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17高中下四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17高中下四

难忘的高中时代

我的高中时代回忆分成两部分来写，高中本应该读三年的，而我们的这届学生在学校整整待了五年零一个月。

11.派别斗争中的经历见闻

战斗队逐一解散，队里的红卫兵根据自己对本校和旗里主要领导的认识和对运动形势的认识的分歧，按个人的观点不同分别加入了两大派之一。各机关单位的人也都加入了派系中了。于是两军对垒的局面形成了，左中保康镇的是“井冈山”和“东方红”两大派。后来，上下级挂钩，从自治区到公社一级，上级支持下级，下级声援上级[ 在巴彦塔拉镇，两派一个叫“造反大军”，对应的保康上线是“井冈山”;别一个叫“联委”，对应的保康上线是“东方红”。]。

到了派里，就等于在立场上“站了队”。最初，派里的学生主要工作是贴大字块造声势，写批判领导的文章在大喇叭中宣传，时不时地因在街里贴大字块发生矛盾发生口斗闹些小摩擦。不像在战斗队里那样忙着刻印传单了，战斗队那种火热的劲头许多人也不再有了，闲着没事就下下象棋，躺在自己那派的院内屋里休息。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行动准备去声援、声讨。但这样的小摩擦越来越少，逐渐变成了大喇叭口斗为主了。

可以这样说，除少数想出头当官的和社会上少数别有用心的“火热”分子忙急之外，大多数的人在这短暂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被这股潮流推着走的。

我第一次参加的集体行动是在6月下旬，对立派的多组高音喇叭立在了我们这派院门的一侧，声音盖过了我们这方，使我们的宣传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了。头头们决定夜袭对方的广播室，到半夜全体出动把无人的广播室给砸了。

也就是在这之后的一周左右，母亲突然得急病要去长春看病，半夜家中来电话叫我立即回家。我到火车站一问，没有当时走的客车了，通过站长帮忙，让我坐掩铃车[ 即货车后边挂着的守车。]回了家。家中这一待又是整整半年，元旦前才又返回本派大院的。

我在巴彦塔拉的家中照料年龄还小的几个弟弟妹妹们。就在这段时间，巴彦塔拉镇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一天夜里，造反派们把中学给砸了。一派把另一派当晚就打出了学校。在那个黑黑的夜晚，突然传来了乒乒乓乓的响声，夹杂着听不清的声声高叫声，足足闹了半个来小时。村里的居民们屏住呼吸侧耳听着这传来的打砸抢声和呼喊声，心中猜测着。

第二天，知道了巴中[ 巴彦塔拉中学，也就是我爸爸和我上初中时就读的中学。]发生的事情。中学被砸后，巴彦塔拉镇的两派学生最后都撤离了学校。名字叫造反大军的一派住进粮库大院[ 原来温都尔王的王爷府，不过这时已经荡然无存了，成了镇粮库所在地。]，名字叫联委的另一派住进了公社大院。可怜巴中这所在自治区里都有名气的学校，一夜之间面目全非，生理化实验室的各种试验药品，贵重仪器如显微镜、电流表、电压表、照相机……被砸的砸，抢的抢。原来巴中的家底在整个哲里木盟都是最厚的(巴中成立得早)，国家在教学方面给的配套设施几乎不缺什么了，应有尽有。通过这一夜，全都没有了，据后来人们讲，有少量流入了个人家中。巴中的图书室有六七间房，里边的图书也被抢的抢，毁的毁，连一个好书架都没有留下。光是中学的图书，当时预计就能装至少两卡车，这在当时的旗高中保康一中[ 就是爸爸高中就读的学校。]都没有这么多。再看教室、宿舍、办公室几十栋房子[ 巴中校址所在地原来是日伪侵占时期的旗公署，解放初期是旗政府。]门窗多数被砸坏了，连一块完整的玻璃都很难找到了。甚至大瓦房上的瓦也被双方互抛的砖头打得坏了一多半。总之，老中学只差用一把火烧光了!剩下的，仅仅是几十栋空房壳还在那里，好像哭泣着向人们述说这里发生的一切。

半个月后，我打柴时曾顺便到了无人居住的中学，看到了上边的这一切，我的心都碎了。我看到图书室内，被踩被撕的书有两尺多厚，整个屋全是。

是谁挑动的这场砸中学事件?!如果能查出来，真该枪毙!

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查出，根本就没有预谋过程，是对立的两派双方斗争升级的必然结果。唉，和整个国家的打砸抢相比，这算得了什么?根本不值得我大惊小怪!

但是，直到今天，四十年即将过去了。从那以后，巴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气和名声了。直到今天，巴中的设备甚至还达不到老巴中三分之一的水平，师资力量就更不用说了。也许，它最兴旺的岁月就从“文化大革命”被砸的那天就已经结束了。

也就是从学生分驻两院起，公社一级的两派也像旗里一样两军对垒了。紧随着，旗、公社的两级发生了几次武斗。

据传旗里发生了(6月31日?7月8日?7月13日?)几次武斗，当然我在家中，没在现场不知细情。而公社一级发生的是在7月上旬(7月8日?)。造反大军一派拉出大队，工人、学生们手举木棍、钢鞭[ 并不是在小说中看到的那种铁棍形的钢鞭。而是将钢丝绳分股拆下来，单股绑在木柄上做成了一种鞭子。一抽人会拉掉一条肉，但不伤骨头。]向公社大院围攻过来，冲打公社大院的大门。双方隔着墙，顶着门打斗着。在大军队伍开向公社大院的时候，大院把消息火速通知了西边几个农村。同一派的村民们套上了几辆马车，拉着社员火速赶来增援。在公社门口，双方经过一阵棍棒打斗，造反大军又撤回了粮库。武斗中虽没死人，但在格斗中有几人被打伤了，有的门牙被打掉了。之后，双方恢复了平静，各自在自己的大院守着。

这之后，又发生了一次“阜新主义兵[ 网上查不到相关说明，听阜新的老人家讲，应该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原阜新矿院)两派中战败的一派，据说两派在校园中武斗时都用上坦克了。]”进左中的事件。

我目睹了这些外地造反派到我们镇的经过。他们开着两辆大卡车，有几十号人，据说是被对方打散逃出来的，准备在外地补充足枪支弹药再打回老家去。在第九生产大队院内他们曾有过短暂的停留，说是车坏了，停下修车、加水。社员们看见一名头头儿腿上包着纱布。他打开换药时，只见他的腿被打得(好像被人用刀子划的)缺了条肉，血淋淋的。两辆卡车围着公社门前和九队院子走了两圈儿。得知公社武装部的枪支已经取出来，房顶上也架上了机枪，这些人就又把车开走了。

这些人的到来，反而使本地的两派人格外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了。公社武装部长也给粮库大院发了枪，说如果这些人胆敢冲进粮库抢粮，赶快报告公社大院的人，双方共同对外打他们。

后来，这伙人又跑到了保康、太平川准备抢枪，也没得手。

听盟军分区赵司令员的警卫员[ 他是我村的社员入伍兵。]后来讲，他们到了保康的那天，盟骑兵团的马队连夜赶了二百里路驻扎在了保康镇西大菊花村。如果他们真的敢抢旗武装部，后果就可悲了。

还有一事很多人至今不明白，就在那年夏冬的夜晚，常常有类似信号弹或流星一样的东西从镇外放出，有时打到镇内大街上空，划过长长的一道火光，一晃又逝，这不像信号弹，使人猜不透是何人所干，又是干什么的。它为本来很紧张的村民们又增添了几分不安感。

旗里最大的一次武斗是9月6日发生的，“井冈山”一派的人在冲击党校大院(东方红大院)时被人用枪打死了两人，这是据我所知全旗因武斗直接致死的唯一两人。

与后来的扩大化[ 扩大化，老百姓俗称叫“挖肃”，就是“文革”死人最多的内人党冤案。]死亡人数相比，当然这根本不算什么事。扩大化才是“文化大革命”最悲惨的结果。

入冬后，我返回了旗里，又在东方红大院生活了几个月[ 从爸爸的描述上看，他属于东方红一派的。]。

自“9·6武斗”死了人，两派似乎稍安静了些，除了高音喇叭经常播送《国际歌》、社论摘要，偶尔发表本派的观点之外，我们整日看守着大院，绝大多数学生更是无事可干。在这段日子，我与同伴们曾有过两次争论，使我至今不忘。

自从分成了两派，演变成靠武斗来解决观点上的分歧后，我是极反感的。我认为靠武斗是打不服对方的，像现在这样的双方武斗，哪还有真理可辩?

当江青有了“文攻武卫”的讲话之后，全国的武斗反而更凶了。我说：“中央应该下死命令，立即停止武斗。否则，你也说是‘武卫’，他也说是‘武卫’，越讲会斗得越凶，没个停止的时候，也斗不出个结果。”同伴们有的指责我：“你这叫什么话?你不武卫，对方打倒你，你还能保住你所坚持的立场吗?”于是我不好再讲什么了。

还有一次，我说：“全国各地都是两大派，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究竟哪派是保皇派?我看中央最后也不能给哪一派定性为保皇派，两派的人都这么多，总不能把半数中国人都定成保皇派和反革命吧?”同伴们有的说：“没有保皇派咱们不都白干了?准得有个是非说法和结论吧?”我说：“这种局面，恐怕不好收场，最后说不定国家会和稀泥，说两派都是革命派，把两派凑合在一起草草收场。”有人又说：“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哪能和稀泥一样把两派往一起合收场呢?”我又无话可说了。

说实在的，从我们这种争论中可以看出人们的迷茫和无奈。

全国两大派的斗争局势到底怎么收场?恐怕只有毛主席一人心中有数。只有他说了算，没有第二个人能改变、平息这场十来亿人的斗争风波。因为，两派都公认毛主席是自己的最高统帅，只有他的话是“最高指示”。中央领导中任何人的话都可以不听，都可以被揪出、被打倒，唯独谁也不敢对毛主席的话说个“不”字。

果然，在1968年初，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要斗私批修’这句话是不是这次一起说的，还是单独一句语录，我记不清了。]，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是否有这句话，爸爸也记不太准了。]

这并非是说我有先见之明，比别人看得高，事先就与同伴在争论中认为会有这种“联合”的结局。而是不这样收场，确实恐怕永远也斗不出个头绪来，只会斗得更加天翻地覆，亡党亡国。

像斗得头破血流、两败俱伤的大公鸡，两派又趴在一个“窝”里了，身在流血，心在颤抖，脑子里还在一个不服一个。

自1968年3月上旬大联合以后，主要是偶尔白天两派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学一学《社论》文章，提高对大联合的正确认识，其它时间再也无事可干。在校的居住，还是你一伙我一伙的，同伙之间也很少交谈，默默地打发着时光。就是通知两伙[ 这时不应该叫两派了。]进教室学习，互相间也不大说话。停课前同班那种兄弟姐妹般的真挚感情再也找不到了。

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雷锋精神开始远去了，人们也学会了对发生在四周的不平熟视无睹，直到后来的挖“内人党”。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情况，由学生间的冷漠扩充到了全社会。这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悲哀的结果之一。

12.走资派们的命运

当我拿起沉甸甸的笔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也有深深的内疚感。

在停课闹革命的最初，同学们都在挖空心思地给校长、给自己的老师提问题。写大字报的时候，我也曾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后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运动中。

比如我的语文老师诺敏在讲修辞方法中的“夸大”时，曾讲到苏东坡三难苏小妹的故事。哥哥戏说妹妹的额头大“未出庭堂三五步，额头已碰花庭柱”，妹妹回敬哥哥脸长“去年一滴相思泪，如今方始流腮边”。

这些同学们原来公认的老师讲得生动有趣的故事，却因他在课堂上误说了“备战备荒打人民”之后，被集中深揭他的问题时上纲上线。说他一讲古文就兴奋[ 这是真的。]，课堂上净喜欢宣传封资修才子佳人的那一套[ 这也应该是真的，比如上边的例子。]，他地主阶级的本质不改[ 这就是牵强附会，为了整倒一个人落井下石了。]。我和同学们在打倒自己的老师的做法上，一点也没有留情，我愧对诺老师[ 他平反后调到了哲盟师范大学当了教授。]，尽管在批斗他的时候，我没有出席过。

一批老师和校长被打倒后，旗委、旗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多数被打倒，少数没被打倒的也“靠边站”了。他们在学校被关押的那段日子，有一天学生改善生活吃大炖鱼，造反派[ 只要有一个小头头说句话，就能成命令。]叫他们吃咸菜;而第二顿只剩下鱼头了，又以伍角钱一份儿的高价[ 学生吃鱼的时候才两角钱一份儿。]逼他们吃，这些人站排打菜时，听到这个价，觉得太贵了不想打，造反派反而命令他们必须吃这个，他们想买咸菜也不卖给他们了。至于怎么在小会上“批斗”的场面，我没经历过。我没当过小头头，唯一的一次就是在前面讲到的战斗队里批斗校长玛尼的那次。

我还经历过一次在电影院大会上批斗盟委领导云署碧[ 云泽的女儿，云泽就是乌兰夫。网上查她的简历，这段时间她应该任哲里木盟的宣传部长或副书记一职。]的场面——让她哈下(弯下)九十度腰，几个小时不许直起来。但是这次的批斗和后来扩大化被逼供信“挖”出的领导干部的遭遇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不值得一提了。

中央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大批老革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人物几乎都被打倒了。但是，只要是这些人没被打死，能活下来的，又有谁是真正的叛徒、特务、内人党、反革命?

如果说，全国的武斗在基层被打倒的人确实有几个真的是反革命分子，那我们这些毛主席的“红卫兵”也会稍稍有一些成就感。但恰恰相反，造反派们有什么成就可言呢?除了对所谓“走资派”肉体上的折磨之外，我们一无所得。就连“破四旧”行动，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摧残，无功可言。

也许，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就是叫“在路线斗争中触及每个人的灵魂”，但他会料到在“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会付出这样血的代价吗?

后期的各级领导干部，除了已经含冤死去的，在毛主席还在世时，最终就一个个站了起来了。这就是“走资派”们的最终命运。

13.没有毕业照的特殊毕业

就在大联合学生们又重新坐在了一起的那段日子，发表过毛主席的许多“最高指示”，供学生们学习、改造思想。我们曾学过七·二三[ 7月23号发表的，是1966年还是1968年?不记得了。]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 网上查询是1968年7月22日的讲话。]。我这里主要讲是理工科大学要办……”

但是，从最初的停课半年闹革命到今天，整整两年了，全国哪还有一所大学能办?高考招生与我们这届毕业生显然无缘了，尽管我们已经参加完了毕业考试。

之后，又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分子应该到农村去，与那里的工人、农民相结合。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后来我们的毕业证上就印着这句话。

而我们，不知何时毕业离校，以什么方式离校，只想早日离校。刚停课时，同学们曾打算在毕业前照集体相留念。可到了今天，离校的前夕，谁还有心思坐在一起照毕业相?我只和要好的几个朋友，考虑到了可能要分手了，再难见面，凑在一块留了个影[ 见“图6 1966年同学毕业合影”。 ]。

8月2日早，突然通知全校到电影院开毕业典礼大会。会上，又站起来的旗委书记阿拉坦诺其尔讲了话。他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可我们几乎是麻木的，根本没听到他在讲什么。只是知道明天全校的学生，包括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都一齐毕业[ 现在所说的“老三届”就是指这六届毕业生。]，都要办好户口、粮食关系，准备离校。农村的回乡本队，叫返乡知青。城镇户口的下乡插队，叫下乡知青。

就这样，8月3号，我匆匆地办好了关系。4号早上，我就背上行李[ 只有行李了，书籍早就在停课时送回家了。]上了火车。在火车站，和我要好的七八名同学把我送上了车。没有安慰式的祝福语，大家都默默无语，都在流着泪，也找不出要说的要安慰或祝福的离别话。

我的高中五年就这样结束了。

(第五章“从阴云密布到大雨滂沱”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