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2月，马克思因参与法国工人运动被路易·菲利普政府驱逐，被迫迁居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座兼具欧洲思想活力与工业萌芽的城市，很快成为他与恩格斯“共同锻造批判武器”的核心阵地。同年11月，恩格斯也放弃了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织厂的经商事务，带着对英国工业社会的一手观察奔赴布鲁塞尔。自此，两人开启了“朝夕相处、日夜讨论”的合作巅峰期，而这段岁月的理论成果，恰是为数十年后《资本论》创作埋下的关键伏笔，恩格斯的实证视野与理论洞见，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抵达布鲁塞尔后，两人首先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彻底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余波，为分析资本主义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根基——这便是1845至1846年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缘起。在这部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地”的著作中，恩格斯并非简单的“参与者”，而是以自身独特的实践经历为理论注入了“现实血肉”。1842至1844年，他在曼彻斯特管理纺织厂期间，曾深入工人区调研，亲眼目睹“机器轰鸣中，工人的工资却连温饱都无法支撑”的矛盾，也见证了“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积累财富”的现实逻辑。这些一手素材，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重要实证支撑。 在布鲁塞尔的小阁楼里，两人常常围绕“物质生产如何塑造社会形态”展开争论：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提炼出“辩证逻辑”，而恩格斯则用曼彻斯特工厂的实例补充道：“在英国，纺织机的普及(生产力)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让工人从手工业者沦为资本的附庸(生产关系)，这种变化不是思想推动的，而是机器与利润驱动的。”这种“哲学思辨 实证观察”的互补，让历史唯物主义不再是抽象理论，而成为剖析资本主义的“手术刀”——这把“手术刀”，后来被马克思完整运用于《资本论》中，从“商品二重性”到“资本积累规律”的分析，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底层逻辑。可以说，没有恩格斯提供的工业社会实证，《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石或许会缺少现实维度的支撑。

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两人起草纲领，催生了1848年2月发表的《**宣言》。这部文献是“革命行动指南”，也是《资本论》核心观点的“早期宣言”，而恩格斯在其中的贡献，直接为《资本论》的“剥削本质论”做了铺垫。在起草过程中，恩格斯结合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强调“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这一表述与后来《资本论》第一卷中“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的核心定义，形成了清晰的理论呼应。 他还在《宣言》中加入了对“资产阶级剥削方式”的具体描述：“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这正是《资本论》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延长劳动时间)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通俗化表达。马克思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部分，恩格斯的补充让理论更贴近工人的实际感受，这为后来《资本论》‘让工人能读懂’的写作风格提供了思路。”此外，《宣言》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其论证逻辑也源自两人在布鲁塞尔的共识——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资本论》三卷始终围绕的核心线索。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恩格斯与马克思立即从理论转向行动，恩格斯更是直接奔赴德国爱北斐特、莱茵地区的战斗前线，拿起武器参与街垒战，在硝烟中见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反动政权的直接对抗。这场实战经历使他他亲眼看到资产阶级如何借助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维护资本利益，也观察到无产阶级在组织动员中暴露的短板，这些现实认知后来被融入对资本主义的深层分析——比如《资本论》中关于“国家是资本统治工具”的论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逻辑，都能看到他从革命前线带回的实践思考。 从1845到1848年的布鲁塞尔岁月，看似与《资本论》1867年的出版相隔20余年，实则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为这部巨著完成的“双重准备”：一方面，恩格斯以实证素材助力历史唯物主义成型，为《资本论》提供了方法论工具;另一方面，两人在《**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内在矛盾的剖析，加之恩格斯在革命实战中积累的认知，共同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埋下了“实践伏笔”。正如恩格斯后来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所说：“早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就已经一起探讨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那些日夜的讨论与革命中的亲历，早已为这部著作的诞生播下了种子。”

1848年革命失败后，两人被迫离开布鲁塞尔，但这段岁月凝结的理论共识、合作模式与实践认知，却成为未来《资本论》创作中，恩格斯持续支撑马克思的精神与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