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打个buff：

1、我是支持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待遇的(以及降工时、增休假)，我反对的是拉大收入差距，以放弃多数人的积极性为代价提高少数人的积极性。(以《矛盾论》的结构分析三明医改在全国推广中出现的医院降薪问题)

2、懒汉不是“大锅饭”养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化劳动下广泛的“磨洋工”“摸鱼”才是真实的情况。2025年啦，别再跟风说什么“大锅饭”养懒汉了，好歹了解一下历史，看看眼前的现实嘛。(新中国前三十年真的是“大低谷”吗?(1)——建国后五十年部分农业数据分析)

3、虽然我说不要迷信物质刺激，但是在面对资本家、老板、上级领导时，在目前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下，咱们打工人该争待遇的时候还是要据理力争的，须知劳动者的一切生活境遇与政治权力的改善都来源于自身的斗争。

十五五计划中，三明医改将在地市级医院推广。眼见着改革越来越近，在我们的一些医院同志中间，为着怎样改革，出现了这样一种主张：以为要改善医院的经营，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非得多多地在收入上拉开档次不可。仿佛给了少数人大大的加薪，给了少数人厚厚的奖金，便能使众人都拼命向前奔，就能让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了。这种论调，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颇能迷惑一些人。但若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分析，用唯物辩证法来探究探究，便不难看出，这不过是被毛主席在理论上早已批倒了的“物质刺激”、“钞票挂帅”那一套资产阶级的陈货，是春风里曾经荼毒的滥调，而今旧事重提，又装成什么新鲜玩意儿，混进医改浪潮中，拿出来兜售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打着改革的名义走资本主义“回头老路”的行为是方向路线上的错误，如不加以揭露和纠正，势必会将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引到邪路上去。

我们**人办医院，搞社会主义健康事业，究竟靠什么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靠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靠集体主义，靠发扬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还是靠金钱、靠差异化的物质刺激、靠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医院管理工作中的具体反映。(是家文化还是封建家长制?)马克思、列宁早就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更是多次尖锐地批评了那种“钞票挂帅”、“利润挂帅”的倾向，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毛主席的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片面强调物质刺激的危害。

看看那些主张靠扩大收入差距来刺激积极性的人，他们的脑子里，装的是究竟一幅怎样的图景呢?他们幻想着，只要把小部分医生的薪水，特别是那些所谓“权威”、“骨干”的薪水，提得高高的，比别人高出几倍、十几倍去，再定出一些条条框框，把手术刀、处方直接和钞票挂上钩，那么，大家自然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医院的收入会增加，设备会更“先进”，仿佛一切都迎刃而解。这岂不是把社会主义的医院，当成了店铺?把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当成了纯粹待价而沽的雇佣劳动力?把来寻医求助的患者，当成了明晃晃的钱袋子?这种刺激办法，也许能在短期内让少数人“积极”起来，但这种“积极”，是朝着哪个方向呢?无非是朝着个人荷包鼓胀的方向。于是，疑难重症的病人，因为费时费力又可能担风险，便不那么受欢迎了;利润高、收益快的项目，便大家争着去搞;能多拉患者来治疗、能多开贵重药品、能多做检查，总而言之能多创收的，便成了“好医生”;那些埋头苦干，在预防、基础、辅助、后勤工作上默默奉献，不直接创造利润或创造利润较少的同志，反倒显得“寒酸”和“无能”，应当被拉开收入差距了。长此以往，医院里的人际关系，就会变成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同志间的协作，便会变成计较得失的算计。为人民服务，就会变成为人民币服务。这难道不是彻底背离了我们办医院的初衷吗?这哪里还能算社会主义的人民医院呢?

有人说，这样一来，岂不是又要吃“大锅饭”了?说“大锅饭”会养懒汉，影响积极性。这种论调，若不是出于误解，便是别有用心地歪曲。什么是“大锅饭”?如果把它理解为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体现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与尊严的分配方式，那么，这种“大锅饭”非但不会养懒汉，反而是凝聚集体力量、激发更高积极性的重要基石。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有没有强有力的思想工作和群众路线。若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革命理想，“大锅饭”就会流于形式。那么物质刺激也好，精神刺激也罢，都只会催生更精明的个人主义者;有了政治挂帅，有了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精神，“大锅饭”所代表的平等与确定性，就会成为激发集体主义精神的强大动力。(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补档】)井冈山斗争时期，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士兵委员会监督伙食，管理经济，官兵待遇极其平等。这是“大锅饭”吧?养出懒汉了吗?恰恰相反，吃着这样的“大锅饭”的红军官兵的斗争意志空前高涨，战斗空前顽强，打破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多次“围剿”。这就是因为有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强领导，有了土地革命的明确目标，有了“为工农而战”的政治觉悟。士兵委员会所保障的，不是绝对平均，而是在艰苦条件下的基本平等和民主管理。其所激发的，不是对物质斤斤计较的私心，而是为阶级解放事业共同奋斗的赤胆忠心。这难道不是对所谓“大锅饭养懒汉”最有力的驳斥吗?那种认为只有拉开收入差距才能刺激积极性的观点，是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的尺子，来设计社会主义的事业，方向上就是错误的，在理论和实践中更是被证伪的。

我们要看到，片面强调物质刺激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是违反辩证法的。它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没有看到另一面;只看到了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没有看到长远的、本质的后果。(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谈什么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反杜林论》学习笔记(1))它把复杂的、活生生的人，简单地看作一个“经济人”，以为一把钞票撒下去，就像给机器加了油，整个机器就会飞快地转动起来。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人的积极性，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一个包含着政治觉悟、主人翁责任感、阶级感情、集体荣誉感以及个人正当物质利益在内的综合范畴。其中，无产阶级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物质利益的原则，在现阶段还不能不讲，但必须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必须同政治思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在大体平等的基础上。片面地、孤立地、过分地强调物质刺激，强调收入差距，把它抬高到不适当的、甚至压倒一切的地位，就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这就像毛主席所批评的，“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医院的工作，人命关天，更需要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更需要一种对人民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的崇高风尚。靠拉大收入差距，用钞票刺激出来的少数人的“积极性”，是绝对培养不出这种精神和风尚的，只会把它腐蚀掉、瓦解掉。

再从实践的效果来看，这种企图用扩大收入差距来改善经营的办法，也是注定达不到目的的，或者说是达不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它可能在账目上增加一些收入，在设备上增添一些“洋货”，但同时，它必然在内部制造分裂，扩大矛盾，挫伤广大基层普通医生、护士、技师、工勤人员的积极性。一个医院，是一个革命的集体，一台协作的机器，我为人人的前提是人人为我。因此，只讲少数人的积极性，只讲少数人的利益，最终必然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和积极性。开刀动手术，离得开麻醉师、护士的密切配合吗?住院治疗离得开护士各方面细致入微的护理工作吗?放射治疗离得开医学物理师和放疗技师的积极协作吗?如果只让“直接创收”的少数人“积极性”高涨，而其他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冷落和打击，这台机器能协调运转吗?医疗质量能真正提高吗?恐怕只会增加纠纷，互相掣肘，反而降低了整体的效率和质量。这叫做得了芝麻，丢了西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靠的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医院也同样，改善经营，提高效率和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高全体医务人员的阶级觉悟，建立一种平等、民主的管理制度和分配方案，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行医务人员、职工和病人的结合，改革那些阻碍群众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放到基层去，真正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这些，才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正路。井冈山的革命传统告诉我们，真正的积极性，来源于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平等的同志关系所带来的集体的积极性，而不是来源于拉大收入差距带来的所谓少数个人的“积极性”，这种少数人的暂时的积极性的提高，会带来多数人的长久的积极性的降低。又如王绍兴教授所言，“大量跨国实证研究证明，收入不平等与随后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越不平等的地方，后续经济增长越慢;比较平等的地方，后续的经济增长较快。”(《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可见，只有相对的平等才能为整个集体带来长远的、整体的积极性。

那些崇拜“物质刺激”、迷恋“收入差距”的同志，他们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用资产阶级的狭隘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他们往往也口头上讲社会主义，但骨子里却还是资产阶级法权那一套。他们看不到，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平等、公平、民主的加持下，人民群众可以爆发出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种集体的积极性，绝不是用给少数人多发奖金能够买得来的。这种积极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领导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模范行动，通过上下平等，“官兵一致”，共同管理，才能真正地、持久地调动起来。我们回忆一下，在革命战争年代，物质条件何等菲薄，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何以那样高涨，那样奋不顾身?难道是靠金钱刺激出来的吗?在建国初期的艰苦岁月里，许多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怀着报效新中国的满腔热忱，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回国，他们的积极性，难道是金钱能够衡量的吗?不是，是靠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精神激励出来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包括井冈山上官兵同甘共苦的生动范例，不正是对那些“金钱万能”论者、“收入差距万能”论者和“大锅饭养懒汉”论者最有力的驳斥吗?

当然，我们反对一味地扩大收入差距，反对把“物质刺激”当作灵丹妙药，并不是说要搞绝对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个原则本身，就承认现阶段合理的、必要的差别。我们所要限制和批判的，是那种过分悬殊的、脱离群众、影响团结、助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差别，是那种把“按劳分配”歪曲为“按医疗创收分配”的错误做法。在医院里，对于技术高、负担重、贡献大的医务人员，给予适当的、合理的报酬上的体现，是应该的。但这必须放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必须基于全体工作人员的充分民主的讨论，必须有利于鼓励大家又红又专，有利于内部的革命团结，有利于促进医疗健康卫生事业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个“度”，必须把握好。而把握这个“度”的准则，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共同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是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平等，是在政治方向一致基础上的、承认合理差别的、动态的平等，是能够激发集体主义积极性的、民主的、为群众所接受的、公平的、人人为我因而我为人人的平等。

总之，医院企图通过加大收入差距的方法来刺激积极性，进而改善经营，此路恐怕不通。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定式思维，是一条鼓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分裂革命队伍、腐蚀人们灵魂的歧路。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也违背了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上的医疗社会实践。什么样的医疗社会实践呢?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本着公益性的原则，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但是，这样的时期被批评为“大锅饭养懒汉，缺乏积极性”。然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所谓的“大锅饭”被打破了，物质刺激加强了，甚至是一度加强到了极端的地步，让个人收入完全和医疗收入挂钩，带来的是什么呢?是过度医疗，是医疗腐败，是医疗收益的增加缓慢甚至下降。尽管当时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调研报告(2005年)》物质刺激，市场经济，在这里不仅没起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

所以，我们的同志，切不可被一些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要擦亮眼睛，看清本质，坚决回到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正确轨道上来，要走上坡大路，莫走下山小道。要学习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的精神实质，去争取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依靠集体的力量，激发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热情，并在此基础上切实保障每个劳动者的平等的切身利益。要靠加强先锋队的领导，要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靠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医务人员和职工群众，要靠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要靠鞍钢宪法的精神，来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医院。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使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真正沿着为人民服务的大道而不是小道前进，才能更好地保障亿万劳动人民的健康。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斗争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立场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补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坚定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是所有职业道德的第一位——学习《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2025年版)》)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群众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谁要是忽视或忘记了这样的真理，谁就必然要在实践中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