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多年以来，在我们的舆论场和某些学术圈子里，“极左”成了一顶万能的帽子。

这顶帽子极其好用，谁被扣上，谁就瞬间在政治上被“社死”，彻底失去话语权。

可是，那些热衷于给别人扣这顶帽子的人，却从来不愿意、也不敢去清晰地界定：究竟何谓真正的“左”?何谓打着引号的“左”?何为真正的极“左”路线?

他们为什么不界定?不言而喻。因为一旦把概念掰开了、揉碎了，他们借着反极“左”来反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底牌，就会彻底暴露。

今天，我们不妨从1985年钱学森同志那次掷地有声的“反驳”说起，看看这顶帽子，是如何被炮制出来，又该如何被彻底拆穿。

一

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到历史的源头。

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制宪议会上，温和的保王党人坐在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坐在左边。自此，左与右，成为了政治立场的天然分水岭。

简而言之：左派，代表着坚持革命、主张社会平等、反对阶级统治；右派，则是保守的、妥协的、认为阶级分层不可避免的。

因此，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其阶级属性就决定了她必须是、也只能是坚定的左派。

如果不是左派，那就根本不叫**。

在我们的党史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把敌人当作朋友”。

比如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又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他们拱手将革命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右派，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彻底撕下伪装，就是最典型、最凶残的极右派。

那么，什么又是打着引号的“左”呢?

千万不要把左等同于“左”。

打着引号的“左”，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打着革命派的旗号，搞过度的、脱离实际的激进主义。

在党内，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其典型代表，正是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路线。他们“把朋友当作敌人”，关门主义盛行，盲目出击，几乎把中国革命一步步推向深渊。

所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与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双重斗争中，确立了真正正确的左派革命路线。

从道层面分清“左”和右，从器层面保障革命走得稳，这是毛主席留给全党最宝贵的政治遗产。

可是今天呢？

一些右派和极右派，故意把水搅浑。他们把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左派，污名化为“极左”来批斗。

把真正的左派当成“左”来批，以此来掩护他们向右转的真实目的，这就是他们屡试不爽的障眼法。

二

这种把水搅浑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八十年代初曾经甚嚣尘上，甚至把黑手伸向了共和国的最高机密与立国之本——国防尖端科技。

1985年，在北京远望楼召开的全国国防经济学讨论会上，钱学森同志作了《我国国防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的报告。

在这场会议上，钱老拍案而起，旗帜鲜明地反驳了一个极其荒谬、却在当时颇有市场的论调。

钱老当时尖锐地指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的同志出于要彻底消除极‘左’路线这么一个想法，曾经把国防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在五十年代以后所花的钱，所作的努力说成是极‘左’路线的表现。我想这一点在座的同志是不会同意的。”

那些扣帽子的人是怎么说的?

他们的逻辑是：五六十年代国家那么穷，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你们却搞什么原子弹、核潜艇，耗费了巨大的国力，这是脱离实际，这是典型的极“左”!

面对这种诛心之论，钱老有理有据有节地发出了灵魂拷问：

“问题很简单，假设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导弹，没有洲际导弹，没有我们的国防科技力量，没有我们的国防工业，那么我们国家将会处在什么样的国际地位?……我们是有的(缺点)，但不是什么极‘左’路线。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澄清!”

钱老不仅是一位在世界顶尖实验室里做过研究的伟大科学家，他更是一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有着极深造诣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对毛主席的哲学方法论，有着远超常人的领悟力。

他深刻地明白，把“两弹一星”打成极“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探讨，而是一场旨在否定建国前三十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的政治清算。

三

让我们顺着钱老的问题，进行一次残酷的历史推演。

其实，早在1960年代初，国家遭遇严重经济困难时，党内就出现过一股要求原子弹项目“下马”的风潮。

理由听起来非常“务实”：集中力量抓经济，先把老百姓的肚子填饱。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嘛。

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顶住了这股“下马风”。

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最高层面的战略判断与长远取舍。

在那个美苏两霸挥舞核大棒、对中国进行疯狂核讹诈的年代，没有“两弹一星一艇”这根打狗棍，中国就不可能有一寸安全的战略纵深，不可能有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

你连桌子都上不去，人家凭什么让你安安稳稳地搞经济建设?

如果我们当时听信了那些“右派”的所谓“务实”论调，让国防尖端项目下马，结果会怎样?

如果没有原子弹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如果没有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如果没有我们在国防工业上的咬牙坚持：

1972年，尼克松会跨越太平洋，主动飞到北京，在书房里谦卑地同毛主席握手吗?

中国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堂堂正正地重返联合国吗?

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勒紧裤腰带打下的国防重工业底子，今天的我们，恐怕早就像某些拉美或中东国家一样，只能在西方资本和霸权的夹缝中乞讨，随时面临被肢解、被制裁、被颜色革命的命运。

哪里还有今天在这里讨论“经济发展”的资格?

把奠定大国地位的战略决策，污蔑为极“左”路线，这不仅仅是无知，这是彻头彻尾的阶级背叛。

跋

在钱学森的晚年，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捍卫毛主席，理直气壮地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声辩。

这体现了什么?

就一般意义讲，这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世界级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但从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来看，这是一位工人阶级自己的科学家，所展现出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这让我想起了黄克诚大将。

在毛主席逝世后、那段思想极其混乱的岁月里，黄老也是以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挺身而出，抵制住了一股企图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逆流。

在科技界，钱学森同志的所作所为，与军界的黄克诚同志如出一辙。

他们都是在国家和民族面临思想撕裂的危机关头，用自己一生的威望和不容置疑的真理，死死地护住了中国革命的底色。

不论是面对大洋彼岸的霸权，还是面对内部暗流涌动的历史虚无主义，钱老用他的一生证明了：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技术可以引进，但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绝不允许任何人用一顶叫作极“左”的破帽子来肆意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