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地处中条山深处的541基地，这场变革成为其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军工项目，541工程曾承载着国防工业的重任，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军工战士。然而，在时代转型的阵痛中，这座曾经的军工重镇逐步走向衰败，留下了一段充满沧桑的集体记忆。

基地全线失守

1986年9月，国家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由原来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并在1988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规定：“企业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

在脱离军工序列前，541各厂在企业管理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步子迈的不大。因为毕竟是多年的军工企业，国营性质，即便是上面高调强调改革，还是要充分考虑职工的利益。划归中信集团后，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鼓噪下，541各分指的厂长们迅速实行“人、财、物”的改革，“用人一人定，签字一支笔，决策一言堂”。企业管理层由厂长组阁，谁当企业党委书记，谁当副厂长，谁当工会主席，均由厂长说了算。党委、工会、职代会形同虚设。最终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副厂长围绕着厂长转。彼时的厂长负责制变成了个人专制，党群机构、工会组织成了摆设，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被撩一边。

三线军工战士的自豪感、荣誉感彻底丧失。

市场经济变化莫测，由于541各分指领导决策连连失误，一个个分指被搞垮，职工生活变得异常窘迫。最先陷入困境的是一分指，在541基地开启了拖欠工资的先河。这股风很快就在541各厂蔓延开来，有的分指半年不发工资，有的分指的职工甚至一年领不到工资。时间长了，各分指职工对发工资的时间都有了统一的认知，那就是五一、国庆、元旦、过年这些节点会发工资，其他时间是没准点的。虽然近几年拖欠工资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工资仍然非常低，普通职工大多五六百元。工资可以低，可以拖欠，但职工家属看病和孩子上学怎么办?彼时，没有哪家医院和学校是慈善机构，可以任由你拖欠不缴。职工家庭因看病、上学致贫的比比皆是;第一代老军工，现在大多八十多岁了，得了大病基本上都放弃治疗，躺在家中默默等待上帝的召唤;中国自古有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习俗，可这些老军工早年来自全国各地，挈妇将子、背井离乡，家乡早已没有了他们的立锥之地，唯一的归宿，就是绛县专为这些三线企业设立的殡仪馆，他们遗憾地闭上双眼，蜷缩在方寸间。

一分指由于长达一年多不发工资，一年当中，竟然有18人先后因贫病交加而选择自缢。有个职工为了养活妻儿，深更半夜去农村偷拿农民喂猪的麦麸当口粮，当农民跟踪到他家里时，才发现一家老小竟然以此为食。农民兄弟不禁当场落泪,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回家扛了一袋面粉送来。

即便是这样，厂里朴实的工人们每天还是坚持到点上班。

位于翼城县山里的三分指，一个离异的女职工因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而感到绝望，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来到后山上吊自缢。其他分指因无法活下去，选择自缢、喝农药的人也大有人在，人们天天听到的都是这些令人脊背发凉的噩耗。五分指有个职工，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下班打零工，上山帮当地老百姓摘山楂果，结果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摔成残疾，至今靠轮椅度日。

与此同时，在国企改革的旗号下，国有资产大量向承包经营者手中转移，价值百万的设备几万就卖了，任用干部大肆收礼。早在九十年代中期，541某分指领导的夫人在参加同学聚会时，就明目张胆地说自己有五百万工资存款。工资改革已经进行了无数遍，然而一遍又一遍的改革，换来的却是领导的工资越改越高，职工的工资越改越低，且还不能按时发放。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虽比七十年代的几十元上涨了不少，但同期的物价打着滚往上涨，这点微薄的薪水只够全家喝稀饭了。虽说541在大山里，物价却一点不比外边低，甚至比当地县城里还高。

也正是天高皇帝远，才导致国企监管缺失!

各厂的领导都很忙，他们整天不是出国考察，就是到处开会。他们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想尽千方百计地把厂里的设备倒腾出去，在外面开起自己的小工厂。他们出差拿补助，一方面给工厂找活，一方面给自己小厂找活。由于厂里的客户和他自己的客户都是同一人，所以他小厂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就退到了厂里，厂里合格的产品算他的;厂里的货款可以不要，但他的货款绝对不会拖欠。各厂下面的车间，以二级开发的名义，公开将厂里的物资拉到厂外出售了，几个中层领导共同分账。

有的分指的领导为了追求产值，获取政绩，责令车间加班加点干活，加工出的产品被源源不断地拉到几千里之外的客户厂家。由于超计划供货，对方厂家拒绝接收，不得已还得自己在人家那租库房存放。年底一统计产值是上去了，有多少个亿，可是过完年产品就又从外地拉回来了，说是退回返修。产值有了，可是利润到哪儿去了?工人干了白干，一分钱工资都领不到。

有的分指的中层干部把一个原本好端端的单位搞垮了，年底竟然被评为公司级先进个人;换到另一个单位，用不了几年又把那个单位彻底搞垮了，结果竟然成了省级劳模。也难怪，把一个单位搞好不容易，也很难捞钱，而把一个单位搞垮太容易了。为什么要搞垮呢?只因搞垮了才能捞到钱，有钱了才能上贡，上级领导收了钱才能提拔他，至于工人怎么活下去，那不是他关心的事情。

美其名曰“市场经济，适者生存”!

在541，把一个单位搞好是不正常的，搞不好那是再正常不过的。至于541的情况，上面不是不清楚，他们一方面粉饰太平，另一方面，总是幻想着用市场经济的法则去解决计划经济遗留的问题。

位于闻喜县的6分指和10分指严重亏损，依照企业法先后进行了破产。结果破产后造成了几千职工和近万名家属生活无以为继，流离失所。而大大小小的领导却在破产的同时大肆进行暗箱操作，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六分指破产后，原来工厂里存有价值上百万的数控车床、刨床等先进设备，还有各个车间的成品库、材料库、废品库等仓库，这些库房都有详细的账目，然而这些东西的处理情况，广大职工却毫不知情。破产破得工人阶级彻底成了无产者，而一些领导们却成了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

541最后陷入困境的是17分指，17分指是541的自备电厂。早在七十年代，17分指还没投产时，各分指用的都是地方上的电。由于用电没保障，几个分指都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穷山西烂绛县，不是停水就停电”。17分指拥有4台2.5万千瓦、1台2.7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总容量12.75万千瓦，并且拥有110KV、35KV、10KV变电站各一座及相应的输配电网络，承担着541各厂的供电任务，多发的电供国家电网，总资产五亿元左右。

几十年来，17分指为了支持大山里541各厂的生产，耗尽了自己所有的能量。虽然其它分指大都发不了工资，但17分指的效益一直不错，工资也有保障。2010年17分指被被列入小火电，予以停产，继541各分指之后也最终陷入了绝境。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一千多职工和数千家属开始为明天的生活担忧。在分指家属区破旧的一楼外墙上，一个孩子的信笔涂鸦却不禁让人感慨：一幅大熊猫画像旁边，写着一行稚嫩却令人动容的粉笔字，“台湾台湾你回来吧，北京把大熊猫都给你!”

这些稚嫩的字迹表露出，一个三线的孩子，尽管生存环境是那么差，仍然对明天充满希望，他怀揣一颗爱国的拳拳之心，期盼着祖国早日统一。

至此，541各厂除二分指(铸造业污染各地限制)效益尚好外，其他各分指几乎奄奄一息。541总部也搬离闻喜县东镇，东镇只剩下总部大院破旧的楼房和一些老弱病残的退休职工。划归中信后，总部机关更名为中信机电制造公司，先是以机构精简靠前指挥为由迁往二分指，后又以交通不便为由在离各分指更远的侯马市购地，盖起了办公楼和宿舍区，并以补贴的形式把房子卖给公司大大小小的领导，包括各分指的厂级领导，而541各分指的十几万职工和家属却被彻底撇在了大山里了。

苦命的三线二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七十年代首批来到中条山里的541三线建设者已经基本退休，继而成长起来的是他们的子弟——三线二代。七十年代，前辈们来到中条山，岁数大点的孩子，上山下乡，插队到各分指附近的农村里，和他们一起的有来自各地的知情，尤以北京知青居多。1978年知青返城时，外地知青都回城了，而541的知青则回到父母所在的工厂当工人。岁数小点的，赶上了高考，但那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考出去的微乎其微。那些考上大学的三线二代应该是第一批离开541的人，他们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剩下的则通过上541技校、接班、招工等各种方式，全部招进了541各个分指，成为生产一线的主力军。

一代人把青春献给了三线，又把儿女献给了三线!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值珠三角、长三角和山东沿海发展初期，民营企业迅速成长，需要大量的年轻且有技术的人才。而此时的541效益却开始下滑，当时流行留职停薪，一些三线二代离开了541，开始走出大山，外出打工。三线二代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吃苦耐劳的品德，同时还拥有精湛的生产技术，所以他们到东南沿海一带打工，很快就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留职停薪不仅要给厂里交钱，同时也有期限。期限到了，有些人不愿回厂，于是各分指很快便出台文件，让他们限期返厂，逾期不归者以开除论处。那时，国有企业职工身份非常重要，于是，大批出去的人不得不返回大山里，但仍有一些人坚持不回来;于是各个厂出台新的办法，不回厂者，开除本人，配偶限期离厂，房子由厂里收回，孩子办理离校手续。一些人无奈又回来了，但还是有人不怕，他们回来接上家人，勇敢地走了出去;再后来，由于外面的企业开始给职工办理档案和各种保险，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为了生活走了出去，厂区大门的宣传栏里隔三差五地张贴职工开除的通告，只是通告一次比一次开列的名单多了;到后来，竟然有很多厂里的大小干部，乘机狠捞一把后也离开了厂子，当然，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各厂的公示栏里。

1999年，全国的国企开始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541各厂也开始有大批的职工下岗，基本上属于三线二代那一批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共有三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后来541各分指对下岗职工进行买断工龄，按照每年工龄500元的标准买断，每个人拿到了一万元左右。下岗买断的地雷阵把541成百上千的职工炸得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导致他们在最为困难的时候，坠向深渊。

据不完全统计，541各厂仅在北京打工的人就有一千多人。山西运城和陕西韩城有两趟发往北京的列车，这两趟列车到侯马都预留了两节车厢。每当过完春节，车厢里都会有很多外出打工的541年轻人。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凭借国际歌，你可以找到党组织，现在凭他们的年龄，凭借他们讲三线工厂的普通话，就很容易辨认出谁是541的三线二代，你问他是几分指的，他一定会告诉你的。

下岗使541各厂在人员与技术上彻底丧失了元气。各分指的车间、处室借国企改制的大背景，把平时与其不对付的人都列入下岗名单，而各单位凡是跟领导不对付的，大多是有两把刷子的技术人才。于是，下岗后一大批有技术的职工被迫下岗离开了工厂，541失去了中坚力量。

由于效益不好，这些年来，各个分指招不来工人，于是就大量地招收工厂附近的农民工，名为“协议工”。这些没有受过技术培训的“协议工”，上去就把工厂大批的精密设备搞坏了，同时也丢失、损坏了大批卡具、量具。到了麦收季节，“协议工”们说不来就不来了，他们在自家二亩地里忙“双抢”呢!各车间的领导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急也没用，人家毕竟是“协议工”。厂里的正式职工可以不发工资，但是协议工那是必须发的，而且一天都不敢拖欠，因为他们都是附近的农民工，厂里怕农民来厂里闹事。

国企改制后，免费医疗没有了，职工按比例报销。各厂的医院由于老大夫退休，新大夫招不来，且医疗设备陈旧，看病都赶不上乡镇的卫生院了。老军工们要想看病就得去几十里外的东镇541总医院，或者去侯马、运城等地医院。然而，高昂的医疗费不仅压垮了这些从不畏惧困难的老军工，也把三线二代的腰也压弯了。为了跟厂里借点钱，救父母的命，有的三线二代不得已流着泪给厂长跪下。

男儿膝下有黄金，但即便是下跪也不一定拿到钱!

由于房改政策，1999年后原来的福利性住房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货币性住房。541各分指的家属区都是七十年代建造的，散落在山谷里的楼群早已破旧，但仍然在风雨中飘摇。由于年久失修，一到雨季，所有住户的楼顶都漏水，家里到处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能接水的器皿。就是这样的房子，每家发个房本，就把房子卖给了职工。

说起教育改革，让三线二代的后代们——三线三代也赶上了“好时候”。当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把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回来时，令他们的父母——三线二代们既高兴又无奈。长期的低工资且还拖欠，这大学的巨额学费压得他们欲哭无泪。为了让孩子们走出大山，他们擦干眼泪，哭脸装笑脸，四处借钱凑学费。然而，相同的困境让他们往往空手而归。为了孩子们外出求学，他们宁愿自己开荒种菜、养鸡，过着最清贫的生活;平时舍不得吃肉，只有逢年过节才吝啬地买一点回来包饺子;夏天他们去周边农村的麦地里捡麦子，秋天去给农民打工收苞谷;每次开了工资，首先跑到邮局给孩子打去微薄的生活费。

当时到处都刷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标语口号!

说起穿戴，曾经的541人，引领当地的时尚潮流。今天的541人，老职工们穿的是以前上班发的洗得泛白的劳保服，三线二代们多少还是准备了一二套看得过眼的衣服，但也是反季削价的衣服，毕竟他们要出门、要交往。他们渴望人际交往，却不敢交往，捉襟见肘的收入使他们汗颜，只好蜷缩在筒子楼里与电视作伴。

市场上的猪肉已经涨到了十几元一斤，鸡蛋4块钱一斤，20年前五分钱一斤的西红柿涨到了4块钱，黄瓜三块钱也只能买到两根。去一趟最近的侯马市，40公里的路程，车费也由以前的9毛钱涨到了11元。附近的县市快速发展，大马路、大广场，高楼林立，而大山里的541却日渐衰败。如果在侯马坐车买票时，你说去541，你就放心吧，连小偷都不愿多看你一眼。

541的穷酸已经传遍了晋南的各个角落!

就连分指菜市场的小贩们都知道分指人太穷了，但是他们的生意却不大受影响。有个卖肉的小贩说，谁说分指没钱，一上午就卖了十几头猪。其实他心知肚明，每个分指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先富的、甚至是暴富的处级干部，那些肉大部分都被先富者买走了，而三线二代们数月不知肉滋味的人却大有人在。

市场经济就像翘翘板，一部分人富起来是以更多人的贫穷来垫底!

(未完待续)

(本文内容源自网络 龙山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