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的宣传工作和文艺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以工农兵群众、普通劳动者为主角，为主要对象。那个时代的宣传，围绕 “人民” 展开，打破了此前为精英、权贵、资本张目的宣传格局，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第一次成为了宣传的主角、舞台的中心。

我们耳熟能详的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基层干部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普通战士雷锋、下乡知青邢燕子、掏粪工人时传祥，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没有特殊的背景，唯一不一样的是，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发出光和热，照亮了别人。他们的事迹成为了社会主义的象征和光辉榜样，被流传至今，激励着一代代普通的中国人。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个时代的典型，县一级的焦裕禄已经是少有的、最高级别的干部了。那个时候的劳动模范，也真的是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类似的，被志愿军总部及以上单位，正式授予特级/一级/二级英雄、一级/二级模范称号的英模，共计 400余名。其中连级为最高级别，共40余名，比较著名的有杨根思、杨连第(铁道兵)、张积慧(空军)等;排级为50余人，以孙占元、于泮宫为代表;班级150余人，人们耳熟能详的黄继光、邱少云、柴云振、胡修道等均为班长或副班长，其中不少还是火线当的班长;普通战士160余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整个立功的体系，就是以基层指战员为主体的，更准确的说，是突出普通战士。

同样，那个时代，反映人民军队的影视作品，也是以基层指战员为主体的。镜头聚焦的对象，一般情况下，部队最多到连队，政府最多到公社。文艺作品的主角，依然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美术作品，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粒粒皆辛苦》《送儿当红军》等，直接描绘工人劳作、农民耕耘、军民同心的场景，人物形象朴实鲜活，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模样;电影作品，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主角是农民、女工、普通战士，反映的或是在旧社会人民群众如何被变成鬼，又如何抗争，或者是新社会如何将鬼变成人，或者直接就是新社会下人们如何为集体而进行三大斗争。

这一时期的宣传，还摒弃了既往的精英视角，聚焦于群众的生产实践，如大生产运动、农业合作化、工业建设;群众的集体奋斗，如抗洪救灾、绿化荒山、兴修水利、支援国家建设;群众的精神追求，如为集体奉献、为国家分忧、互帮互助等。无论标语、口号，还是广播、墙报，都用人民群众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讲述群众自己的故事，强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宣传的形式，也由单向的灌输，转变为了群众的广泛参与，基层的墙报、黑板报由群众自己编写，宣传队、文艺小分队由工农兵群众组成，群众自编自演节目、自己创作宣传内容，讲述身边的人和事，有的还直接采用了地方剧的形式。群众参与、群众宣传、群众受益，人民群众不仅是宣传的观看者、聆听者，更是宣传的创作者、传播者，真正实现了宣传的大众化。这正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具体化。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普通劳动者淡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资本新贵，重新走到了宣传的聚光灯下。伟人时代，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为中心进行宣传的一系列做法。这种做法，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