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三)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我们还是从夸奖《工人事业》杂志开始吧。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与《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文章，标题为《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把这些意见分歧的实质表述如下：“我们不能只限于揭露阻碍它<工人政党>发展的制度。我们还应当对无产阶级的各种最近的日常的利益有所反应。”(第63页)“……《火星报》……实际上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同上)。马尔丁诺夫说出这一段话来，我们不能不表示感谢。他这一段话具有重大的概括意义，因为它实质上决不仅仅是概括了我们同《工人事业》杂志的意见分歧，而且概括了我们同“经济主义者”在政治斗争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我们已经指出过，“经济主义者”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马尔丁诺夫也正是这样滑下去的，因此我们也就同意选择他作为经济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典型例子。我们往下就会证明，无论《<工人思想报>附刊》的作者们，或“自我解放社”宣言的作者们，或《火星报》第十二号上所载的那封经济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们，都是没有理由因我们选定马尔丁诺夫而责备我们的。

(一)政治鼓动以及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斗争的广泛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是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刊物”同 时并进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间很快地激起了从事这种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们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供给他们一种叙述他们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种种实际情况的新传单，就纷纷写起工厂通讯来。这种“揭露性的刊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揭露的那个工厂里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发生很大的影响。既然各个企业和各种职业的工人们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叙述工人生活状况的实话”也就激动了所有的工人。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间，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一下”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的热情。这种“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工作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传单是一种宣战书，往往不愿等待战争本身的到来。这种揭露性刊物，照例是一经出现就成为强有力的东西，发生强大的精神压力。往往只要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一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必然使工人起来进行自卫的资本主义还存在，这种揭露工作是始终会保持这种意义的。现在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也还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就是对于某一个偏僻的“行业”里或某一个落后的家庭手工业部门里种种丑恶现象的揭露，可以成为唤起阶级觉悟、使工会斗争开始进行和社会主义开始传播的起点。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把全副精力用在这种组织揭露工厂情形的工作上面。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过分地忙于这种工作，竟然忘记这种工作本身其实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只是工联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揭露工作只涉及某一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它所得到的成绩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为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劳动力的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工作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地利用这种揭露工作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产生“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当做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现在，当《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向经济主义作了第一次攻击之后，这一点已经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们在下面就会看见，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

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 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也象只是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与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象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以我们如果不担负起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也像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黑暗现象揭露出来一样)?

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全面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业》杂志就不仅没有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后退。请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第3页)“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马尔丁诺夫，《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42页)“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和“修正案”:《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和第17页)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调，从《工人事业》杂志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编辑部的通知”为止，始终都贯彻在《工人事业》杂志中，并且这些论调显然都表现着对于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同一个观点。你们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这个流行于一切经济主义者中间的意见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不是正确呢?完全不正确。所有一切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刑，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侮城市的“老百姓”，同饥民作斗争，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勒索赋税，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兵士，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的不同“经济”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较不“普遍适用的”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苦于(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没有权利，苦于遭受专横和强暴压迫的所有的实际事例中，工会斗争中遭到警察压迫的事例显然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规模，只把一种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采用其他一般讲来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年以前!……),《工人事业》杂志曾经写道：“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当政府一出动警察和宪兵的时候”，“最近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1900年8月第7期第15页)。现在联合会已经把这个机会主义的阶段论推翻而向我们表示让步，说“根本不必要从一开始就只有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看看“联合会”这样否认它那一部分旧的错误见解的事实，就能比根据任何长篇议论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济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糟蹋到怎样的地步了!联合会该是多么的幼稚，竟以为这样抛弃它的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议论就能促使我们去赞同它的另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议论!如果在这里也说经济斗争必须尽量广泛地进行，要始终利用经济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经济斗争是最普遍适用的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手段，这岂不是更合逻辑一些吗?

联合会以为用“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个说法来代替犹太工人联盟(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中的“最好的手段”的说法是有意义的。我们实在很难说这两个决议中究竟哪一个好些;照我们看来，两个都很糟糕。无论联合会或是崩得，都滑到(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不自觉地，只是由于受了传统的影响)经济主义即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了。至于这里用的字眼是“最好的”，还是“最普遍适用的”，实质上是毫无差别的。假使联合会说“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采用的(而不是“适用的”)手段，那么这对于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的一定时期来说，就会是正确的，也就是对于经济主义者，对于1898—1901年间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来说，是正确的，因为的确这些做实际工作的经济主义者几乎仅仅是在经济基础上采用了 (是说他们一般地采用了!)政治鼓动。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思想报》和“自我解放社”也是承认并且介绍过这种政治鼓动的!《工人事业》杂志本来应当坚决斥责在进行经济鼓动这种有益的事情时缩小政治斗争范围的有害行为，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最普遍采用的(经济主义者采用的)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无怪乎当我们把这班人称为经济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大骂我们是什么“捏造者”、“捣乱者”、“圣使”、“诽谤者”等等;只好向大家哭诉，说这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说：“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有经济主义的错误”。啊，这些诽谤者，这些凶恶的人，政治派!整个经济主义不是他们仅仅由于有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吗?

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切实的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中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为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通过西欧的工会、俄国的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像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页即第四十三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要求，在这种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只要看一看维伯夫妇这两位渊博的学者(和“渊博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早就认识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着“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早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于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法律，为依靠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见，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只是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传统倾向!他们表面上是说要纠正《火星报》的片面性，说《火星报》“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比生活的革命化更重要”，而实际上却把为经济改良的斗争当做一种新的东西来款待我们。其实，“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话不过是意昧着争取经济改良而已。只要马尔丁诺夫自己仔细分析一下他所说的那些话的意思，那他自己就可以作出这个简单的结论。马尔丁诺夫拖出了他的一门最重的大炮来反对《火星报》,他说：“我们党能够而且应当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现象，消除饥荒等等。”(《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42—43页)具体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这难道不正是要求实行社会改良吗?我们现在要再一次问问没有偏见的读者;当工人事业派(恕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流行名词!)提出必须争取经济改良这个论点来表明他们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时候，我们称他们为暗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这是不是诬蔑了他们呢?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不仅应当根据经济斗争，而且应当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而马尔丁诺夫却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把阶段论复活起来，硬要使政治斗争一定按所谓经济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争取改良的所谓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经济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其次，马尔丁诺夫羞羞答答地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漂亮的论点来掩饰争取改良的斗争，而把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甚至仅仅是工厂方面的)改良当做一种特殊的东西提出来。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由于一时疏忽吧?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方面的”改良，那么我们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论点就会毫无意思了。也许是由于他以为政府只是在经济方面才可能实行和大体上会实行“让步”吧?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谬见了，因为政府在笞刑、身份证、赎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问题的立法方面，也可能作并且确实作过让步的。“经济方面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在政府看来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事，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不应当使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发生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我们是把经济改良看得更有价值，以为我们正是把这种改良当做特别重要的东西看待等等。马尔丁诺夫在解释他上面提出的那些关于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时说道：“这种要求，不会成为一种空话，因为这种要求既然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就能获得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可不是经济主义者!我们不过是像伯恩施坦先生、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尔·姆·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一样奴隶般地崇拜那些具体结果的“显著性”而已!我们不过是(同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说：所有不“能产生显著结果”的东西都是一种“空话”!我们不过是要大家知道仿佛工人群众不能够(仿佛工人群众—不管人们怎样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加到他们头上——并没有已经证明自己能够)积极支持对专制制度的任何反抗，支持那些甚至绝对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反抗!

就拿马尔丁诺夫本人所援引的那些关于消除失业和消除饥荒的种种“措施”的例证来说吧。《工人事业》杂志致力于——根据它自己的诺言来看——拟制和详细制定“能产生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以法案的形式吗?>要求”，而《火星报》却“始终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比生活的革命化更重要”，极力说明失业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的联系，警告大家说“饥荒已经发生”，揭露警察“同饥民作斗争”的行为和可恶的“暂行苦役条例”;同时《曙光》杂志又把论述饥荒问题的一部分《内政评论》印成了单行本的鼓动小册子。可是，天哪，这班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统主义者，这班对“生活木身”的要求熟视无睹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呵!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提出(这还了得!)任何一个，的的确确是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班教条主义者是多么可怜呵!应当叫他们到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那里去领教领教，好让他们懂得策略是同什么什么一起发展的什么什么增长的过程，好让他们懂得必须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对政府作经济斗争”!!)，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经常感到他们没有政治权利这个问题。”(马尔丁诺夫，第44页)我们把这段话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再拿来重复一次，而只是要来对马尔丁诺夫特别表示感谢，因为他发明了所谓“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样一个新鲜而出色的公式。说得真是妙极了!真是以独到的才能，极其巧妙地抹掉了各经济主义者间的一切局部的分歧和细微的差别，而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上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对政府作经济斗争”也就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却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二)马尔丁诺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有一位同志说：“近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真是出现了不少罗蒙诺索夫!”他指的是，许多倾心于经济主义的人都有一种十分奇怪的倾向，总想“凭自己的头脑”发现一些伟大的真理(例如说经济斗争将使工人碰到无权问题)，同时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态度鄙弃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已经提供的一切。马尔丁诺夫就是这样的一位天生的罗蒙诺索夫。你们只要瞧瞧他所写的《当前问题》一文，就能看出他在怎样“凭自己的头脑”研究那早已经由阿克雪里罗得说过了的东西(关于阿克雪里罗得这个人的名字，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当然是完全保持缄默的)，就能看出例如他已经在开始了解我们决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反政府态度这种道理(《工人事业》杂志第9期第61、62、71页;并参看《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回答》;该杂志第22、23—24页)等等。但可惜只是“在研究”和只是“在开始”，仅仅如此而已，因为他毕竟还根本没有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所以他还在说什么“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三年之久的时间内(1898—1901年),《工人事业》杂志一直在努力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然而——然而毕竞还是没有了解这种意思!也许这也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也象整个人类一样”始终都是只向自己提出能够实现的任务吧?

但是罗蒙诺索夫之流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许多东西都不知道(如果只是这样，那不过是一种小不幸!)，并且还表现在他们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才是一种大不幸，正是这种大不幸促使他们马上就来着手“加深”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罗蒙诺索夫-马尔丁诺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诺夫写了这本书<《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的斗争中的任务》>以后，已经过去许多时候了。社会民主党人在十年中间虽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他们……还没能给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熟了。我们如果愿意奠定这样的理论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加深普列汉诺夫曾经阐发过的那些策 略原则……我们现在对于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应当作出一个与普列汉诺夫所作的不同的定义<马尔了诺夫在前面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却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我们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是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了解，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作某种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

我们真应当为俄国的，而且为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获得了马尔丁诺夫所发明的这一套更严格更深奥的新名词庆贺。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一起)都认为：宣传员譬如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的最显著的例子，譬如举出某某失业工人的家属饿死，贫困加深等等事实，并竭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一个观念，即富者越富和贫者越贫的这种矛盾是多么不合理，并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把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的工作留给宣传员去做。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文字的，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口头的。宣传员应当具备的素质是和鼓动员不同的。例如，我们称考茨基和拉法格为宣传家，而称倍倍尔和盖得为鼓动家。想在实际活动中分出第三个方面或者第三种职能，并把“号召群众去做某种具体行动”归入这种职能，那就十分荒唐了，因为要是把“号召”看做单一的行为，那它不是理论著作、宣传书籍和鼓动演说的自然和必然的补充，便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例如，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谷物税的斗争来说吧。譬如说，理论家在论关税政策问题的著作中“号召”群众为贸易条约、为贸易自由而斗争;宣传员在杂志上也是这样做，鼓动员在公开演说中也是这样做。这时群众的“具体行动”就是共同签名向国会提出请愿书，要求不增加谷物税。这些行动的号召间接是出自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直接是出自那些把签名簿分送到各个工厂和各个住宅中去的工人。照“马尔丁诺夫式的名词”来讲，岂不是要把考茨基和倍倍尔两人都称为宣传员，而把分送签名簿的人称为鼓动员吗?

说到德国人的例子，使我想起了一个德国字：Verballhor-nung。这个字直译出来就是：巴耳霍恩式的修正。约翰·巴耳霍恩是十六世纪莱比锡城里的一个出版家。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并不象通常那样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旁边还放了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写了一行字：“约翰·巴耳霍恩的修正版”。从那时起，德国人讲到实际上是把东西改坏了的那种“修正”时，就说这是巴耳霍恩式的修正。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尔丁诺夫之流“加深”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时，我们就不由地想起巴耳霍恩的故事来……

为什么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发明了”这种糊涂观念呢?他是为了说明：《火星报》“也像普列汉诺夫在十五年以前那样，只注意到事情的一方面。”(第39页)“《火星报》至少在目前是过于偏重了宣传任务而忽视了鼓动任务。”(第52页)假使我们把后面这个论点，从马尔丁诺夫式的语言译成普通人的语言(因为人类还没有来得及采用这种新发明的名词)，那就是说《火星报》过于偏重了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任务而忽视了“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即社会改良的要求，——假使还可以把还没有发展到马尔丁诺夫那种程度的旧人类的旧名词再使用一次的话)的这个任务。请读者把这个论点同下面的一段议论对照对照吧!

“这些纲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他们始终都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略(由于他们怀有革命虚无主义态度)工人参加我国现有的工厂主厂务立法会议工作……或至少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

这一段议论的作者是把罗蒙诺索夫-马尔丁诺夫凭自己的头脑所想到了的那个思想说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一些了。而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附刊》(第15页)上的那位尔·姆·。

(三)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马尔丁诺夫提出他那个“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论”来反对《火星报》，实际上就是暴露他竭力想降低这种积极性，因为他把一切经济主义者所崇拜的那种经济斗争称为激发这种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称为表现这种积极性的舞台。这种错误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这远不是马尔丁诺夫一个人特有的本色。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以“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为限的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工作，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种工作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工作，而只会稍微把这种工作的方向改变一下。例如，德国党正因为它毫不松懈地努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所有一切(不管是涉及哪一个阶级的)专横和压迫、暴力和黑暗现象有所反应(并且是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用其他什么观点来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现实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与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主义者所谓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的这种宣传，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甫、显宦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处和弱点，就应当理解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各种诡辩，就应当懂得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着和如何反映着这些或那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从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只有根据具体的情况，只有把现在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大家都按自己的方式谈论着或者只是私下谈论着的，表现于某些事件、某些数目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之中的一切情形都就地立刻揭露出来，才能使人们获得这种认识。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虐待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鞭笞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拷打兵士，摧残各种最平常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的积极态度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感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这些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加到工人群众头上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没能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地揭露这一切可恶现象的工作。假使我们已经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连最平凡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欺压学生和教派信徒的，欺压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对这一切有所表示，就会今天辱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门前举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对教派信徒横加摧残的身穿袈裟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揭露出来的新的罪状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自己应尽的这个责任，而是自发地尾随在那种单以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为限的“口常的平凡的斗争”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第61页)，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为我们的缺乏修养和落后的状况辩护，并且加以赞美。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积极进行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发生这种号召的作用。当场抓住罪犯，在各地立刻当众加以谴责——这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示威计划等等。要号召， ——不是说什么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就只有就地来做，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我们就来谈谈“号召”吧。在春季事件以前，号召工人对当局判处大学生当兵这个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问题积极加以干预的唯一机关报，就是《火星报》。在1月11日“派一百八十三个大学生去当兵”这个命令一公布之后，《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件事情的文章(2月第2号)，而且它在任何示威都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直接号 召“工人去帮助大学生”, 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战行为。我们要问问大家：马尔丁诺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甚至把“号召”看做一种特别的活动方式，但他对于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号召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件出色的事实应当怎样来解释呢?既然如此，那么马尔丁诺夫宣称《火星报》片面，说它没有充分“号召”大家去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充满庸俗味道的说法吗?

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包括《工人事业》杂志在内——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落后工人的心理。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量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忿然排斥所有这些为“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斗争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对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方面的那些建议人说：先生们，你们真是白忙，你们拼命来干预我们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同时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的责任。你们说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说得太不聪明了，要知道这只是一种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的。要知道，你们当做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 “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现在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都正由那些听见过罢工而几乎丝毫没有听见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已进行着。要知道，你们总想以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加以维持的工人“积极性”，我们工人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是丝毫不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就能提出这种具体要求的。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积极性为满足;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的稀饭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仔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一切政治事件。为了这一点，就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东西 ，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应当比过去多千百倍地把这种知识供给我们，并且你们供给我们这种知识的方式也不要仅以议论、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们说句老实话!——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干的勾当都具体地揭露出来。请你们多多努力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善于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 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而多想点办法来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在上面的附注中，我们已经把偶然趋于一致的一个经济主义者和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恐怖主义者作了对照。不过，一般讲来，这两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关于这种联系，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并且在谈到培养革命积极性的问题时还必须讲到这一点。经济主义者和现代恐怖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自发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把它当做一般的现象讲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对于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初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强调“日常的平凡的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自我牺牲的斗争，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呵。但是我们的断语并不是不近情理的。经济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主义者崇拜自发的“纯粹工人运动”，而恐怖主义者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自发的激愤。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这种可能性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激情绪和革命毅力。由此可见，以上两种对于自发性的崇拜，都无非是在开始实现著名的《信条》纲领：让工人们去“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请《信条》的作者原谅我们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吧!我们以为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在《信条》中也说到工人在经济斗争中“感到政治压迫制度”)，而让知识分子们独自去进行政治斗争，——当然是用恐怖手段去进行这个斗争! 这是不能不加以坚持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和完全不可避免的结论，虽然那些开始实现这个纲领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结论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管那些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怀有怎样善良的愿望。善良的愿望会把人引入地狱，而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少的路线”上去，滚到《信条》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上去。而俄国许多自由派分子，无论公开的自由派分子或戴着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分子，都十分同情恐怖手段，极力赞助目前恐怖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产生，——它正是以从各方面帮助工人运动为己任，但同时又把恐怖手段包括在纲领中，并且力求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束缚的，——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具有卓越的远见，他还在1897年末就确切地预见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所要产生的这种结果(《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并且草拟了他那有名的“两个前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后来发生的一切争论和意见分歧，都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前途中，就像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

从上述的观点看来，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工人事业》杂志既没有抵挡住经济主义自发性的影响，也没有抵挡住恐怖主义自发性的影响。在这里，把“自由社”提出来为恐怖手段辩护的那种特别论据拿来谈谈，是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4页)，但是它注重这种手段的“激发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是表明那种驱使他们拘守 恐怖手段的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与衰落的阶段之一。承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第二，它所以值得注意，更因为这是不了解我们在“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方面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的例子。“自由社”宣传恐怖手段是“激发”工人运动的手段，即对工人运动给予“强大推动”的手段。这种论据的自相矛盾，真是再明显不过了!难道在俄国生活中还缺少足以激发人心的丑恶现象，因而还需要虚构出一种特殊的“激发”手段来吗?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于政府与一小群恐怖主义者的单独决斗也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生活中的种种可恶现象而十分激动起来，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的义愤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比我们所想象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这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的责任。“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代替鼓动，而公开承认：“当开始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时，恐怖手段的激发作用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8页)这正是说明，无论恐怖主义者或经济主义者都不顾春季事件的明证，还是轻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展自己在进行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我们已经看到，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因而也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这是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活动中绝对必要的和极其迫切必要的任务。但我们做出这个结论，是单从工人阶级对于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这方面出发的。然而只是这样提出问题，就未免过于狭隘，就会是忽略一切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民主任务了。为了尽量具体地说明这个原理，我们就从经济主义者感到最“切近的”方面，即从实践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关于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但请问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感到”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来解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也永远不能在这个任务范围内把工人的政治意识发展起来(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这个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隘的。我们所以认为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很有价值，绝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主义者的基本错误观点，即认为从所谓工人经济斗争内部，即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根据经济斗争，便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见解是根本错误的，——而正因为经济主义者恼恨我们同他们进行论战，竟不愿仔细想一想意见分歧的来源，结果就弄得我们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彼此无法理解。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我们故意选定这样一个生硬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激烈，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说些新奇的话，而是想使经济主义者好好“感到”他们不可饶恕地加以轻视的任务，感到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即他们所不愿了解的那种区别。所以，我们请读者不要着急，仔细地把我们的话听完。

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因为“与工人有联系”而心满意足，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中的黑暗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与工人进行谈话时，也往往不越出或者几乎不越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而关于革命运动史，关于我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问题，关于俄国和欧洲的经济进化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的报告和谈话则极少举行;关于在社会上其他阶级中有系统地取得和扩大联系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过。实际上，这种小组组员心月中的理想人物，多半象是工联书记，而不象是社会主义者——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工联书记，都经常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 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布置纠察队(目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各种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而言之，每个工联的书记都进行和帮助进行“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是工联会的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横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们可以把罗伯特·奈特(他是英国一个最强大的工联——锅炉工人联合会的著名的书记和领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较一下，可以试把马尔丁诺夫用来形容自己与《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那些对比的词句应用到他们身上去。你们会看到 (下面我就来摘录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是“号召群众去作某种具体行动”(第39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是从事 于“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第38—39页);罗·奈特“规定了无产阶级的最近的要求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第4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也在这样做，但是并没有拒绝“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们指出积极的行动纲领”(第41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42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43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注意于“片面的”“揭露”(第40页);罗·奈特偏重于“日常 的平凡的斗争进程”(第6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第61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变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与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63页)，而罗·奈特则“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63页)——而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已在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那里看到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 同时，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相信他“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虽然他这样做当然决不是因为他不想使社会民主党得到益处，而只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地去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加深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放弃或者导向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又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与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这方面的工作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有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的工作，但是在参加这些组织的(往往是因为某种关系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的)人们中间，对子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这种问题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机会到其他居民阶层中去进行工作)的材料，却几乎没有人去专门收集。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领袖缺乏修养时，我们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同“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相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间进行宜传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 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利用它在一切阶级的代表面前讲 话。我国既没有什么议会，又没有什么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一切阶级中间凡是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都召集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任务，而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谁忘记这一点，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问题方面，自己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没有耐心的读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新的指示，也直接说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有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特别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一切争自由的革命势力的先锋队的现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 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7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是的，这些话是说得很正确而且说得很好的;假使《工人事业》杂志懂得它这些话的意思，假使它不是在说这些话时又说了一些与此相矛盾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满意了。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确实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个“部队”中的人物都是些傻瓜，居然是单凭我们空口说白话就会相信我们是“先锋队”吗?不妨具体设想一下这样一个情况。假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说道：我们是先锋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么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间有头脑的人是不少的)听了这话，只会微微一笑说道(当然只是在心里这样想，因为他们往往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锋队’可真是个傻瓜!他甚至不了解，赋予工人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是我们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们也象西欧各国的资产者一样想把工人卷入政治，不过我们要把工人卷入的乃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而这个 ‘先锋队’对于工人阶级任务的说法也就是工联主义政治的说法!因此，就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甚至把自己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吧。我又不是小孩子，决不会为了招牌问题吵闹起来的!只要他们不受那班可恶的正统教条主义者的诱惑，只要他们能给那些不自觉地把社会民主党拖到工联主义轨道上去的人们留下‘批评自由’就行了!”

我们的这位立宪派一旦知道那些空谈社会民主党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运动几乎完全由自发性独占统治的今天还最害怕“轻视自发成分”，最害怕“轻视平凡的日常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等等，他就会由微笑变为哈哈大笑了!一个“先进的”部队居然害怕自觉性超过自发性，居然害怕提出一个使思想不同的人也不得不一致赞佩的大胆的“计划”!看来，他们也许是把先锋队和后卫队这两个词搞混了吧?

例如，你们考虑一下马尔丁诺夫的下面这段议论吧。他在第四十页上说，《火星报》的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们怎样散布不信任和仇恨政府的种子，但如果不能发展充分积极的社会力量来推翻它，我们便不能达到目的”。我们要顺便指出，这还是那一套 关心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而同时却力求降低自己的积极性的老调。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马尔丁诺夫这里当然是指革命力量(“来推翻”政府的力量)而言。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既然在平常的时候，各社会阶层一定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不能向他们指出积极的行动纲领，不能替他们指明应当用哪种方法来经常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自由主义阶层自己会设法为自己的最近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会使他们直接感到我国的政治压迫制度”(第41页)。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开始是说革命力量，说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他马上就偏到一边去了，而谈起什么工会的力量，什么为最近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来了!我们当然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各种分子为他们的“最近的利益”而斗争，但可敬的经济主义者，我们所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是各种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然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各个反政府阶层的”这种“积极行动”，我们不仅可以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的话。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各种分子“直接感到我国的政治压迫制度”,那末不仅他们自己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和专制政府的官吏自己就会首先最努力地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如果我们想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话——则应当设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现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局现状等等表示不满的人们感到全部政治制度的不中用。 我们应当负责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全面的政治斗争，使所有一切反政府阶层都能够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为这样的政治领袖，他们善于领导这种全面的斗争的一切表现，善于在必要时向愤激的学生、不满意的地方自治局人士，忿忿不平的教派信徒和受侮辱的国民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指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所以马尔丁诺夫所说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尽一种揭露现存制度的消极作用……我们只能打破他们对于各种政府专门委员会的种种希望”(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尔丁诺夫这样说，就证明他简直完全不懂得革命“先锋队”的真正作用。读者注意到这一点，就会懂得马尔丁诺夫所说的下面几句结束语的真正含义了：“《火星报》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与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我们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 (第63页)这个结论的真正含义就是：《火星报》想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由于误解以及缺乏修养，或者是由于信念而往往以这种政治为限)提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而《工人事业》杂志则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并且它还硬要大家相信，这是“在共同事业中完全可以相容的两种立场”(第63页)。多么纯朴天真啊!

我们再讲下去吧。我们有没有力量把自己的宣传鼓动推广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呢?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常常想否认这一点，而忽略我们的运动从1894年(大致说来)到1901年间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刚才开始的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当时决定只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而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企图，原是很自然很正当的;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间巩固起来。而现在则已经有广大的力量卷入运动中来，有教养的阶级的年轻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呆在那里(在1894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会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不会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都有社会民主党人，以便了解我国全部国家机构的内幕。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程度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运动已经使并且现在还在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可以得到支持，使第三部分人感觉到专制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和必然崩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所有一切不满的表现，是要把所有一切即使是还很微弱的抗议聚集起来并且给以推动，那我们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是常常有这种情形的)。不要说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始终是非常愿意听比较有才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的，而且在哪一个阶级中没有一些对无权地位和专横暴虐不满、因而易于接受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要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的分子、集团和小组呢?谁想具体认识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的一切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们就要向他指出，广义的政治揭露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中写道(关于这篇文章，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我们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问激起从事政治揭露的热情。决不要因为现在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惶惑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从事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演人说话并且鼓舞讲演人精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见值得向它控诉‘万能的’俄国政府的那种力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

工人阶级就是政治揭露言论的最好的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进行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便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刊物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资助卡特柯夫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刊物冲破书报检查的障碍， 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派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的俄国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在七十年代，甚至在五十年代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愿意阅读秘密刊物，愿意从这种刊物中问学习——用一位工人给《火星报》(第7号)的那封信上所说的话来说—— “怎样活和怎样死”的人民阶层，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过去许多倍。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越是广阔和强大有力，为了开始战争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人数越多和越坚决，这种宣战所发生的精神上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政治揭露工作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是使敌人所有那些偶然或暂时的同盟者离开他们的一种手段，是在那些经常参加专制政权的分子中问散播互相仇恨和互相猜忌的情绪的一种手段。

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些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下级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万能的”俄国政府了。所以他们只有当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真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多多地和不断地努力提高我们自己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在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上挂起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

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么我们的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位过分热心地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这样质问我们，并且已经在这样质问我们了。我们回答道：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的各种活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代表全民攻击政府，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并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那些能把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群众激发起来和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的冲突!

经济主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即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般民主运动的要求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甚至互相符合的事实。而这种不了解不仅表现于“马尔丁诺夫式的”词句，并且还表现于意思与这些词句相同的那种援引所谓阶级观点的论调。例如，请看《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基本缺点〈即夸大思想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不彻底的原因。它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决定立即转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象那些关心小孩子的“经济主义”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的语言来说——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斗争)“……而《火星报》又没有耐性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

是的，我们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耐心”“等待”一切“调和者”老早答应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们的经济主义者不再把自己的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的话来为自己缺乏力量辩护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是要在政治上教育工人，要在他们面前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一切方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问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们一起去揭露当局对地方自治局人士、教师、统计员和学生等等所举行的那种政治进攻的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难道这真是一种什么难以理解的非常“奥妙的东西”吗?难道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从1897年起就已经向你们反复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间争取拥护者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同盟者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是取决于在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中间的宣传工作的性质”吗? 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主义者仍然认为起初工人应当用“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方法积蓄力量(来实行工联主义的政治)，然后才“过渡到”——大概是从工联主义的“培养积极性”“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性!

经济主义者继续说道：“……《火星报》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常常离开了阶级观点，抹杀阶级矛盾，把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绪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举例来说，《火星报》对地方自治局的态度就是这样……”《火星报》似乎是“对这些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保证由工人阶级给以援助，而对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却只字不提”。读者只要看一看(在《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标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局》的两篇文章(该信作者们 所指的想必就是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所谈论的是政府对“官僚等级制的地方自治局所进行的那种温和鼓动”，对“甚至有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说工人对于政府反对地方自治局的斗争决不能采取旁观态度，同时号召地方自治局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用全力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作出强硬的激烈的表示。该信作者们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会不懂得”“有产阶级”和“官僚等级制的地方自治局”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局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去作激烈的表示，就是“夸大思想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局所持的态度怎样，也能“积蓄力量”去与专制政府斗争呢?所有这些我们还是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写这封信的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这句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蒙蔽阶级的对抗性”)。照他们的意见，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示威手段来当众指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来源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吧!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生运动高潮的前夜发表的，而这个学生运动的高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对于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维护那些惨遭军警毒打的学生的自发趋向，已经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自觉活动!

该信的作者们继续说道：“但是在其他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任何妥协，而出来，比方说，维护盖得分子的不肯容忍的行为。”我们劝那些在评论现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意见分歧时总是极端自信而轻率地说这些意见分歧并不重要、并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的人们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意思吧。有一种人说我们在说明专制制度同各种阶级相敌对这方面，在使工人认识各种社会阶层对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这方面，工作还做得非常之少，而另外有一种人却以为做这个工作就是“妥协”，大概是向“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理论妥协，——试问这两种人能否共同在一个组织内顺利进行工作呢?

我们在谈到农民解放四十周年时曾经说必须把阶级斗争灌输到农村中去(《火星报》第3号)，而在谈到维特秘密奏折的时候曾经说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4号);我们在谈到新颁布的法律的时候抨击了地主以及替地主服务的政府所施行的农奴制政策(第8号)，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局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8号;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 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评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宣言);我们揭露了《俄国报》 中那些狡猾的自由派分子的“无谓 的幻想”和“伪善的态度”(第5号)，同时又指出了政府刑讯室“对 和平的作家、老教授和学者以及著名的自由派地方自治局人士横施摧残”的狂暴行为(第5号，《警察对文坛的袭击》一文);我们揭穿了“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这一纲领的真正用意而对所谓“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就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的“宝贵的招供”表示欢迎(第6号);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家(第7号)而斥责了甘作工贼的统计家(第9号)。谁把这个策略看做是蒙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做是同自由派妥协，那他就是暴露自己完全不懂《信条》纲领的真正意义，并且实际上正是实行这个纲领，而不管他怎样表示拒绝这个纲领!因为他这样就是把社会民主党拉到“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道路上去，在自由派面前屈服，而放弃积极干预每个“自由主义”问题和确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态度的任务。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读者记得，这两个客气的字眼是《工人事业》杂志听见我们责备它“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间接准备基础”时用来回敬我们的。《工人事业》杂志社的人由于头脑简单，竟认为我们对他们的责备不过是论战中的一种谩骂手段，说凶恶的教条主义者决定用一切难听的话来骂他们，——的确，还有什么比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更难听的呢?于是他们就用黑体字米刊登 “反驳”声明，说这是“露骨的诽谤”(《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捏造”(第31页)、“虚伪”(第33页)。《工人事业》杂志在这方面倒象丘必特一样(虽然它不大象丘必特)，它所以生气，正是因为它自己错了;它的急躁的谩骂，恰巧是证明它自己不会思考对方的意思。其实，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 任 何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工人事业》杂志是否会否认这一点呢? 它是否会在大家面前公开地直爽地说出自己对于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迫切问题的见解呢?不会的，它绝对不会这样做， 因为它坚决采取一种可以说是“一味抵赖”的手法。我不是我，马不是我的，我也不是马车夫。我们不是经济主义者，《工人思想报》不是经济主义，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主义。这的确是一种颇为巧妙的和“机灵的”手段，不过这样做也有一点不便的地方，就是凡采取这种手段的机关报，人们都把它叫做“墙头草”。

在《工人事业》杂志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根本就是一种“幻影”(《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这些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好像鸵鸟一样，只要把头缩在翅膀底下，便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有许多自由派政论家，他们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凯歌，说马克思主义垮台了，甚至消灭了;有许多自由派报纸(如《圣彼得堡新闻》、《俄罗斯新闻》及其他许多报纸)，它们鼓励自由派把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和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传授给工人;有许多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的真实倾向已经由《信条》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有他们所著作的货色才能在全俄通行无阻，到处畅销;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已经活跃起来，尤其是在二三月事件之后，——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一种幻影吧!所有这些都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毫不相干的!

《工人事业》杂志以及发表于《火星报》第十二号上的那封经济主义者来信的作者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春季事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提高起来，反而使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胜任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超过了我们的积极性，是因为我们没有具备有足够修养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即熟悉各个反政府阶层的情绪，善于领导运动，把自发示威变成政治示威，使示威游行的政治性质加强起来等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于是，我们的落后性也就必然会被那些比较活跃和比较积极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无论怎样奋不顾身地顽强地与军警搏斗，无论采取怎样革命的行动，他们终究只会成为帮助上述那些革命者的力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就拿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只想仿效其弱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吧。为什么德国每次政治事件都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更加增强呢?就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比任何人都更积极地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计这种事件，都更积极地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议。它并不用经济斗争一定会推动工人感到他们的无权问题、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议论来安慰自己。它干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问题，例如威廉不批准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当市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开导德国人，说这其实就是同自由派妥协!)，颁布法令禁止“不道德的”图书的问题，政府干预大学教授人选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他们在一切场合都走在大家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振奋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结果，甚至那些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怀有尊敬的心情;所以，不仅是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么也往往会落到《前进报》编辑部的手里。

这就是对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答，《工人事业》杂志完全不能理解这种“矛盾”，只好举手高喊：“这是虚伪”!你们想想看：我们《工人事业》杂志最重视的是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这些我们都是用黑体字刊印的!)，我们警告大家不要轻视自发成分的意义，我们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本身，本身以政治性质，我们想保持我们与无产阶级斗争间的密切的有机联系!可是有些人说我们是在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究竟是谁在这样说呢?原来就是那些同自由派“妥协”，干预每一个“自由主义”问题(这是多么不了解“与无产阶级斗争间的有机联系”啊!)，对于大学生，甚至(这还了得!)对于地方自治局人士也十分注意的人!原来就是那些一般想要多花些力量(与经济主义者比起来)到各个非无产者阶级的居民中间去进行工作的人!这不是“虚伪”是什么?

可怜的《工人事业》杂志!它是不是总有一天会明白其中的奥妙呢?

END