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当下国内左翼圈层之中，其实存在过于重视非经验的人文科学、而轻视社会科学的态势，但众所周知，一个人把列宁或者阿尔都塞的文本读的再精细，也没办法直面当下的问题;而经验研究才能够帮助我们擦亮眼睛，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转机。因此，展开独立的经验性社会调研，探索保守的学院体系不敢研究的问题，或许是当下左翼的一个迫切的工作。

但与此同时，置身于学术体系之外的一般学生，再进行实地调研的过程之中会受到许多的阻碍。一方面是客观的阻碍：无法获得国家机构背书、同时也没有资金的学生难以进行长时间的调查或者大规模发放问卷;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主观的阻碍：许多左翼圈层中的朋友对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了解不多。

因此，这篇文章就是一篇简短的讨论：当一个学生只有三五个朋友，没有资金、漫长的闲暇以及学院与机构的背书，如何用尽可能短的时间高效地进行社会调研，帮助我们去研究当下的社会？这篇文章中所介绍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对于个体的学生而言可行的方法。

当然想要进一步了解更加详细的研究方法指导还是可以参考主流的工具书，但这篇文章至少可以作为「门前的台阶」：反思了我们作为学生个体的局限性之后，并学习了前沿的方法，或许我们同样可以完成颇有价值的独立研究。

导言：毛泽东在井冈山发问卷了吗？

所谓社会调研，对于许多当代中国学生而言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说，这源自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社会调研所留下的历史记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这一文本的存在，成为了的一些左翼同道下乡调查的灵感来源。但据我所知，大多数「自发」的社会调查都是十分失败的，其中浮光掠影拿到的一些信息，根本就不足以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更不用说将这些经验转化为理论、投入实践之中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传统的自发社会调研」是不科学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这一文献的历史意义，我们暂且不论。但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不是一份科学的调查报告。它更类似于工作经验总结与报告文学的结合体，这里的不科学并不意味着：它的经验是没有有价值的，我们一会儿会谈到许多的社会调研，不需要及其严谨的程序、或者摆弄一大堆调查问卷与统计学工具。但，如果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方法指导」，我们的效率毫无疑问会低上许多。

另外一个问题，即另外一个制约当代学生社会调查的因素，也就是资源的不足。事实上，虽然看上去也是一穷二白，但昔日的毛泽东有着我们今天的学生调查者不具备的几项资源：首先，他有着充足的时间在一个社会现象中久留;其次，其作为当地的政治领袖，可以自然而然的进入到农民运动的活动之中，成为一个参与者——譬如说跟老农谈一谈心、甚至是一起搞一搞组织工作之类的。而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作为一名学生去调查衡水中学的学生处境，我们毫无疑问是没有这样的资源的。首先，大多数调查者没有能力在中学周围驻扎上半年甚至一年;其次，我们更没法参与到学校的日常活动之中，这样相比我们只是浮光掠影的掠过学校、且无法参与其中。显然，这样的调研只是雾中看花。

因此，我们不只缺乏「研究方法指导」——毕竟在井冈山的年代，当前系统化的社会研究方法依然不存在，我们实与当年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更缺乏进行一项深入研究的从容与资源。以至于学生自发的社会调查，多半变成了以调查为名的郊游。

许多有志青年碰了南墙之后，对于经验研究失望了，转而投向了理论世界的海洋，成为了又一名伟大思想的搬运工。而这在笔者看来，其实是颇为痛心的事情——当下国内左翼圈层之中，其实存在过于重视非经验的人文科学、而轻视社会科学的态势，但众所周知，一个人把列宁或者阿尔都塞的文本读的再精细，也没办法直面当下的问题;而经验研究才能够帮助我们擦亮眼睛，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转机。

因此，正式探讨「学生该怎么搞社会经验研究」之前，笔者也愿意再谈一谈经验科学的重要性。第一点自不必说，现代社会科学之中的经验研究，实际上可以对应着马克思主义之中，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的过程。所谓的将当前工人的困境，乃至于日后工人的斗争转化成理论，并不是一个可以自发完成的工作，甚至也不是说只要读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就能够从经验的直观之中抽取出当今所需要的理论。真正的经验研究关涉到一些更加细节、但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继续以研究高中学生状况为例，譬如：获得这些学生的数据——不管是统计调查之中「性别比例」这样的量化数据，还是老师与学生是如何互动的这种更加定性的、文字性的经验记录;而这些数据有是否具有代表性——衡水中学的学生真的能够代表中国学生的一般状况吗?以及如何分析这些数据——得知了这些学生的作息规律，又能从中推断出何种结论?

这些，皆存在着系统性的方法，也是所谓实践到理论之抽象过程的具体途径。

不过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让「自觉的经验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学术机构或许不那么靠得住。这里岂不是说学术机构的理论有所偏向或者是方法上过于保守，而是在于：许多左翼所关注的研究课题是不会被学术体系关心的、或者是不可触碰的。譬如在一零年代之前颇为兴盛的劳动社会学以及工人研究在一零年代之后逐渐消失，以至于我们当下对于产业工人的许多境况进入处于一种目盲的境地。这一背景之下，一些「自主的研究」或许至少可以填补一部分空白。

当然，另一方面的事实也是：其实三五名学生甚至是一人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方法。

二．学生困境：教材上的方法用不了

不过在正式探讨这些潜在的方法之前，首先要重新回顾一下：当前学生自发社会研究的难处之所在。事实上，如果只不过是去学习社会研究方法的话，有着众多及其优秀的参考书、譬如风笑天的《社会研究方法》、陈向明的《质性研究方法》等等。若各位在读罢此文之后，想进一步深究，当去阅读这些系统性的指导书。但当笔者广泛阅读了许多社科研究方法的指导书之后，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痛点，而这或许是学术体系之内的作者不关心的问题：多数的研究方法对于学生而言过于昂贵、不可操作。

譬如，一名典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或许有着一笔研究经费，甚至还有三五名研究员。定量研究的话，甚至可以批量印制问卷、邮寄给受试者，或者是更加阔绰一点：雇用几名访谈员，原来做结构式访谈。而这种动辄发放上百分问卷的阔绰，对于学生而言显然是遥不可及的。当然，这里也是一个潜在的要点：朋友圈之中随意分享的调查问卷在严谨的社会研究方法可以说，只是一种游戏调查，直言不讳的说：其收集的信息无任何价值。在接下来的内容之中，各位可能会看到：严谨的问卷调查可能是各种研究方法之中最昂贵的一种之一。当然，如果是定性研究者的话，很多时候确实是单枪匹马闯入田野，但他们多半有着充足的时间，一个正规的田野调查往往需要数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而其中或许花费时间相当多的一部分，只在于进入现场——而大多数跑到一个地方观察上两三天，随后扬长而去的学生调查者，可能连「社会活动现场的门」都没有踏进去。

而相比较于正规的研究者，学生研究者可以说面临着「二重困境」。首先，是资源不足，即时间，金钱以及人力皆匮。学生只能用课业的空余，或许总共不超过一百个小时做社会研究，这意味着一切真实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皆是不可能的;而人力上，恐怕能够组建其三五人的小团队，已十分杰出的成就了;金钱上更不必说：我们所有的只是笔、纸、车票和stata软件(或其他分析软件)、或许还有免费的国家数据库。而另外一个困境时常是我们所忽视的：我们缺乏相关的资格。这里特别是说关于田野调查。

而在这里要想说明「资格」以及「时间」对于真正田野调查的作用，恐怕要解释清楚「进入」这个概念。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想要研究衡水中学之中师生互动的逻辑，比方说已经拟定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衡水中学的教师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而这种互动又是如何展开?那么要想研究这样的互动过程，最理想的研究场景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可以坐在教室里，学生听课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旁听，这满足了观察深入的观察——而只是看一看教室，这不算观察「学生与老师的互动」;其次，我可以体验一下写卷子以及老师批评的过程，这个也就是「参与」：我们不只是旁观者，而是亲身的体会了社会互动的过程;而最后、最理想的一点是：这个场景之中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是一个研究者，毕竟不论如何一个研究者的在场，会让他们感到尴尬，会让他们的行动不同于一个完全自然的状态。这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一些学者称之为「完全观察者」。而想获得这种身份，需要的就是充足的时间：比如考一个教师资格证，随后进入衡水中学中做一个普通的老师，然后在社会互动之中浸染上三个月，每次在学生们下课时，记录观察报告(或者按照更加传奇一点的田野调查者的桥段：厕所里去写笔记)。这实际上是一种成本及其高昂的策略，一个优秀的性田野调查多需要消磨上一名社会学家一两年的青春——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不是为了观察本身，而是为了「进入」——即一个互动情形接纳研究者成为一个「成员」的过程。

当然，还有一种更加简单一点的方法，即就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加入到互动之中，也就是所谓「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就需要了「资格」。譬如说，我们跟这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关系很好——这样的老师一般被称之为中间人或者情报人(informant)，其允许我们进入这个场景之中，陪同学生一起做卷子。而一种更直接更加官僚化的方式是：身为学院或政府机关的调查人员，直接获准进入。当然，这两种凭藉资格进入的方法都会较大程度的扭曲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若本来教学场景之中存在体罚的话，有研究员在场、老师显然会有所收敛。

总结一下这个例子之中，一个简单的事实：田野调查意味着要被接纳到互动场景之中，而要想获得这种进入的资格，其实实际上等同于「加入一个团体」，要么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进入，要么需要空降的资格直接或准，而这两者学生都没有，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第一「资源的不足」与第二「资格的缺失」是一对残酷的事实，学生所能使用的社会研究方法变得极其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无能为力。阅读了许多研究方法指导之后，笔者总结出了五种学生可以使用的社会研究方法：掠过田野、二次分析、小样本调查、历史比较研究、参与研究。

而为了避免在干货之前行文过于拖沓，这五种方法究竟是何关系、其在社会研究方法的图谱之中又是何定位?我将在总结部分展开，即定性与定量之间关系的问题。

三．第一种方法：掠过田野

上文之中谈到的五种方法之中，第一种、第四种和第五种都是所谓的定性研究方法，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更多是在「跟文字材料打交道」;而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定量研究方法，可以理解成是要「跟数字打交道」。我们先从第一种开始，即「掠过田野」。

实不相瞒，这一概念是笔者的原创，因为他实质上是一种在条件缺乏的情况下，尽可能实现田野调查之目标的研究方法，一句话总结其内容就是：通过「结构性观察」以及「开放性访谈」来收集数据，随后进行定性材料分析，而不是田野调查之中长时间的参与、细致的非结构观察。

所谓的「结构性观察」，可以理解成「给观察现场做问卷」。这意味着用一个结构性的清单来给社会行为与社会场景进行定量的数据收集。比方说还是以衡水中学为例，我们拿着一张清单上面一系列问题：教室之中的人数、抬头人数、老师是否在场、楼层中厕所的数量、跑操队伍中举着教材背书者的数量……随后，客观的记录数据。毫无疑问，比起真正在教室之中跟着学生做三十天卷子，这样的数据收集是浅尝辄止的，但这会比浮光掠影的看一看，随后写一些感受要好得多——当然，在真正的实地研究之中，主观感受也是重要的资料，在最终的研究之中，呈现一下你对于衡水中学的主观印象也是有研究价值，但它不能够替代结构性观察这种高效、短时间内收集关键信息的作用。

而相比较于结构性观察，「访谈」显得更加重要。事实上，许多自发的学生调查之中也会包含访谈，不过更多是对于闲聊之中只言片语的记录。这种记录的信息有价值，但显然不够高效——毕竟对于一名学生研究者来说，现场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因此，若能与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开放性访谈，显然是更好的。一个理想的开放式访谈，时间上为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更短，则一些话题无法展开;更长，则双方会感到疲惫。而调查者一般而言需要一个作为参照的问题清单——譬如，想要同一名衡水的学生聊一聊课堂生活的经验。而即使是最开放的访谈，调查的学生也要心中知道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中午的午饭、自己与家长的矛盾(这一信息本身很有意思，但或许与本次访谈内容无关)、今天做过的卷子，可能不是这一次研究者关心的问题，因此，需要去引导对方探讨围绕着主题的问题。这里也就引入了访谈与日常交流的一个根本的差异：日常交流许多时候是社交性的，意味着许多不期而遇的联想;而访谈，归根结底是要理性化的收集信息。当然，开放性访谈许多时候意味着要给不期而遇的新内容留出空间——譬如，一名学生在陈述教学风格的时候，突然谈到了体罚，一名敏锐的研究者应当引导他顺着聊下去。

这其中，当然有许多经验与技巧，这里不展开了—— 《质性研究方法》之中包含许多内容、可以参考其中的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不过说回来，访谈与结构性观察一样，是一种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定性资料的方法，相比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显然更加适合于学生的处境。因此，以中学为例，所谓的掠过田野，即首先进行一些构性观察，了解一下衡水中学的基本情况(特别是那些在网络上搜索不到的细节);随后从这种观察之中产生问题意识，联系受访者进行三到五次的深入访谈。随后，将这些数据进行定性分析，最终写成一篇文章。不过，转向下一种研究方法之前，不妨要补充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

根据笔者亲身调查的经验，随机在街头拉上一个人进行访谈，是十分不现实的。这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路人没有充足的时间与你交流，而一场有效的访谈需要的是深入交流。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记者，恐怕最多也只能进行个两三分钟的街头采访;而真正有效的访谈，需要约定时间、准备好录音机与笔记本，随后深入交流，以至于让对方感到相谈甚欢(而研究者本人反而不能松懈下来、而是要进行记录以及引导问题，不断地认真倾听)。而这些同样也是一个小型的进入问题——受访者会花上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宝贵的时间同你交流，多需要获得某种报偿。许多时候，一些表达友善的小礼品或者是对于对方经验的关切，本身都可以让对方接受访谈——当然这也是一个社交能力的问题了。

四．第二、三种方法：二次分析与小总体调查

第二种方法以及第三种方法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定量的世界。而定量研究的世界实质上比定性研究要简单得多，「掠过田野」意味着我们要用某种方式走到一个社会现象的边缘、通过对于其中参与者的访问来获得细腻的信息，最终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比如，衡水中学学习的经历对于学生的体会与意义、一名学生在这一环境之下心态的发展、教室场景之中的社会情境、乃至于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定量研究」主要关心数据的特征、以及变量之间有无相关性。而它的工作更多是检验理论假设是否合理，而不是去提出新的理论、或描述一种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

这样来说，若以研究高中学生为例，可能课题也就变成了：「家庭收入情况对于学校中成绩的影响」。而由于小样本调查与二次分析本质上属于同一种方法，且其数据分析方式完全一致，我们不妨将其对比着来介绍。同时，由于在这里详细介绍定量数据的研究方法会显得过于冗长，并且对于许多学过统计学的朋友而言，这会显得无聊且多余，因此，对于定量数据的分析方法就不做介绍了，不曾学过相关技巧的朋友，可阅读《初级社会统计及stata学习手册》一书、或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的相关章节，或者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寻找一个学社科/计量经济学的朋友来帮忙。

而「小样本调查」与「二次分析」本质上的差别在于数据收集方式。前者意味着要自己去发问自己调查，而后者意味着直接已有的数据。而这两者的差异实质上其实比看上去要大的多，而这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你的研究「代表性」如何?

社科经验研究，时常是要追求「普遍规律」。我们不是想了解「衡水中学之中的社会定律」，而是想了解一种能够适用于整个中国、乃至于类似教育制度的抽象化理论。而这也就是说：一个解释力更广的理论更加有价值、更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而更具体的说，我们也就希望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中国高中，或者至少是某一类的中国高中，并且希望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用于解释这些对象。可将这些对象的总和称之为「总体」，它多是由众多的样本构成的，而最终我们只能抽取其中一部分进行研究。同时调查中国的上百所高中、几十万名学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中国社会科学调查等等国家层面所进行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只有数千个样本——当然，统计学也告诉我们：科学的抽取让数千名学生的样本、随后研究这些样本的「统计值」(即性别、年龄、社会态度等等)，足以有效地代表中国上百万名学生的「参数值」。

问题就在于：怎样系统而科学的抽样。正式解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可以先说明一个结论：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样本总体进行有效的抽样，对于学生研究者来说是天方夜谭，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研究以全国(高中生)为总体的问题，只能用别人统计好的数据库，而不可能自己去发问卷。

「科学的抽样」，一言以蔽之，是要让「总体之中每一个样本被抽中的概率一致」。这样的表述或许显得抽象，最好的引入方式就是从「不科学的抽样」开始，即臭名昭著的「朋友圈调查问卷」。

首先，若还是之前的研究问题，即「当代中国高中学生」;再假设，你是一个高中生——毕竟如果一个大学生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发问卷调查「当代中国高中生的……」且任何人都可以来填问卷，恐怕有些不可理喻了。而即使身为高中生，那么前来点击你朋友圈的那些人是否能够代表一般中国的高中生呢?甚至由是否能够代表你所在的那一所高中的一般情况的或许都是不一定的，毕竟你本人的社交圈子或许并不与整个学校重合。因此，这样到最后你所收集的数据实质上是「你的社交圈子之中，那些喜欢用微信的人」这个总体的信息。而这个信息的价值，恐怕是极其有限的——至少不能冠以「当代中国高中生某某调查」这样的名字。

简而言之：「科学的抽样」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以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是「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个对象也就被称之为总体，而在日后我们抽样的过程，其实是尝试用有限的样本来概括总体的一般情况——而这个方式也就是「概率抽样」，即尽量保证总体中的每一个体被抽中的概率相同。

而基于这样的我们也就知道了：学生几乎是不可能够展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的。因为，若研究全国甚至益省的总体也就意味着需要有「总体的全体名单」(样本框)，且通过等概率的方式抽取之。即使是采用最为简便最为低成本的多层抽样，首先抽取省份→抽取城市→抽取学校→抽取班级，可能意味着最终发放问卷的目的地分散在全国/全省各处。因此，若想要研究全国层面的问题，只从数据收集的层面来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二次分析，即借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其中依据自身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变量间关系的分析。

不过，这种二次分析的局限性也是很鲜明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想研究的课题没有相关数据。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若想研究当代高中生的政治倾向、甚至是对于某一种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现存的任何数据库制中恐怕都不包含相关的数据。而这种情况之下意味着我们需要去独立收集数据。

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所唯一能够选择的方法也就是小样本调查了。这意味着总体会很小，结论不会直接拥有很强推广性——我们或许可以研究一所学校、甚至是一个城市的「中学生一般情况」(多层抽样、首先对城市之中的学校进行抽样、随后让一起来帮忙的朋友对抽中的几个学校进行二次抽样，再联系每一名学生发放问卷)。而这会更类似于对一所城市的学生总体进行个案研究，而无法代表全国的一般情况。不过，一些学者也指出，不必强求定量分析式的可推广性，这种对于一个城市，甚至是一所学校之中成员的调查与之前我们谈到的掠过田野一类的案例分析其实更加相近：他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检验一般性的理论，而是在于发现新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或者反过来说用一个鲜明的个案反驳一种主流理论。

当然只是了解了总体和概率抽样的概念，不足以帮助我们直接完成一次完整的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意味着「通过系统性的抽样获得数据、采用统计工具分析、最终得到结论」。整个过程不复杂，但是十分固定化。其一般来说包含如下五个步骤：明确概念→操作化(即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可以具体衡量的指标)→根据指标制作问卷→发放问卷并收回数据→对于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不过在此文之中就不再赘述了。

除了上述三种方法之外，还有两种定性方法可以使用，即「历史比较分析」以及「行动研究」。不过这两种方法远远不像田野调查以及社会调查，一般需要大量的前置经验。所谓「历史比较分析」，可以理解成对于文字材料的历史记录，采用逻辑以及叙事上的整理，尝试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而行动研究则是意味着亲身参与到一个社会现象之中，首先制定目标、随后周期性的验收目标是否达成。二者的优点都在于成本较低，其中前者意味着只是读文献的工作，不需要亲自收集数据;而后者则可以将某种社会实践与研究相结合，只不过是需要在实践的同时不断保持一种退后半步的客观的观察者身份，勤于记录数据。当然，这两种看上去对于学生比较友好的研究方法，不能够代替上文中介绍的三种：掠过田野、二次分析以及小样本调查。可以说，这三者的独特之处其实在于它们是研究者的探针，可以帮助收集在日常生活以及经典理论文献之中看不到的经验——而有许多时候，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经验」构成了社会现象的大半，它们有待自然的光明照亮的疆域。

五．尾声：定量霸权与学生的优势

写在最后，或许读者已经感到前面的介绍像是一团乱麻，因此，我们最终需要回答：这些方法之间有何关系。我们需要一幅概念的地图来将这些不同的方法置于其中。

而社会科学界有一个最经典的概念地图，即定性与定量的二分。它可以作为我们探讨的开始。

前文之中说过，我们可以通过究竟是处理文字还是处理数字来区分定性与定量，但这究竟不是二者根本的关系。一些学者会认为定性与定量一方面是互斥的(即一种研究方法，要么是定性、要么是定量)，另一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探究的循环。简而言之，我们首先对于混乱的经验进行定性研究，尝试抽象出理论;随后，再通过系统性的定量方法检验理论，二者构成一个「假设→检验」的循环。这样的背景之下，田野调查、历史比较分析与行动研究都可以自然然的归入到定量之中，其目的在于提出理论;而二次分析、小样本调查乃至于本文中不曾未提及的社会实验等等，功能则在于检验理论。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分类方法，是对于世界的简化，但是实际上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其实我们当前所说的定量研究可以说指示众多社会研究方法之中的一种特殊的种类：即以可以量化的数据为基础，计算与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与之相对，定性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概念垃圾桶，其中众多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相差甚远——田野调查，历史比较分析与行动研究的差异就可以看得出来。

更不用说各种不同定性方法的追求，其实也根本不同。目前总结来看，其实主要有三类：一些定性研究者比较关心提出理论的过程，即定性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出可以概括新现象的新理论——譬如一些学者在研究一些多出状元的贫困县之后，提出了「乡土文化资本」这样的概念，指出了勤奋笃学的社会风气可以为更好的教育成绩。另外一些则更关注解释与讲故事的过程，他们延续着人文主义社会学的传统认为，首先社会学家应当去解释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譬如对于一名在衡水中学上学的学生而言，这样的体验意味为何，而社会学家需要去传递这样的经验。而最后一些社会学家，甚至认为定性研究也可以更好地检验理论与因果关系，比如通过提出建设性的反例、通过对于时间性的路径分析详细展开、揭示因果机制(比如斯考波尔对于革命的研究)，甚至一些研究者举出了定性比较分析(QCA)这样的大旗，即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两种传统》)

而若对于这样的学术场域带有一定批判性的视角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定量与定性的二分是一种「霸权性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二分。毕竟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定量研究目前占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发布论文的主流，而方法各异的众多定性研究，则要争夺剩下的版面。而所谓的定量与定性的循环很大程度上是采用定量方法的学者视角之下，试图将其他定型研究工具化的结果：「好的定性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可以去进行回归的理论，至于「解释的取向」与「因果的取向」，恐怕是不会入他们之眼的。

至于霸权又来自于何处，恐怕要回到沃勒斯坦对于当今社会科学的分析(《否思社会科学》)。一言以蔽之，沃勒斯坦指出当前「主流社会科学」(特别是美国式的社会科学)其实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理性嵌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而所谓「定量与定性的循环」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批量生产社会解释工具的流程图。这在当今中国其实体现的格外明显，陈家建在一篇综述国内政府管理研究的文献开头指出：国内的社会研究之中，「组织学研究」以及「政府研究」的比例是远高于美国的，而这归根结底源自于，那些掌握着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政府机关更需要能够为自己所用的社会研究。而所谓的一些对于基层治理以及企业管理无用的社会研究：譬如当代高中生之中的政治倾向乃至于社会行动(时常在新闻乃至于聊天记录之中出现的「抵制假期取消运动」)，则会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毫无用处而得不到经费。

面对这样一个不均衡的场域，即霸权性的定量以及与之结盟的定性以及其他边缘化的定性方法，其中社会资源不成比例的集中在进行定量研究的学者周围。我们忽然会发现，学生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许多时候不必然落后于学界。事实上，缺乏经费与资格的问题，对于想要研究劳工社会学、社会抗争乃至于互联网政治生态的学者同样存在，学者同学生同样一穷二白，但最终学生有着那些学者没有的锐气、勇气与决心，因此，我反而相信上面谈到的那些看似简陋，但实际上有着方法论依据的技巧，足以让我们通过一腔志愿者的热情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改造它。

稿件来自公民伯里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