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斌：栀子落满订单纸

2026-05-15 新闻

潘斌：栀子落满订单纸

晚风裹着秦淮河的水汽漫过来，栀子花香浓得发沉，混着十三香小龙虾的辛辣、烤串的油烟和老巷阴沟里挥之不去的潮气，扑在脸上时，我正攥着发烫的车把在中山北路上慢慢晃。电动车刹车有点松，捏下去会发出吱呀的怪响，车筐晃荡着，里面那本1973年版的竖排《鲁迅全集》撞得哐哐响。牛皮纸书皮已经磨得发毛，书脊上的透明胶缠了一层又一层，黄得像旧烟纸，摸上去黏糊糊的。《祝福》那页折着角，是父亲当年留下的痕迹，页边"祥林嫂死在大年三十"的蓝墨水字迹，淡得几乎要融进纸里，翻的时候会掉细碎的纸渣。

手机支架上的提示音又响了，不尖锐，却像根细针，精准地扎在太阳穴上。已经十点四十了，系统派的最后一单，在老门东那条没装路灯的深巷。我摸了摸口袋，烟盒空了，只剩最后一个皱巴巴的烟蒂。

把电动车靠在巷口那棵百年梧桐树下，支起脚架。先摸出那块洗得发白的劳保毛巾——1998年东大食品厂发的，"安全生产"四个字只剩半个"全"字，边缘起了球，闻起来有肥皂和汗味混合的味道——擦了擦车把上的汗水，又擦了擦脖子上的汗。天太热了，即使到了深夜，黑色橡胶车把还是烫得硌手，手心的汗浸进去，滑溜溜的。然后才拎起那份还冒着热气的十三香小龙虾，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

青石板路被太阳烤了一天，此刻还留着烫脚的余温，踩上去像踩在刚熄火的铁板上。穿的塑料凉鞋底子薄，烫得我一踮一踮的。各家窗里漏出的昏黄灯光，在地上洇出一块块不规则的光斑。风穿过窄巷，卷起地上的栀子花瓣，打着旋儿擦过我的裤脚，沙沙的，像谁在身后轻轻叹了口气。蚊子在耳边嗡嗡叫，我挥了挥手，没打到。

跑单四年了。

去站点报名那天，李站长上下打量了我半天，皱着眉头说："叔，你这年纪能行吗?我们这活儿可是拿命换钱，年轻人都扛不住。"我笑了笑，说："能行，我身体好，能干。"其实我心里清楚，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地方会要一个五十四岁、没有文凭、一身职业病的老头。当年厂子倒闭的时候，我四十二岁，在劳务市场晃了三个月，最后去了一家钢结构厂当焊工，干了十年，焊花把眼睛熏坏了，腰也直不起来，人家就不要我了。

第一次接单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慌，是太久没碰过智能手机，对着屏幕戳了半天才点上接受。骑着车在马路上绕了两圈，还是找错了单元楼，超时了八分钟。我站在门口，不停地道歉，心里已经算好了要扣五十块钱——那是我大半天的饭钱。

开门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接过餐盒的时候，不由分说往我手里塞了个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8424西瓜。"小伙子不急，我老婆子一个人吃饭，晚点儿没关系。天热，拿着解解暑。"

我攥着那个冰凉的西瓜，站在楼道里，鼻子突然就酸了。那是我四年来，第一次有人在我超时的时候，没有骂我，没有给我差评，还给了我一个西瓜。西瓜很沉，冰得我手心发麻。

这一跑，就是四年。

我的车轮碾过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小巷。我见过凌晨三点的夫子庙早餐摊掀开蒸笼，白汽裹着暖意飘满整条街，老板会给我多盛一勺豆浆;也见过后半夜的鼓楼医院走廊，坐满了抱着孩子、脸色苍白的父母，地上扔满了用过的纸巾;见过紫峰大厦里的年轻人趴在方向盘上哭，哭完了抹抹脸，又上楼加班，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看见他肩膀还在抖;见过长江大桥下的老人，把捡来的塑料瓶整整齐齐码在墙角，像码着自己的一生，码得比厂里的零件还整齐。

手机屏幕上的倒计时一分一秒地跳，跳得我心脏疼。它会在你刚送完一单爬完六楼，喘得直不起腰的时候，给你派一个三公里外的订单，限时十五分钟;会在下雨天把所有难送的单都塞给你，美其名曰"天气补贴"，三块钱;会在你不小心超时三十秒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扣掉你一半的配送费。昨天就超时了三十秒，那单总共赚六块，扣了三块。

每天从早跑到晚，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不敢停下来。手机电量剩百分之二十的时候，心里就开始慌，没电就接不了单。膝盖又开始疼了，是老毛病，当年在厂里落下的，阴雨天更厉害。

闲下来的时候，我喜欢在订单纸背面写点东西。

等红灯的三十秒，我能写两行;商家出餐的十分钟，我能写一段;爬六楼的间隙，脑子里也在琢磨哪个词更合适。我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节上布满了裂口，还有当年被焊花烫伤的疤痕，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油泥。握笔的时候，笔尖会在纸上留下轻微的颤抖，有时候墨水会洇开，晕成一团。

我把写满字的订单纸小心翼翼地夹在那本《鲁迅全集》里，现在已经夹了厚厚的一沓，把书撑得变了形。有时候翻书，会掉出几张皱巴巴的订单纸，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

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我喜欢写东西。在这个时代，文字是最没用的东西。它换不来钱，换不来房子，换不来健康。

我曾经把这些文字整理出来，抄在一个学生用的方格作业本上，五毛钱一本的那种，投给过三家杂志社。编辑的回复都很客气，也都很一致："潘先生，您的文字很真实，但太沉重了，不符合我们刊物的定位。现在的读者喜欢看轻松、治愈、正能量的东西。"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要的是逆袭的神话，是苦难开出的花，是"外卖小哥考上研究生"的励志故事。而不是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头，半生颠沛流离，最后两手空空，写着那些没人愿意看的、关于时代褶皱里的文字。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写。如果不写，那些堵在胸口的东西，会把我憋死的。就像当年在厂里，焊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总要找个地方透透气。

我把它们发在本地一个没人气的论坛上，没指望有人看，就是想找个地方放一放。用户名就叫"老潘"，头像是一片长江水。

没想到真有人看。有和我一样的骑手，有快递员，有超市的收银员。他们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会在下面回一句"老潘，写的是我"。有个在苏州电子厂打工的姑娘，给我留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说："每次觉得熬不下去的时候，就来看看你写的东西，知道还有人和我一样，在好好活着。"

看到那条留言的时候，我正坐在玄武湖边的台阶上吃盒饭。十块钱的两荤一素，土豆烧牛肉和炒青菜，菜汤洒在塑料袋里。风很大，吹得塑料袋哗哗响，沙子进了眼睛。我揉了揉，眼泪就跟着掉了下来，混着米饭，咽进了肚子里。

有时候跑累了，我就把车停在长江边，坐在台阶上抽根烟。看着江水滚滚向东流，和宜昌的江水一样，浑浊，汹涌，永不停息。江面上有货轮驶过，发出低沉的汽笛声，震得水面发颤。

上个月，几个当年的老工友来南京看我。大家围坐在一张油腻的桌子旁，喝着十块钱一瓶的老村长，杯子是一次性的，边缘有点破。聊的都是看病、养老、孙子孙女的学费。老刘说他靠捡破烂维持生计，上个月捡瓶子的时候摔了一跤，腿断了，没钱住院，在家躺了三个月，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的;老马说他得了糖尿病，不敢吃药，只能靠控制饮食硬扛着，每天只吃两个馒头;老王说他儿子三十四岁了还在打光棍，买不起房子，连个对象都找不到。

我坐在旁边，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年我们都是厂里的好手，老刘是劳模，胸前戴过大红花，老马是技术骨干，老王和我一个拉丝机台，我们一起熬过无数个夜班。

散场的时候，老王拍着我的肩膀，打了个酒嗝说："老潘，别整天写那些没用的了。都快六十的人了，好好挣钱，攒点养老钱，比什么都强。"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说的没错。这年头，啥都不如钱管用。写字能当饭吃吗?不能。可我就是忍不住。

我和几个常一起跑单的老伙计建了个群。群里没人聊远大的理想，只说哪里的红绿灯改了，哪家的商家出餐快，哪个路口有交警查头盔。谁家有个难事，大家也都会搭把手。老周摔了腿在家养着，我们轮流给他送过饭;小李的孩子得了肺炎住院，大家你一百我五十，凑了三千多块钱医药费。

我把我写的东西念给他们听，他们就嘿嘿笑，说："老潘，你把我们那点事儿，都写活了。"然后就继续聊哪里的单好跑，哪里的厕所干净。

巷子走到头，终于看见了那个门牌号。我敲了敲门，敲了三下。

开门的是个戴黑框眼镜的姑娘，头发乱糟糟的，扎了个马尾，发梢有点黄。电脑屏幕的光从她身后照过来，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她接过外卖，看见我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衣领上，衣领上有一圈洗不掉的汗渍。她侧身让了让："叔，进来喝口水吧，外面天太热了。"

我摆了摆手，笑了笑："不了，还有单要送。"

其实系统早就停了派单。但这句话，已经成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转身要走的时候，风一吹，我手里攥着的空订单纸飘了起来，背面朝上，落在她脚边。上面写着我今天刚写的几行字："栀子花开了，落了一地。像雪。"

她弯腰捡了起来，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