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一个炎热的午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封。信中写道：“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X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吴郁文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与李大钊的遇害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1927年，北京城在风雨中飘摇，政局动荡不安。国共两党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稳固其统治，悍然下令对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展开大规模“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许多进步人士或被迫逃离，或转入地下活动。李大钊，作为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然成为了张作霖追捕的首要目标。

为了躲避当局的搜捕，李大钊早已秘密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当时，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李大钊和其他**员暂时在这里寻得了一处庇护所。

为了获得李大钊等人的确切地址，奉系军警派出了大批特务。他们化装成车夫、小商贩，每天蹲守在东交民巷附近窥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还派俄文科长买通使馆工作人员，进入了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并画好了路线图。

为了顺利抓捕，陈兴亚等人将目光投向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

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大荷兰公使，要求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人匿居处所：“本厅为预防扰乱地方治安、保护外侨安全起见，不得不迅取断然之处置，决计派宪兵、警察至该党人匿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是所至盼。”

随后，便收到了欧登科的回复。

1927年4月6日上午，行动总指挥吴郁文率大批军警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李大钊及其妻子、女儿，还有几十名革命者，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1927年4月28日下午1时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8岁。

1949年，一个偶然的发现让这段被尘封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

1949年2月的一天，原功德林监狱一座锈迹斑斑的庞大绞刑架引起了北平市公安局的注意。一名本地狱警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座绞刑架早在北洋时期就曾使用过，而被它绞杀的人，正是李大钊。

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经过去了20多年，当年的那些凶手早已下落不明。在偌大的中国搜寻他们，无异于大海捞针。

直到1951年6月，那封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办公桌上的绝密信件让案件出现了转机。

这是1951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呈请逮捕人犯批示表》，清楚地记录着吴郁文被捕时的信息：“吴郁文，别名博哉，68岁，瘸一只腿，现住北京旧鼓楼大街四号，日本宪兵学校毕业，曾在张作霖部下任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并充任伪北京警察所侦缉处长等职。吴郁文为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犯。因证据确凿，拟立即逮捕法办。同意逮捕，冯基平。”

在这份1952年10月吴郁文口供记录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陈兴亚派我为“剿办俄国兵营中国**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五百多名，于同年四月间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十八九名，内还有苏联人三名。

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郁文落网。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终结，其他凶手仍逍遥法外。那份当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中所记录的雷恒成、陈兴亚、蒲志中又藏身何处，他们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这场跨越20余载的追捕行动终将穿透岁月尘埃，重新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