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研究人员和学生们：科学家是当下的罪魁祸首，大学是黑暗王国

本文译自格罗滕迪克小组的两篇宣言式文章，原发布于2021年，由法文译出

格罗滕迪克小组为法国神秘激进组织，由大学生、失业者以及从大学辞职的人组成。该团体定期发表文章，对技术资本主义和技术科学进行批判性分析

前言

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对所谓的“科学研究”——但我们更愿不加掩饰地称之为“技术科学”——做出了黑暗的评估。这种国家化的联盟，将科学家神秘化的审视目光与工程师的技术掌控力和发明创造力结合在一起，而在管理者及商人们狡黠的目光之下运作。这一切构成了技术结构网络(研究所、大型设备、大学等)，灌溉着工业和军队的所谓“创新”渠道——那正是技术资本主义时代强权的圣杯。

我们认定科学家们自己就是罪魁祸首，他们实为这伙人的智囊，并呼吁在“大学魔多”中建立独立于强权与权力的自治集体。不抱幻想地，我们过去——且现在仍然——认为，批判及行动中的批判既不能距离现代权力中心太远，也不能太近，而这些权力中心正是技术结构本身。

博士后的个人觉醒，以及职业生涯初期的小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悔恨，都不足以创造出能够引发断裂、孕育斗争的事物。正因如此，在第二篇文章中，我们谈到了政治策略与生活伦理之间的重大张力，谈到了厌恶带来的逃避冲动与希望看到高强度反抗(质疑一切)蓬勃生长之间的张力。凭借我们在这十年学生运动中的经验，我们警示了那些歧途与政治上的收编利用，并指出了发起攻击的路径，其基础是组织服务于斗争，而非反之。

致研究人员、教授、工程师的通告(关于技术科学的十篇论纲)

“大众被技术指令所牵引，这些指令被视为一种可敬但陌生的言辞，人们在其中找不到自我认同。这种言辞自诩为真理，而保证其真实性的真理却存在于别处，尤其是在科学与技术的神秘殿堂中。当这种言辞占据主导地位时，便会导致一种技术妄想，人类的生活被捕获，深陷于生产主义、等级制度、技术以及统治性知识的必要性之中。正是如此，生命本身受到威胁，自然在专家手中变成了碎片。而最讽刺的是，这同一种技术，在同样的人手中，为了解决问题——它凭借其绝对权力自身造成的问题——再次被推上前台。”

——丹尼斯·盖迪 & 丹尼尔·西博尼，《方法的话语还是生命的话语?》，载于《生存与生活》第10期，1971年10-12月。

I

大学和校园里呈现出优雅宁静的表象，知识之树上孕育着未来的大脑，但在这种表象之下，实际上隐藏着一台地狱般的机器，它在实验室和研究所里，以严格和纪律，无情地抽取着神经、劳动力和地球资源，在那里，人们所做的更多的是改造和分解，而非研究。

这些新的殿堂，其中祭司-专家们以“科学知识”之名传播着真理的咒语，与权力体系中的其他隐秘部分——即军人和工业家——相互关联，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宗教。这个宗教，就是技术科学。

即便这个铁三角(科学-军队-工业)用了两个多世纪才形成，其霸权——傲慢的技术科学、超强的武装力量、触角遍及的工业——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原子与信息技术的革命时代，才变得压倒一切。这场革命始于1945年，其先兆是核死亡，广岛和长崎的名字标志着至高的放弃。为生产非人性的能量而付出的超人努力，只有通过结合科学家的知识和方法、军事工程师的实践才能，以及美国大型工业的制造支持，才能实现。这三者在国家军事机器的框架内受到纪律约束和管理，并通过正在发展中的信息技术工具平台化运作。核科学与控制论是催生大多数现代科学的两门学科。

II

在法国，戴高乐时代，真正的军事-科学-工业结构得以建立，以生产原子弹、核能、信息技术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核打击力量。这种集中化围绕原子能委员会(CEA，1945年)和国家航空研究与研究办公室(ONERA，1946年)形成，后来在武器装备总署(DGA，1961年)内部得到协调。反过来，这些机构又加强了“总统君主”及其政府团队的权力。

在全球层面，那个时代建立了一种和平时期的永久战争状态，美国一直是其指挥者。事实上，使盟军赢得战争的“胜利计划”(1942年)，以及其续篇——在上一场战争尚未结束时便开启了另一场战争(冷战)的“曼哈顿计划”(1943年)，开启了能量集中和消耗规模上的转变。

这就是阿尔文·温伯格，一位曼哈顿计划的研究人员，所称的“大科学”的开端：“当历史回顾20世纪时，它会将科学与技术视为世纪的主题。它会在‘大科学’的丰碑——巨型火箭、高能加速器、核研究反应堆——中看到我们时代的象征，就像它确信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的象征一样。……我们以科学真理的名义建造我们的丰碑，中世纪的人们以宗教真理的名义建造了他们的丰碑;我们建造是为了满足艾森豪威尔前总统所称的新的统治性科学精英的需求，他们建造是为了取悦伊西斯和奥西里斯的祭司。”

技术科学，或其美国对等物“大科学”，最初在核领域实现，成为一种极度技术化和国家化的科学。它通过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国家大型计划来运作，并以巨大的官僚和工业设施为物质体现，如粒子加速器或由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新城镇(例如橡树岭)。这些被称为“技术结构”的综合体，通常由军事精英管理，其驱动力是那个时代的“武装和平”(通过实力实现和平)主义。阿波罗计划(196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1988年)以及最近的谷歌-Space X太空计划，都是其延续，表明这不仅仅是一系列旨在创造新技术的军事-科学计划，更是一个整体性的文明规划，设定了时代的基调，从极度工业化的国家到具有好战气质、强加技术霸权和经济战争的国家。今天，实验室、资本、工业、广阔领土、劳动者大军不再由军人，而是由行政干部和管理者聚集和协调，但战争思维依然存在。生产者(研究者)与最终产品(知识和出版物)之间的分离是存在的，且是非人化的;军人和工业家现在隐身幕后，处于更下游的位置，他们下达订单并收获定向研究的果实，而研究者往往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一个关于材料抗力的新方程可能使坦克装甲小型化成为可能;一个疲劳基因的发现可能导致未来劳动者的克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如果曾经有过区别的话——已无差异，前者是无私无害的，后者是商业化和致死的。职业研究的实践及其产生的产品，都深陷于这个与资本、等级制度、资助者的压力以及未来应用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研究者——一个被分离、物化和异化的人——处于一个关键环节，即“乐队的大脑”，没有他，什么也做不成。这就是在我们社会中，其高收入和声望的正当理由。

III

科学基于一个基本论断，即自然由相互作用的元素组成以创造“形式”，它绝望地试图将现存事物统一为某种极其简单和优雅的东西(kosmos)。技术科学利用自身的公理，按照资本和权力的要求来解释和改造自然，它自己制造了这些虽抽象但真实的对象，接近其理想类型和会计学上的“优雅”(称为“数学优雅”)。这就是专家们所说的纳米、生物、信息、认知技术的融合(NBIC)，即通过将自然无限还原为称为比特、基因、夸克、数字、量子的单子，来实现对自然的彻底物化。这是一种对自然及其所包含的人类生活的狭隘和功利主义的看法。例如，互联网、比特和信息被视为“世界记忆”或一个自在的“世界”，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世界的拙劣替代品，抽象且无实质。相反，支撑这个网络的技术系统的物质性却是非常真实的，不优雅的，能源消耗巨大，且因其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而整体上难以企及。技术科学计划，难道不正是将人从世界中抽离出来，将其监禁在一个给我们讲述“美丽故事”的技术泡沫中吗?

IV

技术科学计划在西方两大宏大叙事被击败的时刻成形：第一个叙事是通过科学进步实现政治解放。始于现代学者(伽利略、哥白尼、牛顿……)，在启蒙运动中意识形态化(狄德罗、达朗贝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付诸实践(傅立叶、欧文)，这个观念被工业大战(1914-1945)所摧毁，其顶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1945年8月6日，70,000日本人在进步(原子)力量的狂暴中瞬间化为齑粉。

自那以后，关于进步的叙事改变了形式，失去了实质。其目标不再是解放自由人，而是保障公民-消费者的健康和福祉，更不用说——自从生态意识觉醒以来——仅仅是维护现存事物了。如此被击败，它不再是一个需要达到的理想类型，而是一句广告口号，即便不能刺激大众，也只能偶尔激励几个迷失在技术极乐中的工程师或黑客。

第二个被破坏的宏大叙事是普遍精神的实现，即通过知识获得启蒙与统一的的主体。这个人本主义者、百科全书派珍视并维护的神秘火焰，在大学中心传授，19世纪的德国模式是其最完善的体现。大学的激增和人类获取的巨量知识，并未能消除伟大20世纪欧洲首都城市的死亡和苦难。转向“科学的”、计划性的社会主义(苏联，然后是法兰东)的国家重新点燃的火焰，在谎言之幕落下后迅速熄灭。现代思想最终陷入深沉的绝望，随后是蔓延的虚无主义。80-90年代的法国哲学家，追随利奥塔，将这一时期称为“后现代性”。而最终实现民主化的互联网，在几十年间，以“地球村”的面貌重新激活了这个叙事。屏幕取代了圆形剧场，成为叙事和社会基础构建发生的场所，而社会本身已与所有理想类型决裂。新百科全书派和其他“数字人本主义者”爱上了维基百科和“慕课”，而在市场上，“运营商”以千比特为单位出售数据。

V

技术科学不是科学的剩余部分或一部分。它是我们时代的科学，但它与古希腊人所说的“知识”和拉丁人所说的“科学”，以及18-19世纪的“学者”所说的“自然哲学”毫无关系。它更接近于一种通过完全统治来进行治理(kubernétikê)的特定“实践艺术”(tecknê)。技术科学是以科学真实性的霸权为尺度，被物质化的技术(te-cknê logos)的话语。

不再有任何人类目标(道德、哲学和伦理)，科学首先寻求的是手段，即旨在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最终目标在技术依赖链中丢失了。这就是为什么技术物件和商品、道路、电缆和机器越来越多的原因。“为什么?”已经被“如何?”所取代。而为增加生产手段所必须同意付出的人类牺牲，其目的甚至不是为了弥补为获得这种增长所必需的的人类苦难，而仅仅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资本和权力总量。人是可调整的变量。西方的经济和平，是在其他大陆以其他方式对人类进行的战争的延续。没有未来的后现代人的状况，是一种没有救赎、无法补偿的牺牲：“一切仿佛个人自主的推广只是一个吸引傻瓜的镜子，一个‘销售论据’，目的是让人们同意某种发展形式，直到这种发展变得足够重要，以至于与之疏离的个人除了为了和谐地融入全球机器的运作并在其流动中自我消解而进行的自我重塑之外，别无其他理念。”(奥利维耶·雷，《尺寸问题》，2014年)

VI

全球技术科学家网络不是一个由兄弟情谊和同志情谊联系的知识共同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网络化的竞争性市场。大学是其中心节点之一(互联网最初是大学间传播科学知识的工具)，与期刊和数据库一起，使得调动全球智力资源成为可能。这种网络的流动性引发了激烈的国际竞争，目的是积累财富并首先制造未来的武器和工厂。尽管每个国家对其国家的发现和创新拥有部分垄断权，但技术科学计划的进展是在国际层面上决定的。这种进展通过不断掠夺对手的财富，并建立复杂的合作关系以将好处拉向自己一方来实现。只有一条规则适用：保持研究中的亲切和表面上的中立，而事实上，每个统治国家都将这场“创新战争”作为其主权职能之一。

VII

技术科学超越了一般的宗教。它超越了宗教事实，因为对其教条和戒律的认同，是在并取代了每个被工业时代网络困住的文化的传统超越性被认可和安置的地方。技术科学是所有的辩论、所有的思想，甚至包括关于超越性的思想，都在其中发生的精神宇宙。胡塞尔在19世纪初谈到科学给世界披上的“观念外衣”。在被宣告的真理姿态中，科学真理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是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中，在效率和可预测性方面无与伦比的真理，在这个世界里，效率标准是唯一建造了这个世界并有资格进入这个世界的标准。它断言：“只有我用数学眼光看到的东西才存在，并且理所当然地属于我。”技术科学不是一个范式，而是范式化的思想本身，是真实性的意义，它今天涵盖了所有事实，所有在这个技术性的下界发生的一切。

VIII

技术科学只为未来而活，只活在未来。作为一个计划，它是“未来主义的”，每一天带来其新的创新和知识，都将所有旧的-现存-世界废弃。这种对现在的扫除，伴随着一种关于未来的、冗长而预言性的话语，未来被看作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系统造成的损害将由同一系统解决。这允许了为不可辩护之事辩护，无休止地等待通往鲜花盛开的土地和“最美好世界”的到来，尽管此时此刻，泥浆和鲜血沾满了我们孕育者的靴子。

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不断更新生产手段及其产生的关系，它不断发展新技术，这些技术在成为商品之前，首先是真正的生产手段。光纤的铺设以及即将到来的5G，首先是加强技术网络以优化和强化生产的行为。存储在期刊和硬盘中的被囤积和归档的知识，形成了一种休眠的权力(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用于更新生产手段以实现经济和地缘政治统治。每一天，加博尔定律或称“技术指令”，即“一切技术上可行、可能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完成，不受道德或经济制约”，都被验证，因为它是这台技术科学火车头的后果，其必须不停燃烧的燃料是“科学知识”，是自然(phusis )中可还原为“数据”的那部分。

IX

人类在几千年前就文化上获得了在短时间内自我构建的能力，即所谓的“历史时间”或更简单的“历史”。通过创造工具，然后是机器(技术)，其数量与力量的发展，越来越超过其其他形式的历史“构建”(精神、哲学、民主等)。换句话说，是效率的首要地位在几个世纪中成为某些民族历史的动力，他们借此能够统治并将其“观点”扩展到广大的领土和民族上(希腊-拉丁帝国或中华帝国)。

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它受到这个最优效率目标的支配，而这要归功于技术系统。这个技术基础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倍增了人类物种的“发展”能力(著名的进步)，结果导致了对大多数其他物种以及对被视为“逃离我们之物”的自然的统治和征服中无可争议的霸权。对这种大规模屠杀的意识——其意愿可追溯到旧约：“你们要生养众多”——直到其影响开始对发展本身造成麻烦时才开始出现，也就是在1970年代。为时已晚，主要的灾难是技术系统对我们生活、对自然以及对在发展范式之外寻求未来的可能性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进步的火车头正全速飞驰，且不会很快停下。

X

尽管如今技术科学计划将其指令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注入人类活动的众多范畴，但其核心、其行动能力，主要存在于科学研究中，更具体地说，存在于被称为“公立”的研究机构的庞然大物中。在法国，主要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原子能委员会汇聚了大部分力量用于技术科学战斗。尽快停止研究并关闭这些机构的决定，是一项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我们无法收回这些“生产方式”，因为它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用来对付人民的。通过消费该系统的副产物获得的虚假好处，既不能弥补也不能解决该系统的弊端和滋扰。满足并不自动带来自由。

这个停止的决定，只能来自底层，来自工程师、研究人员、教授、技术员，也就是那些真正让机器运转、维护它、延续它并传播其意识形态的人。没有任何薪水、地位或发现的喜悦可以证明延续这种野蛮行为是正当的。让我们把这个计划看作一个庞大的东西，有其国家例行程序和人力资源。个人的行为，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做”，不会改变多少东西，因为它们在低于政治的层面上行动，即在伦理层面，这不足以阻止扩张进程。必须在人类共同体、社会的层面上行动。因此，斗争存在于有效行动、思想斗争、以及团体、集体——任何开放、战斗和坚定的其他结构——的组织之上。如果我们行动，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斗争的结果。

致学生与教授的呼吁书:关于在大学内建立自治集体

“朋友们!尽快离开这个注定毁灭的世界。离开这些大学、学院、学校——它们现在正在驱逐你们，而在其中，人们从未试图做别的，只是让你们与人民分离。到人民中去。那里才应是你们的事业、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学问所在。……亲爱的弟兄们，请牢记，有文化的青年不应该是人民的大师、保护者、恩人或独裁者，而只能是他自发解放的助产士，是人民各种努力和全部力量的联合者与组织者。此刻不要在意那些想要用以束缚、惩罚你们的所谓科学。这种官方的科学，必将随着它所表达和服务的世界一同灭亡;而在其位置上，一种新的、理性的、活的科学，将在人民胜利之后，从被解放了的人民生活的深处涌现出来。”

—— 米哈伊尔·巴枯宁，《给我的在俄国的年轻弟兄们的几句话》，(1869年5月 – 载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德诺埃尔出版社，1972年，第210-211页)

“生存，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运动，希望成为科学家与群众共同斗争、争取我们生存的工具……似乎‘生存’是第一个系统的努力，旨在将科学家与最广泛的人群在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

—— 马克·阿泰亚、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丹尼尔·洛蒂埃、热罗姆·马努索、米歇尔·孟戴斯-弗朗斯、帕特里克·乌歇。 摘自《为什么还要另一场运动》，载于《生存》第2/3期，1970年9-10月。

考虑到技术科学在工业社会的知识/权力领域整体中所占据的霸权地位，及其开发致死的技术应用(改造生命、纳米技术、“智能”城市、智能小玩意、核能等)和政治控制/约束装置(面部识别、无人机、全面信息档案等)的不幸倾向。

考虑到正是在高等教育与研究领域(ESR)，在大学、工程师学院、如原子能委员会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中，这种技术科学诞生并正在发展。

进而考虑到研究人员、教授、工程师以及专家、技术员和行政干部在这场技术科学灾难雪崩中的责任。

考虑到自70年代末资本主义经济重组朝向“科学知识沉睡的权力”以来，技术科学作为知识生产的思想框架和生产框架，实际上与资本纠缠在一个三角结构(科学-工业-军队)中，因此应该称之为“技术资本主义”。

考虑到从90年代开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随后在被物化的日常生活的生产中，确实发生了一场“信息技术革命”。

并考虑到这场“革命”是技术科学的基础领域之一。

考虑到过去五年中，顶层资本主义国家对法兰东、美国、欧洲的技术极权主义的转向，是控制论——技术科学的一个子领域——的具体政治体现。

考虑到相继实施制度化的“例外状态”，只有借助这门科学才能实现。

考虑到国家利用媒体病毒式或媒体恐怖主义的投机主义政策，在长时间内强制剥夺自由，以消解中下层阶级的抗议火种，同时扮演“救世主”角色。

最后考虑到大学的完全关闭是这种反颠覆政策的结果(预科、中学和大学校仍保持开放)。

我们呼吁在大学内部及其周边，形成独立于大学机构的、战斗性的、自治的集体，致力于解放、社会批判和长期组织。基于此，以下是赋予本呼吁具体内容的一些提议。

I

你是否相信，那些新的、沉默的、混凝土化的、被滥称为“大学”的荒漠——“数字人文”的要塞和数字化生活中的自杀之地——有朝一日能重新成为充满活力的、革命性的抗争火种?

对于那些希望看到大学小资产阶级中激进批判和批判思维的火种重新绽放的人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容错过的历史时刻。的确，不意味着要对1968年五月或2006-2010年间学生反抗潮流的怀旧，但冷静而结构性地审视这些空间——那些拥有时间和手段的年轻人反思自身状况和生产他们的社会的地方——大学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质疑它们所产生的秩序的地方。

II

有人可能认为，马克龙政府做了任何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实现的事情：关闭这个“社会精英再生产”的高地——大学。这种看法相当过时，实则大谬不然：尽管大学对精英的形成只起次要作用(拿ENA(国家行政学院)、X(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NS(巴黎高等师范学院)、HEC(巴黎高等商学院)……甚至巴黎政治学院也行，如果你想见识一下精英的话)，但2020年3月在双重运动(退休改革 & LPPR)期间完全关闭大学，绝不是“大学的终结”。这个时期反而标志着其向“企业型大学”深度蜕变的完成。法国政府的战略，遵循2002年由文凭标准化(LMD和ECTS系统)启动的欧洲新自由主义进程，是把大学建立为“大品牌”，能够出口并销售自身。一个竞争性的大学，实行丰田主义(不储存学生)，加上数字化。“博洛尼亚进程”使法国能够完成60-70年代戴高乐-蓬皮杜权力所启动的“大脑自动化工厂”标准化工作的收尾(特别是与1966年卡昂研讨会提出的自主原则、1968年的《富尔法》、1973年法国普通大学学业文凭(DEUG)的出现，以及当时设立的大学技术学院(IUT)、大学技术文凭(DUT)和高级技术员证书(BTS)相关的内容)。这种基于美国大学模式的全面改革，如今加入了浓厚的布鲁塞尔管理色彩。新大学模式不应再为“超额”学生，那些在知识绿茵场上享受哲学追问的乐趣，或学习严肃的政治社会学类别，最终以心理学课程告终，以及可能的情况下，出现在ZAD或占屋地的大学生而烦恼。效率、选拔和大脑传送，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关键词，流程紧凑，不再是四年完成学士第一阶段和六年完成博士论文!这里无需详述高教新自由化改革的完整过程，其他文本已做得很好(见本文最后的资料提供)。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过去十年观察到的这最后现代化阶段，是一个双重运动：高等教育的彻底数字化(1)(特别是通过法国数字大学计划)，使员工即时陷入不稳定状态，并导致未来薪资总量的急剧减少(大学教师的自我约束/封闭管理是为完善这一战略而采取的前所未有的窗口机会)。同时，这个阶段是技术官僚所称的“新公共管理”(2)的最终结构化：大学机构的全面重组，使其与市场和工业接轨，开辟新的资金来源(基金会、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私立硕士项目)，资本的流动性，方向的融合与集中，通过IDEX I和IDEX II贷款形成特定的研究极，并使其相互竞争。这个数字化/集中化阶段(1) (2)使得根本上是技术官僚形式、技术科学实质的新的“大学原则”(对普利尼奥·普拉多而言如此珍贵)，能够稀释在全球技术网络中(既包括互联网，也包括“市场平台”)：伴随着的是通过贫困的大学分校散布在中型城市但在大中心监护下的教学的“去地域化”，远程办公或称“远程”作为学习的最终目标;UFR(教学与研究单位)的消亡;书籍和大学图书馆的终结;这个公共服务像其他所有服务一样，被“国家-网络”(《批判时代》所称)的附属物所取代……必须将这次高教改革视为一场战争。一场商业战争，与壕沟战无关，而是类似于冷战，例如格勒诺布尔的微纳米技术与创新园区(Minatec)纳米技术必须击败帕洛阿尔托的纳米技术，借助印度专利;图卢兹LAAS的机器人技术与某个航空巨头结盟，必须超越某个中国研究所的机器人技术，等等。

大学的这种转变，对于那些关注所有顶层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变迁的人来说并不奇怪，《批判时代》所称的“资本化社会”(网络国家、借助计算机工具实现的资本主义基础设施的流动性、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对于这场“资本革命”的追随者来说，急迫的是对因相对于被视为法国培训模式典范(大学校、综合理工、预科班)的其他教学结构而显得“反动”落后的大学加倍用力。可以说，在社会学、历史和哲学领域，仍然存在着一些抗争的火种，在那里，分离尚未完全实现，我们曾看到学生们在街垒和占领行动中实践前一天学到的课程。可以想见，“远程”教学，强制了与现实生活的分离，将会完成这肮脏的工作。

III

在澄清这个“威权自由主义”(夏马尤)对大学产生的影响时，可以注意到两种互补的转变：源自欧洲新自由主义指令的经济转变，以及大学保安措施的急剧增长，即一种“反颠覆”的政治思想。

虽然我们无法将其简单等同于在拉丁美洲推行“自由市场”的反叛乱模式(娜奥米·克莱恩称之为“休克战略”，而当时的军政府则称之为“国家安全学说”)，但马克龙主义者在卫生战时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法律与安全法律的双重奏，仍然带有那种腔调。在紧急状态期间，我们的“整体安全”中警察权力的扩张，以及对激进对抗形式的过度司法化，并非偶然(尽管LPPR法案中关于将扰乱大学理事会和占领行动定罪的特洛伊木马未获通过，但其意图已昭然若揭，而且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这类措施迟早会通过)。某种机会主义正引导着我们的领导人，他们害怕看到一个能够将贫困阶级的“黄背心”与愤怒的小资产阶级的“黑块”联合起来的小规模运动突然冒出来，谁知道呢?

在大学里，这种安全化的急剧上升，是十多年来大学安全化持续增长的延续：“大学特权”的取消和警察大规模进入大学，大量的保安、摄像头和安检门、生物识别技术、预防性的行政关闭、对学生行动的司法化、对学生工会和自治集体的攻击等等。

这些措施与大学对市场的完全开放相辅相成：欧洲统一法(LMD, 2004)，公共研究项目招标的设立(ANR, 2005)，大学中心集中与竞争法(LRU 在 2008 年夏季以快速/仓促的方式被审议通过，这在当时是首次)，劳动市场放松管制法(2016年劳动法——重新包装的首次雇佣合同CPE)，选拔法(Parcours Sup, 2018)和管理法(LPPR, 2020)。这个现在在资本主义政策中相当经典的双重手段，使得在其中学习的年轻人越来越被束缚在极其紧绷的经济-镇压网络中，没有出路，也无法反抗，还加上不稳定的因素。

除了这冲击性(紧急状态)、野蛮(全球安全)的解决方案，还叠加了英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微观政治”策略。这不是德勒兹派知识分子的微观政治，而是苏格兰经济学家马德森·皮里和他的圣安德鲁斯团体借用的法国哲学家的表达，是一系列“温和”方法，旨在“……产生那些环境和条件，使得个体被激励去偏好和拥抱私人提供的替代方案，并且人们将个体地、自愿地做出那些累积效应将带来所期望事态的决定。”(《解构国家：私有化的理论与实践》，格雷瓜尔·沙马尤译，载于《不可治理的社会》，2019年)

人们可以猜到，这里的目标不是自由公社，而是一种自由的奥威尔式反乌托邦。在这种反乌托邦中，与经典独裁相反，受到攻击和瓦解的不是政治自由和自治本身，而是它们得以行使的合法性和实施框架。通过悄然修改某些立法、惯例和道德机制，被悄然赢得的“棘轮式战斗”(极端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希格斯)并适用于人类活动的每个“部门”，资本溶解能量被注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事后质疑都被认为是徒劳的，因为“不现实”和“过时”。在商业或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新选择被赞誉为“新自由”，而它们却是政治选择在消费公民身份体制下的完美消解。这种“政治技术”的一个例子是新的退休制度，工人在新的法定年龄之前离开并缴费进入养老基金以获取更多金钱的选择权，是个体化的。在大学里，微观政治体现在例如“促进跨学科和创新教学法的卓越培训”(Pub de l’UGA)和无法为资本所用的人文学科(拉丁，古希腊...)之间的虚假选择。或者可以引用促进学院“自治”(LRU)的例子，而与此同时，博洛尼亚进程却推动着相反的方向。

IV

这个时代的终结也如同任何结构性转变一样，是民主现状脆弱的时刻，因此也是政治经济结构的微妙时刻。借用自由派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喜欢的昆虫隐喻来指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经济政治变迁，正是在“蜕皮”时，当所有能量都导向形式的改变，有机体最为脆弱。

就大学界而言，那些在自己9平米兔笼或被父母接回家里远程工作，总之是独自面对屏幕而遗忘自我的年轻人，现在可以花时间思考生活和学习的形而上学意义。他们沸腾着!他们愤怒着!这年轻的一代，在屏幕牢笼里打转，等待他们的学习场所——尽管它们也是他们的社交场所——重新开放。如果拖得太久，政府会很乐意给他们找到其他“合乎道德”和“团结”的“为法国服务”的强迫劳动，称为“普遍利益”(去海滩或其他地方清理我们的垃圾，这会让你们打消反抗的念头!)。或者政府试图用廉价的方式让他们沉睡。那种关于奖学金“购买力提升”的些许金钱碎屑的吝啬承诺，大学餐厅1欧元餐这种居高临下的可恶之举，是这种做法的顶峰。我们只能希望，在此之后，小蓝药丸不会终结生命的冲动。

“你们进入此地，须放弃一切自治!”

但权力，当其被出其不意地抓住，并将所有能量用于其“蜕皮”时(连接电缆和天线，格式化程序，修补共识的裂缝等)，年轻人仍然拥有一些回旋余地，然后他们的能量才会被再次收入精灵球。看看那些重新开始活跃的示威游行，夹杂着秘密派对和自由派对，这些运动在非正式场所—公园、仓库、空地—愉快地混合，成为某种“积极空洞”(统一城市规划局)，在那里，对社会的总体拒绝(常常以与警察冲突告终)的否定性常常与创造性的实践相邻：大众食堂和热红酒、火焰表演、哑剧与小丑表演、传单、海报、横幅。同样，关于这被局限于经济要求的生命意义的质疑和辩论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年轻人野性的活力不能被禁锢，面对这卫生屏障，高中生、大学生和贫困者的冲动，仍然充满了足以冲垮爸爸国家令人厌倦的惩罚的漏洞。技术官僚们当然不只是做这些!他们盯着曲线和专家言论(那分解了的权力固着于自身的经济和选举特权)，领导着面对病毒、尤其是面对公众舆论的历史性战斗。当警察们对他们卫生警察的角色感到绝望时(等待效仿“警惕邻居”模式建立“公民卫生防疫队”)，整个世界正在公民口罩之下沸腾。病毒社会就在眼前，历史的抽搐还远未停止。

V

正是在这里，被禁锢的生活的重新夺回，与对我们高度技术化世界的尖锐批判相交汇。多年来，一些团体一直在对每一次技术和安全跃进发出狼来了的呼喊。在这方面，像“网络四方”或“全屏幕”这样的团体和协会的启动，以及在反对智能电表或动物芯片植入、图书馆和家庭津贴基金信息化等各种示威和行动中，技术批判思想的发动，使得对“生产方式”的陈旧抗议范式发生了转变。

批判的艺术在许多团体中重新获得活力，这些团体也发表文本、手册、论坛报和书籍。更不用说行动中的批判，对技术官僚象征物的民众破坏(天线、变压器、车辆等)，点缀着洁净且联网的公民的沉闷日常生活，并提醒他们进步的脆弱性。正是在所有这些具有新革命潜能的能量的交汇处，在政治的地震真空中，有必要在大学内外建立反场所，让这种活力能够聚集起来。

VI

在这个将所有人类关系投向技术网络的规范线路的转折时期，开辟自由地发生真实联系的海盗场所，成为至高的颠覆。无论它们隐藏在不被注意的地方，还是作为政治自主行为被堂皇展示(看看雷恩那位进行“被禁”讲座的哲学教授)，这些处于当代病毒式活动(封锁/宵禁/紧急状态/工作/地铁/化疗)时间性之外的空间-时间，是颠覆性能量可以集结和滋养的基地。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或从零开始创建的那种倡议，在学院内部和周边。既然现在已一无所有，正是做一切事情的时机!

一个垂死的协会活动室，一个荒废的阶梯教室，一个拥有钥匙的教室，一个废弃的仓库，甚至一个能遮风挡雨的长椅……在共识之墙的最小缝隙中，找到一个可以容纳多人的地方，某种新的、属于人类尊严范畴的东西，可以重生并扩展。没有谎言，没有党派策略，在那里，将一些崇高的思想催生出来将是有益的，这些思想以关键词的形式呈现，其阐释领域是开放的，使强者、宣传和现今世界观的邪恶意图都无法在其中占据主导，并借此，在相遇的契机中，让斗争在多个、多样、非线性方向上成熟起来。要知道，学生幽灵啊，在你顺从的冰冷阶梯教室和即将充斥你如今常联网的生活屏幕的数据中心的闷热之间，存在着一个完整的世界间。

激进批判：批判性思维并非某种存在于学生及其追随者头脑中的、需要被唤起的怀疑和傲慢的精神姿态。它首先是需要传授和(重)学使用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批判性调查、辩证法、历史化、理论中的好奇心与精确性、激进唯物主义、祛魅、对常识、定见和政治正确的不敬、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行动批判、对抗、真正的对话和新语言)。 “批评(在带有负面、责备或指责的含义之前)，首先是：独立地审视、筛选、细微区分(希腊语tekhnè diakritikè：区分的艺术)，彻底审查某个观点或命题;寻找其中隐含的前提，辨别其中什么是必要或合理的，什么是任意的。”(普利尼奥·普拉多，《大学的原则》，第14-15页)

开放性：这种场所，为了不消亡，必须展示最大程度的开放性。在一个双重运动中，吸收尽可能多样化的能量，并回流到其他非大学领域，这种呼吸是其能够不断超越自身的保证。然而，开放性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天真……

交流：“将正在形成的理论传达给同样在形成的激进潮流的问题(这种交流不可能是单向的)，既是‘政治经验’的问题(组织、镇压)，也是语言表达形式的问题(从批判字典到使用书籍、传单、刊物、电影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言语)……”(居伊·德波，《致情境主义国际第七次会议的报告》，1966年7月。)

行动：在这个普遍被动性和强调“象征性”的时代，强调批判不仅仅是区分事物和揭示它们的相互关系，更是它们在与似乎是理论的实践化、其具体化的斗争中的体现，这或许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任何真正的批判都包含着否定的意义。

无权力原则：批判作为抽象主体的权力是不够的。为了使这些场所不蜕变为极左小团体或制度性的颠覆性橱窗(巴黎八大)，它们必须置身于权力的剥离之中。通过抱持不追求权力关系的视角(没有等级，没有任务个体化，没有大型结构和巨额资助)，我们将时刻特别关注这些场所中存在的、集中或弥散的知识/权力。在此基础上，所有组织起来的事物必须尽可能地忽视功能与功能主义、专业、专家角色，并通过简单的方式(参照“开放性”)激活组织实践和政治的轮替形式，吸纳非大学界的人士。

自治：强调这一点可能很重要：正是在这个对其工作者和客户-用户都具有高度异化性的场所——现代大学(尽管它生产异化的手段)——发展自治性，即对其自身政治和物质基础进行自我教育的敏锐感觉，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能从根本上颠覆剥削与统治关系的基石。而这只能通过人们真实、富有斗争性的运动来实现，这些人感受到彼此的联系，并形成开放的斗争阵线。这与上述几点相呼应。

友谊：如果社会学家发明了“社会联系”来研究它，那么我们应该什么都不发明，而是把我们未来的相遇设想为潜在的、富有成果的友谊。

VII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不应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说技术科学及其吹鼓手是我们明确的敌人，那么，我们呼吁在大学中重现的这些能量的最终目标，绝不能是重蹈技术科学所提出的那种效率和人的物化的覆辙。恰恰相反，目标的缺失——即那种为了所谓的、荒诞的“力量增长”(这意味着威权治理的增强)或更糟的“赋权”(这最终意味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权力的增强，也就是说，在技术化的世界里，意味着通过机器和“政治技术”加剧的统治)而进行的管理和技术效率的缺失——必须成为关注的中心。不谈收编(将在下一条建议中涉及)，我们必须警惕机会主义者和那种在学术界蔓延的、狭隘的、急功近利的创业思维：浸透了我们这个时代空气的马克龙主义气溶胶，关于获取“能力”、“技能”和“职业规划”的说辞。

这种思维并非始于“朱庇特”，并且是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商标之一，这个社会阶层是那些专门从事生产体系目前迫切需要各类“服务”工作的小型代理人：管理、控制、维护、研究、教学、宣传、娱乐和伪批评。在机器内部，这个阶级的功能是通过维护和改进技术结构来实现资本的“再生产”。正是在机器的“漂浮”时刻，当中央程序重启，当尚未被完全框定、嵌入这一阶层的年轻学生们的冲动能够联合起来时，有趣的事情才可能发生。

同时，我们需要时刻警惕我们自己(自我批评)在使用知识方面倾向于我们这个技术和管理型社会的倾向，即知识向其构成性权力(实质性的权力)的转化。傲慢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因此，一个大学机构很容易在适当的时候向我们伸出橄榄枝，给我们一个在大学社会电梯里的小小位置(初创公司、行政职位、商业计划、补贴、工资、学生办公室、大学理事会、大学事务委员会等)。

VIII

因为收编是大学里一种活跃的实践，它不断寻求人类的创新和发现。顺便说一句，这是它的主要功能，大学必须用新鲜的人类血肉、专利和知识来喂养永不满足的莫洛赫的肚子，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在大学里，每个人都在“收编”：从研究者收编同事未注明出处的工作，到初创企业家窃取未专利的发现，再到技术人员通过挖掘过去发现的幕后故事来发财，还有行政部门免费榨取年轻临时工的能量，这一切都是一个不言不语的“犯罪共同体”的正常贸易。

工会和政党也同样参与其中，他们时刻警惕着，通过利用“团结”的情感共鸣，并用昨日从夸夸其谈、身居高位的空洞社会学家祖宗那里学来的时髦词汇装饰传单，来招募和整编那些想要将他们的愤怒、精力和社会厌恶感投入到他们认为具有解放性的组织中去的、心存善意的学生。这就像在父母家一样，有人教我们东西，给我们下命令，有框架、规则、惩罚和奖励，我们被赋予了一套新的合法性，然后队伍前进，旗帜和标语牌飘扬!

不得不承认，自2016年以来，校园里的政治沙漠日益扩大。尽管有一些勇敢的鲁莽行为，但政治自主的思想几乎从全体大会的辩论中消失了。这片沙漠一方面被改革派左翼所框定和传播，他们主要来自教师工会，采用家长式的行会方法，每年只活动一次，当某项法律稍微过于靠近他们带空调的苦役监狱，试图改变其温度几摄氏度时，他们才会动动屁股;另一方面，被那种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所框定和传播，他们有着几乎不加掩饰的威权主义，真的把学生当成炮灰，认为需要用简单重复的口号来愚弄他们，以便机械地引发所谓的“鼓动”行话中的东西(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当然，这两种倾向假装互相憎恨，同时出于纯粹的利益，全心珍视这种民主共识，这种共识允许他们不断招募成员，在理事会中获得职位，在全体大会上获得无限制的发言权，并总体上大学事务上取得控制权。战略家们就在那里，占据着大学图书馆前院的位置，分发着他们撒上了能适应潜在顾客的空话的传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也很难看清他们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至少，在“大学权利联盟”时代，从对言语的批判过渡到铁棍更容易，而现在，这会被当作“反民主”。

IX

因此，大学共同体吹嘘为自己首要价值之一的改善现状原则，应该被否定的原则及其基于“不”的变体所取代：不妥协，不建设，不改善，不立法，不劳动。在当前条件下，迄今为止从未被证伪的加博尔定律表明，绝无可能相信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贵族姿态能够导致任何对大学制度的超越。

在技术资本主义中，一切源于权力，一切归于权力(在法律上)。人文主义和百科全书式的提升主张已经双重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基础是错误的：将知识视为普遍性的东西，与生产它的特定社会相分离，工业时代的研究者总是用工程学的“如何做”问题取代哲学的“为什么”问题，他们被各方推动去寻找“做事情的手段”。“一般智力”是技术资本主义力量顽强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而“知识”绝非中立，迟早会结出权力和力量的果实。那个同时创造了高度技术精湛和复杂知识条件的社会，也将允许它以致命的方式被使用。或者换句话说，在现代科学框架内生产的知识，已经包含了其被资本主义和技术化运用的倾向。科学研究是一个致命的两面神，现在我们必须正视它!

因此，这里的关键不在于灌输知识，而仅仅在于重新找到自由生活的乐趣，践行生命和行动中的批判，也就是说，去发现和重新发现，当下和过去是什么让、曾让这么多人走出了困境，以及他们是如何(或没有)组织起来去做这件事的。

这些“自治大学”的有效实践，是在这种场所中发展起来的集体生活，是我们想要看到成长的东西，而且事实上，它正在各处生长!可以预见，如果这类场所能够存活下来，被新的友谊纽带和集体动力重新高尚化的灵魂，很快就会感到被困在束缚他们的墙壁里，然后——当众人的目光转向别处时——在(被拆毁的)阶梯教室的长椅上和研究者们杂乱无章的办公室里，富有成果的否定性将会传播开来。

X

要明确的是，这里决不是要重新创造那些“解放斗争”的管理、培训或指导的“政治技术”，也不是要追求任何在“力量增益”或“要赢得的战斗”方面的结果。本呼吁的目的是打破大学的死气沉沉，而不必通过权力;旨在提出超越常规的路径，以实现内部的超越。因为我们不能停留在源自过去运动的、所谓的大学动力遗产上，无论它被称为“另类大学”、“自治学院”、“替代课程”、“自我管理的空间”或其他任何他者性的词汇。

在文化上，这需要一劳永逸地拆除精英文化，它是“解放性人文学科”神话的女儿，是那种带着点迂腐、一手拿福柯一手拿iPod X、把自身苦难标榜为“生活方式”的智识主义的女儿。

在结构上，与技术官僚多次实施的贫民窟化相反(参见巴黎八大“实验性贫民窟”)，我们绝不能让自己被左派所代表的智力商品体制所淹没。如果“它成功了”，如果另类的胃口让现代大学的兜售者们感到兴奋，那就意味着批评已经筋疲力尽，只产生自身的倒影、表象，作为对“概念”中生命的翻译，而现在这已经变成了“可硕士化的”，并可以作为好货在社会学或创造性语言学的研讨会上出售。“真正的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它让所有其他理论都显得可笑，”一个臭名昭著的酒鬼曾这么说。

要贴近世界糟糕的现实，要让批评行为保持活力，就必须在同一运动中，既对社会的机制进行精确且不妥协的观察，又对这些机制本身进行真实的、交流性的行动批评。让我们努力去嘲笑那些社会斗争方面的大学教授，在他们的课堂上斗争，取代他们的课堂。如果他们只做远程授课呢?没关系，斗争无论如何都在现实生活中。

“旧有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大学意识形态的残余正在变得庸常化，恰逢其社会基础消失之时。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国家给予大学一定边缘自由的时期，大学曾能将自身视为一种自治力量。但它实际上紧密依赖于这种社会类型的需求：为那进行学习的少数特权阶层提供充分的通识文化，以便他们之后加入他们才刚刚脱离的统治阶级行列。因此，这些教授们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怀旧，痛苦地失去了过去作为未来主人看门狗的职能，而转变成一种远不那么高尚的牧羊犬职能，根据经济体系的计划需求，将一炉炉的‘白领’驱赶到他们各自的工厂和办公室。正是他们以自身的陈旧过时来对抗大学的技术官僚化，并不可阻挡地继续向那些将来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知识的专业人才，零碎地灌输所谓的通识文化。”(《论学生境况的贫困》)

一些用于颠覆大学的资料：

格罗滕迪克小组，《解体的大学：服务于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格勒诺布尔研究》，《颠倒的世界》，2021年。

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我们还要继续科学研究吗?”，1972年。见1972年1月27日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阶梯教室举行的辩论讲座的记录。

《生存与生活》，《对科学的批判，生态学的诞生》，由塞琳·佩西斯协调，L'Échappée出版社，2014年。编译自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曾是非常活跃成员的激进生态学颠覆性期刊的文章。塞琳·佩西斯的引言(摘自她的论文：《1968年代与科学，生存……与生活，从批判数学家到生态学的起源》)对70年代科学界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有非常详实的记录。

《必死者公社，图卢兹大墓地：为全球灾难准备的本地特色菜》，2014年，见网站 和邮箱 [email protected]。

帕特里克·弗里登森，“1968年以来的大学政策”，2010年，https://www.cairn.info/revue-le-mouvement-social-2010-4-page-47.htm 一篇关于大学各种改革的非常详细的学术文章。提供了历届政府与高等教育和研究关系的临床式严谨和政治性概述。

安东尼娅·伯恩鲍姆，“大学有什么用”，《周一早晨》第57期 。关于一位大学哲学教授以及大学存续问题的真实而粗犷的见证。

安妮·施泰纳，“大学：改变它还是终结它?”，2014年，关于大学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阶级关系与联系的非常好的文章。

“学习吧，没什么好看的!”小册子，南泰尔自主出版社，2010年。

拉乌尔·瓦内格姆，《为年轻一代而生的生活指南》，1967年。感受68年五月风暴的全部清新气息，同时更好地理解景观社会。

《论学生境况的贫困，从其经济、政治、心理、性尤其知识方面考虑，并提供一些补救办法》，斯特拉斯堡学生总会联合会，1966年。https://infokiosques.net/spip.php?article14

《大学中的革命：从2009年春天的失败中汲取的一些理论教训和战术路线》，《燃烧的城市》出版社，2010年。

普利尼奥·普拉多，《大学原则：作为无条件的批评权利》，Lignes出版社，2009年。可在线免费获取。有些有趣的段落，尽管大学里的人每次都是这样，一旦他们想挑战大学，就会陷入这种资产阶级的陈旧过时之中，看不到他们那解放性和自由主义的(洪堡等等)“大学原则”，不过是遮蔽现代大学原则——即技术科学——的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