这样的普通百姓都有机会看到，说明它的发行量是相当大的，有资格阅读这些“禁书”的人应当不少，又有什么必要非“内部”不可呢?

如此读书使我练就了快速阅读的本事，那些几十万字的大部头小说，我基本能在午饭前的两三个小时内浏览一遍;有的书太厚，饭后再看上一两个小时，就得赶紧告辞了，否则阿姨又会留我吃晚饭——那样的事情并非没有，但连蹭两顿饭，让我太难为情了。

我在埋头读书的时候，庞为平也在忙他自己的事情。大概从初中开始，他就喜欢上了电子技术，总是在琢磨组装收音机等玩意儿，而且成效显著。那一阵他又在钻研更“高精尖”的东西了：想要用一台从废品堆里淘换来的破烂电子管示波器试制电视机。

大连的电视台是1974年5月1日正式开播的，只有极少数单位的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看电视的殊荣，庞为平的研究也太超前了。而且示波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与电视信号接收器相差甚远，所以我总认为他是异想天开。可庞叔叔与阿姨并不干涉，随他自己闷头鼓捣，搞得满屋子都是松香焊油的呛人味道。

终于有一天，我刚进他家，就见庞为平得意洋洋地喊：“来看看吧!”那示波器显像管的屏幕小得可怜，只比吃饺子用的醋碟子略大一圈，里面真的显现出一个方形的图像，虽然“雪花”很重，倒能辨认出来一些火柴棍大小的活动人形。尽管图像又小又模糊，还需要不断调整天线位置以改善播放效果，但那的确是真正的电视节目!我不能不由衷地赞叹：这小子太有才了!

我始终不明白他是如何发明了这样一台奇妙的设备，对我来说，实在太神奇了。尽管我有机会上了大学，而且后来还阴差阳错地干过十几年计算机维修，可事实证明，我实在不是干理工的料，所以最终只有改行从事文字工作。

庞为平恰恰与我相反，天生就对电器类的东西感兴趣。后来他虽然没有去大连商场当卖鱼的售货员，却被分配到了一个生产瓶盖的街道工厂。据说那还是因为他有腰伤，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所以才得到的“特殊照顾”。

有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放在庞为平身上很合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庞为平的电子专业知识居然在小小的街道瓶盖厂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他们厂后来成为专业的瓶盖制造企业，还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庞为平作为最主要的技术骨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后来他给我详细说过有关瓶盖制造的知识，让我大长见识——瓶盖虽小，天地很大!我们可以认真看看自己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瓶瓶罐罐，那些各具特色的封装方式是不是相当复杂呢?

庞为平1976年被推荐上大学，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回厂，后来当了技术科长。不料，50岁时却因国家形势影响而被迫下岗。但功夫是不会荒废的凭他的能力，不愁没活干。挣脱“铁饭碗”的束缚，靠自己的本事奋斗，空间更大。至今在网上还可以查到，1992年由轻工业部制定、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3521-1992)冠状瓶盖”的5名“主要起草人”中，赫然列有庞为平的名字。

庞为平与我同岁，过了退休年龄多年以后，他仍在忙着工作，有时还会自费来北京参观一些国外仪器设备的展览，或是购买一些专用的电子元器件，常会在我家落脚。

他说：“凭手艺养家糊口，把孩子养大成人，我挺自豪。”作为这辈子交往最久感情最深的朋友，我相当佩服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